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度东风吹世换-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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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亲四戚间串门，东家长西家短地嚼舌头，明清话本小说里描写的这类女闲人很多。
由此观之，闲人是吾国传统社会里一大特色，是中国文化里一个特殊的文化现象。用正统的西方阶级斗争学说去分析我国古代社会，往往忽视了闲人的存在，最多把《梦梁录》里的第六类列入流氓无产阶级的范畴，把一、二类归入地主阶级的附庸知识分子阶层里，道理不是没有，但却忽略了一、二、三、四、五、六类闲人，还有女闲人的一个共同特点，那便是一个“闲”字。如果仅仅从表面上做文章，好象同样也可以按照《梦梁录》那样去定义西方的闲人，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强调闲人的中国特色？
问题出在产生闲人的渊源不同。如《梦梁录》所论，闲人的概念肇始于战国时期，“孟尝君门下三千人，皆客矣。”孟尝君是战国时期最有影响的养食客者，有个叫冯欢的，家贫，听说孟尝君好客，便去依附他，他从要房住，要鱼吃，到要车坐，孟尝君都一一满足了他，可当他进一步提出要孟尝君给他一个家时，孟尝君不高兴了。孟尝君靠自己的食邑养三千食客有困难，就叫他去催收以前在薛地放的债，可他一到薛，便把债契一把火烧了，孟尝君大怒，把他召回责问，他指出这样做是为了帮助孟尝君建立爱民的形象，孟尝君听了后懂得了冯欢为他营造形象的苦心，便请他原谅。后来他说动了齐王恢复对孟尝君的信任，而就在孟尝君在齐王面前失宠之时，那三千宾客都不辞而别，只有冯欢一个人在危难时候帮助了孟尝君，孟尝君这时候才真正明白了冯欢烧债契的先见之明，可见食客里还是有真才实学的。战国时候，养食客的不止有孟尝君，赵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他们都养有上千人的食客。这些食客都是他们在政治斗争时的爪牙、谋士，自然是必不可少的。
以后，养食客的风气扩大到大商人，如吕不韦，到一般的大官僚，这一传统一直保持到清末，只不过人数大大减少。减少的原因在，不象战国时期，王侯都有大的食邑，其经济条件足以支持庞大的食客群，后来的大官僚养食客的经济来源，少数来自自己的俸禄，多数来自朝廷的拨款，最多也不过象曾国藩那样养几十人而已，这样的食客组被称为“宾幕”。宾幕的形式推而广之，便是有钱人家里的三、五个清客相公，功能上则退化为富贵人家子弟找乐子、凑趣、出主意，当然，待遇也相应减少到蹭饭吃了。
由于原始食客大部分闲着无用，所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就象孟尝君的食客冯欢那样，平时养尊处优，关键时刻看贡献，这样的习性被后来的闲人继承了过来，这才有了一个“闲”字。“闲”字到了两汉以后，靠老庄学说，又有了理论深度，于是闲人便闲得心安理得，闲得越发有水平了。
穷苦的闲人往往是历朝造反时的积极分子，即使到了土地革命时期，也依然如此，陈忠实的《白鹿原》里的农会就靠这些人建立起来的。后来解放初期土改时组织农会斗争地主，这些人也踊跃参加，他们闲得家徒四壁，甚至上无片瓦，却有的是空闲，如何不踊跃参加农会？所以后来进入农会领导班子的也就比较多。1964－1965年的四清运动里清理多吃多占，所谓被阶级敌人拉下水的基层干部中，就有许多是解放前的闲人，其实把他们的搞腐化说成是阶级敌人拉下水实在是冤枉，那时地主富农在农村形同罪犯，有何资本来拉拢他们？他们之所以丧失革命意志，主要还是一个“闲”字在作怪。
解放后食客风气表面上消灭了，因为没有哪个人敢养食客，而且也养不起食客，但闲人的作风并没有绝迹，如果环顾周围的朋友中，或许你能够找到几个古代闲人的影子。电视连续剧《闲人马大姐》里的马大姐便是其中之一，马大姐退休在家以后在街道闲着无事，无事便找闲事，闹了许多笑话。比马大姐还要闲的是胖子潘大庆，一个在社会上鬼混的京师青年，似乎是闲人马大姐养的一个闲人，有事没事往马大姐家里跑，嘴里爱唠叨什么：“咱有钱人！”但“有钱人”常来马大姐家，目的还是一个蹭饭吃。
