四十岁撞大运-第27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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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６年，《义务教育法》第一次提出２０００年在全国范围内“普九”，并要求学校建有相应的图书馆、教学楼和运动场等硬件设施。后来成了很多地方教育部门的硬性任务。各省教育厅与各市（地、州）政府（行署）教委签订了双向目标责任书，各地上下级政府之间、政府与相关部门之间也签订了责任书，把“普九”纳入党政干部的政绩考核内容，“普九”得以全面铺开。但为了达到“普九”目标，本已困难的基层政府和教育部门不得不向外贷款或由施工队垫资，背上了巨额债务。据调查，截至２０００年“普九”验收前夕，四川全省已完成和正在推行“普九”的县的教育负债总额达３９亿元。同时，各地省级以下财政逐渐萎缩，地方财政逐渐难以承担教育投入，更加剧了各地的教育负债。
第三是拖欠教师工资。据中国教育工会１９９９年上半年调查，中国有２／３省、自治区、直辖市拖欠教师工资，目前累计已拖欠１００多亿元。即便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广东省，从１９９６年至１９９９年已拖欠教师工资６．４亿。据课题组调查的情况看，虽然现在情况要好一些，大部分县都能保证基本工资的及时发放，但不能足额发放却是普遍现象。
（四）师困
农村学校师资总体素质不高，队伍不稳，是农村中小学十分突出的问题。教师待遇差、工资低，许多骨干教师流向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公办教师人心思走，民办教师（代课教师）“亦农亦教”，使农村基础教育雪上加霜。
就拿潘云良到过的甘肃省礼县来说，全县共有学生１０多万人，而教职工不到４０００人；甘谷格板峪小学五个班级，只有崔纪成老师一人任教。再比如课题组成员在河南汝阳调研时发现，全县有代课教师７００人，有相当一部分小学没有一位公办教师，基本是初中毕业生教小学，有的连初中都没毕业，小学教育的质量可想而知。
（五）前景贫困
在辽宁省黑山县中心村调查时潘云良发现该村２０００级小学毕业生中有１４人未读完初中问起原因，大都认为经济上不划算。在家长看来只有孩子学习好将来能考上大学找到工作赚到钱孩子的学费才算花的值否则不如不念。
再加上近年来各地大学学费在不断上涨，这对农民打击很大。潘云良说，农民给我们算了一笔账：若要供子女４年大学，至少需负担４－６万元，这已经相当于普通城镇家庭５－１０年的全部积蓄了！这个费用，是边远贫困家庭所无法想象的，更何况上了大学也不一定能找到工作。统计表明，目前农村辍学孩子中，有近一半是因为升学无望。更多的是因为看不到上学能带来什么好处，前景无望才是农村九年义务教育难以巩固的深层原因。
思考与出路
农村教育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课题组的报告认为，首先应给予农村孩子以平等受教育的机会，义务教育应真正落到实处；其次，必须加强农村师资队伍建设，没有合格的老师，不可能出合格的学生；最后，必须思考九年义务教育的内容。
“如果教育的内容仅仅是为了考大学，那么农村学生又有几个能考上？”潘云良说。
为此，课题组建议：
（一）义务教育城乡统筹兼顾
中国农村教育面临的最主要困难是教育负担不公平。城市推行九年义务教育，教育费用基本上由政府承担，而农村的九年义务教育，费用绝大部分由农民自己承担。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县乡财政与农民负担》课题组的调查结果显示，目前我国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实际上主要还是由农民们自己负担的，在全部投入中，乡镇一级的负担竟高达７８％左右，县财政负担约９％，省地负担约１１％，中央财政只负担了２％。
国家教育经费的不足是一个众所周知的现实，“问题是这些有限的教育投资，大部分还被锦上添花地投放在基础较好的城市学校，尤其是其中的重点中小学。这对急需雪中送炭的农村来讲是多么的不公平。”说起这个话题，潘云良很激动。
有鉴于此，课题组认为，必须逐步取消城乡分割的教育投入机制，中央和省级财政要加大对县级、尤其是贫困地区转移支付力度，逐步压缩高等教育经费所占的比例，教育投入逐步向义务教育倾斜。