我有一些高中同学也特爱串门谈天，虽说不是专门蹭饭，但闲谈的时间却特别充裕，有时可以谈上三天三夜。长夜清谈，却略无倦色。那时侯大家钱都不多，谈饿了就去小面店各付各的帐吃碗小面，然后继续开谈。从天上到地下，从政治到艺术，从科学到玄学，从历史到女人，总之，无所不谈。我曾经加入过这样的清谈小组，不能不承认在这些闲人活动里得到过极大的乐趣，特别是内中几个同学，天生的会凑趣，你任何专业，任何业余爱好的话题，他都能接上，还能够不失时机地启发你的表现欲，使你从谈话里感到自己的价值而快乐，他们真正有古闲人遗风也！后来太忙，加之在外地工作，也就自动脱离了准闲人的组织，但我仍然怀念那时虽然穷，却也快乐的闲人时光。最近十多年来，闲人同学们又创造了新的活动方式，那便是“同学会”。前年的同学会是庆祝高中毕业几十周年纪念，曾经向在美国的我发过邀请函，我自然无法赴会。后来听说大家租了一所渡假村在里面聚谈了两天两夜，而渡假村的钱是一两个大款同学付的，再也不是过去那样各付各的帐的窘境了，似乎其他人都成了大款同学的食客一般，复古也真复到了家。
古典的闲人生活于我虽然绝了缘，然而，……和这个论坛上大多数人一样，有了网，却又以虚拟的面目变成了信息化时代的闲人，谁说不是呢？
春日怀想录
〔文／梁惠王〕
一提起古文，很多人就要说唐宋八大家，我也曾拿了他们的文章苦读，却死活读不出感觉。简直是青菜豆腐，寡淡无味。明朝的后七子说“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我真想跟他们握手，泪眼婆娑地从咸咸的嘴里迸出三个字：“知音啊！”
古文里除了一些先秦经典之外，我最喜欢的就是汉代的诏令了。读《汉书》的时候，每每遇到诏令，就有抄写和背诵的冲动，借用五四散文家们的口吻来感叹，就是“那是怎样朴茂渊雅的文章啊”，除此之外，我会觉得没有什么词可以表达我的心情。“朴茂”这个词也是跟吕思勉这个老头子学来的，他虽然“博学”，却不够“鸿词”，胸中的单词量真的不大，读他的《经子解题》，谈到他自己喜欢的文章，他除了“朴茂”，还是“朴茂”。唉，也许真的只有这个词是最恰当的罢。虽然我想说，学者们读书固然很多，但是一碰到表达的时候，反比不上不学无术的“文学家”们，后者把无说成有的本领那真是天生的。
今天温经累了，又翻翻笔记，有一本笔记上抄满了密密麻麻的字，七歪八倒的，我自己都有些脸红。你们知道，我的钢笔字是很牛比的，迄今为止我还没碰见一个熟人比得过我。有的人敝帚自珍，说我的不如他（她）的，其实他们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但是我的字要是不认真写，也是很烂的。比如这些字就比较烂，但那文章却极好，都是汉代的诏书，是我以前为了背诵的方便而特意抄录的。我抄书，一度因为有人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实践了这么久，我才要学毛主席他老人家说一句“我看不见得”。当然，好文章抄撮在一起，的确读起来比较方便，所以我怀疑那句俗语的真正意义在此。
这些诏书我曾经读得很熟，差不多都能背诵，现在竟也生疏了。在这里顺便说一句，我年轻的时候，宋词能背数千首，同一个词牌多的就能背几十首，甚至别人念一首词的前几句，我就知道它的词牌名。真是看不见的“财富”啊，那时我认为这些“财富”可以保存到死，“金城汤池，子孙帝王万世之固也”。可是没想到现在也忘了十之七八，记性真不可恃！“年一过往，何可攀援”，不服老不行。孔子说：“学而时习之。”我怀疑这句话他老人家也是在老之将至的时候说的。
慨叹了一声，开始温习。读下去，停住了，文帝元年春天的一篇诏书很有意思：
〖方春和时，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乐，而吾百姓鳏寡孤独穷困之人或阽于死亡，而莫之省忧，为民父母将何如？其议所以振贷之。又曰：老者非帛不暖，非肉不饱。今岁首，不时使人存问长老，又无布帛酒肉之赐，将何以佐天下子孙孝养其亲？今闻吏禀当受鬻者，或以陈粟，岂称养老之意哉！具为令。〗
春天是万物萌生的时节，古代人看见草木生长的样子，觉得它们应该很快乐，如果抛开阴阳五行哲学不管的话，这些看法还是很有想象力的，简直有点像童话。既然草木都这么快乐，有些作为万物之灵的人却过得这么糟糕，实在有点不应该。所以诏书里说要给这些过得糟糕的人发点救济品，让他们和草木起舞，也快乐起来。《诗经》里说：“隰有苌楚，猗傩其华。夭之沃沃，乐子之无知。”这是人艳羡草木无知无识，不像他们一样能感受痛苦的。但我要说一句，这虽然是诗，看法却稀松平常，溢不出我们大多数人的联想之外。反不如本应庄敬严肃的诏书更有性灵之趣了。
读到这里，于是我不读了，决定放下书本去踏青，看看草木畅茂，其乐只且。
好名的汉文帝
〔文／梁惠王〕
汉文帝刘恒是西汉的一代明君，后世士大夫们提起他，脸上无不露出一副温情脉脉的神色，显得非常陶醉。他们认为这样的君主才是封建社会罕有的亮色，足为楷模。说老实话，这点的确应该承认，文帝是比较贤明的君主，不过他也有自己的可笑弱点，就是过于爱好声名，有时甚至达到了虚假的地步。
一个人爱好声名，看似是件好事，实则也很难说。较早的时代，上至王公卿相，下至贩夫走卒，只要能留名竹帛，无不想实现而甘心焉。所以有钱的就铸个把大鼎，把大名往上刻；没钱而又自负其才的，或者去当门客，或者去当刺客。如果有老母要赡养，不得已躲在闾巷里屠狗杀猪，那是无可奈何的事，他们自己也以为是污点，说出来都惭愧得不行。王侯们铸鼎留名的动机既然不纯，和我们老百姓的关系也不大。我们这些碌碌无为的民众喜欢的是青天大老爷包拯这种类型，因为他能帮我们伸冤报仇，解决吃饭穿衣这类实际问题。所以相对包青天而言，那些铸鼎自娱的王侯将相，我们顶多艳羡一下，感慨自己不能到达那位置罢了。
而且更重要的是，对于声名实质的理解，每个人都有不同。暴君秦始皇也爱惜声名，他对声名的理解和普通人是不同的，他认为自己“平一宇内，德惠修长”，“圣德广密，六合之中，被泽无疆”，可至万世而不朽，因此到处刻石，“光垂休铭”。而老百姓却觉得“天下苦秦久矣”，恨不能和他同归于尽。所以说，爱惜声名并不能让人一定做好事，还得首先要分清“好名”和“臭名”。秦始皇肯定不会认为自己“执敲扑而鞭笞天下”是臭名昭著的行为。后世的桓温大概知道了，但是他说“不能流芳千古，宁可遗臭万年”，破罐子破摔，他的意思是你看着办罢，反正我不能白活这一世，“人过留名，雁过留声”，我好歹得向后世证明一下，我不是没存在过，我“活过，恋爱过”，还有——造反过。如果桓温当初反叛成功，他可能就被谥为太祖高皇帝了。就像曹操，干的不也是篡位的事吗，可人家被响当当地谥为魏太祖，在《三国志·魏书》里神气活现地排着首位。
当然，汉文帝不属于我们上面说的这些情况，他是很能分清好名恶名的，而且始终坚决地向着好名的路上一路狂奔。他也很有智慧，能在当时波谲云诡的政治环境中坐稳皇帝的位置，并使国势蒸蒸日上，很不简单。他颁布的一系列政策，既打击了权臣，又削弱了诸侯王势力，还留下了仁厚的名声，手腕实在高明。但是他好名显然好的过了，有时候不但是好名，甚至是死要面子，显得有点虚假。
文帝本来是刘邦的庶子，在代国当一个小小的国王，能当上皇帝完全是撞了狗屎运，所以开始接到长安的征书还不敢答应，好不容易被中尉宋昌劝服，去长安上任，群臣劝他立太子，他假惺惺地说：“诸侯王和功臣们的子弟这么多，何必一定立我的儿子，如果我真的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人家一定以为我忘记了贤德之人而私爱自己的儿子，这不是为天下百姓忧虑的做法啊。”好像显得自己有多么高尚，想学尧舜禅让天下了。实际上怎么样呢？文帝对皇位的继承并非很洒脱，在有司的劝告下，他马上喜滋滋地立了自己的长子刘启为嗣，而且把在诛除诸吕的斗争中功劳最大的两个宗室朱虚侯刘章和东牟侯刘兴居黜落，仅仅割了齐国的两个郡，分别分封他们两人为城阳王和济北王了事。而先前功臣们是答应事成后封刘章为赵王，封刘兴居为梁王的，只不过文帝听说刘章和刘兴居起初想拥立他们的哥哥齐哀王刘襄为皇帝，心里大为不满，才故意贬低他们的功劳。济北王刘兴居因此一直心怀不满，后来听说文帝亲自率兵北击匈奴，长安空虚，还趁机发兵叛乱。文帝听到消息，立即回兵长安，派棘蒲侯柴武平叛，济北王兵败自杀。文帝如果不在意皇位，又何至于气得人家济北王发兵造反呢？所以他开始推辞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摆出一副要传位给其他贤能的架势完全是为了沽取虚名，假模假式。
也许有人会说，仅仅通过这件事来判断文帝好虚名的话，是不是太武断了。人家文帝也有可能因为当时局势紧张，权臣在侧，不得不摆出一副像尧、舜学习的姿态，并不是好名。那么下面这个例子应该可以确凿无疑地证明，文帝有时候表现出来的“仁”是表面现象。
那是和淮南王刘长有关的事了。刘长是刘邦最小的儿子，从小得到吕后的庇荫，非常骄横。文帝即位后，他自以为和文帝血缘最亲，更是有恃无恐。每年从封地入朝时，文帝给他面子，让他和自己同车打猎。这厮却给点颜色就开染坊，开口闭口称文帝为“大兄”，要知道文帝虽然是他哥哥，但毕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