同时，应逐步调整义务教育负担的比例，应由县级统筹为主逐步转向省和中央为主。从课题组调查的情况看，要县级财政扛起农村义务教育的重担，县级财政恐怕难当重任。首先，县级的“财权”远远小于它的“事权”，目前国家财政总收入中中央占有了５１％，县乡两级只能分享约２０％，而１９９９年全国５７２１．５７万在校初中生中，农村学生占５７．２％，１３５４７．９６万小学生中农村学生占８０％。其次，中央的转移支付不足以解决落后地区义务教育的现实问题，很明显，越是落后的地区教育投入越是不足。虽然，中央自１９９５年就启动了“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和“义务教育危房改造工程”，但这两项投入只占全国义务教育总支出的１％。最后，我国义务教育还有巨大的资金缺口需要填补。财政部１９９９年的调研认为，要全面达到“普九”标准，至少还需要对１０５３个县投入资金总计约３５４亿元；截至２０００年４月，全国共拖欠教师工资７６．６８亿元；此外，农村税费改革后，农村教育附加费将被取消，课题组估计这个需要填补的资金缺口约有２００亿元，三项合计资金缺口达６３０．６８亿元。这显然是“以县为主”难以解决的问题。
潘云良说，他们认为，义务教育经费工资部分应由中央统筹。粗略地估计和测算：农村义务教育支出中最重要的是教师工资。中国农村小学教师有３８０万人，如果中央政府能够保证其每月５００元的收入，需要２３２亿人民币。全国农村还有中学教师２２３万人，如果保证其每月８００元收入，总费用是２１４亿人民币。两项加起来是４４６亿人民币，占２００２年全国财政总收入的２．３％。用中央财政来支付义务教育中最大的一笔教师费用，完全可行。义务教育的其他经费如校舍、教学仪器、设备等由省、县两级负担。
“做到这一点，才是名正言顺的义务教育，才能稳定农村义务教育的教师队伍，才能巩固和发展农村九年义务教育成果。”潘云良说。
（二）加强农村师资队伍建设
我国８００万农村教师，承担着６６００万农村中小学生的教育，肩负着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并将我国沉重的人口负担转变为高素质人力资源的神圣使命。关注８００万农村教师的生存和生活，是确保农村教育发展的关键。
综合课题组在各地了解的情况来看，农村教师队伍整体素质仍有待提高。相当部分农村教师教育观念陈旧，知识老化，方法落后，难以适应教育改革发展的需要；学历达标与能力达标存在较大落差，进一步提高农村教师实际教学能力，仍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农村教师中民转公教师多，代课教师多，层层拔高使用的多，教师整体水平难以保证。此外，由于待遇低、工资拖欠、专业教育程度低、师资来源复杂、管理松散等多方面原因，造成一些农村教师工作责任心、职业意识淡漠。
潘云良说，在调查中，我们也体会到农村教师的艰辛。许多农村教师工资水平较低，一些津补贴至今未得到解决，城乡教师实际收入差距大。为此，各级政府应切实解决农村教师待遇问题，并加强农村教师的培养和管理。
（三）调整农村九年义务教育内容
课题组认为，教育体制僵化，办学形式单一，农村基础教育脱离农村经济发展需要，缺乏与农村社会的血肉联系，这是当前农村教育问题的突出表现。
在教育体制上，农村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各成体系，实行条条管理，各自强化，没有充分利用农村中、小学已有的教育设施和相对雄厚的师资力量办职教和成教，而是另起炉灶，占用了有限的农村教育资源，制约了农村中、小学教育的发展。由于农村职教和成教的设施、经费和人员很难一步到位，造成农村职教、成教流于形式，收效甚微。在办学形式上，一是乡、村政府包揽办学，缺乏社会团体、其他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人的积极参与，阻断了农村基础教育办学资源的源头之水；二是走升学教育之路，形成“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的升学模式，专业技术教育和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含量太低，造成一方面大量的无一技之长的初、高中毕业生待业，另一方面，乡镇企业缺乏大量的初、中级技术人员、经营管理人员和有一定技术基础的工人的尴尬局面。在教育投入方式上，形式上强调政府投入为主，其他形式为辅，而事实是政府投入不到位，镇乡领导直接或间接鼓励学校通过各种形式的乱收费来补充教育经费的不足，使得学校校长在夹缝中生存——一方面要为学校的正常运转和发展筹集资金，另一方面又要随时准备为乱收费承担责任。
中等职业学校普遍出现生存危机，农林中专更是难以为继，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是这些学校并不能为农村学生带来很好的就业出路。为此，课题组建议，农村教育的重点应放在提高农村人口的素质，培养适应三农多样化需求的人才上，而不是只有考大学一条路。
因此，潘云良说，农村九年义务教育必须从目标、内容、形式、结构和布局诸方面彻底改革，尤其要积极建立农村高等教育体系。发展农村高等教育，不是要把农民禁锢在农村，一切阶层、城乡之间的流动照常展开，只是要在这个前提下，让农村与城市共同发展，各自寻求自己的发展模式，而不是让农村跟在城市后面，自然而缓慢的“城市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