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黄昏-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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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任大总统。
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以清廷的名义，颁布了宣统皇帝退位诏书。其文曰：
“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暌隔，彼此相持。商辍于途，士露于野。徒以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立宪共和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
上述诏文，由张謇幕僚杨廷栋捉刀，经张謇润色，袁世凯审阅，最后由隆裕太后发布。《退位诏书》最后说：“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中华两千年帝制之终结，说得如此轻松，真是大手笔！
同日，袁世凯代表民国政府颁布《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条件》、《优待皇室条件》。其主要内容是：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以待各外国君主之礼相待；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岁用四百万两，俟改铸新币后，改为四百万元，此款由中华民国拨用；大清皇帝辞位之后，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等等。
于是，溥仪和清朝皇室得以继续留在了紫禁城中称孤道寡。对6岁的溥仪来说，生活没有任何改变。
张勋兵变
溥仪6岁开始在毓庆宫读书，9岁开始写日记。当时的宫廷事务，由载沣和隆裕太后处理。其间袁世凯称帝108天的时候，以乾清门为界，袁世凯在前朝称孤，溥仪在后廷道寡，两个都不是皇帝的人一起上演着做皇帝的好戏。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当上大总统，段祺瑞是内阁总理。黎、段意见不合，时有冲突，史称“府院之争”。黎元洪当时是光杆司令，为了抗衡段祺瑞，他决定征召张勋率军入京相助。
张勋在清朝时任江苏巡抚兼署两江总督。袁世凯当大总统后，张勋任长江巡阅使、安徽督军。宣统退位后，张勋禁止部下剪辫，以示忠于清室，被称为“辫帅”，他的兵也被称为“辫子军”。张勋以调解“府院之争”为名，于1917年6月，带3000辫子兵入京。6月30日夜，张勋等潜入故宫，与陈宝琛等会议，将复辟事告知前清宗室。7月1日凌晨，张勋穿纱袍马褂，戴红顶花翎，率康有为、王士珍等50余人进入宫中。
溥仪在养心殿召见了张勋。张勋说：“共和不合咱的国情，只有皇上复位，万民才能得救。”溥仪说：“我年龄小，当不了如此大任。”张勋给溥仪讲了康熙8岁做皇帝的故事。溥仪说：“既然如此，我就勉为其难吧！”溥仪将当天改为宣统九年五月十三日（7月1日），连发九道上谕封官授爵：封黎元洪为一等公；授张勋、王士珍等7人为内阁议政大臣；授梁敦彦等人为各部尚书；授徐世昌、康有为为弼德院正副院长；授赵尔巽等为顾问大臣；授原各省督军为总督、巡抚；授张勋兼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仍留北京；冯国璋为两江总督、南洋大臣等。而许多被任命的人事先不知道，事后也根本不承认。溥仪还要求全国“遵用正朔，悬挂龙旗”。当天，北京街上出现大门挂龙旗的现象。
然而，黎元洪拒不受命，避居日本公使馆，电令各省出师讨伐；电请冯国璋代行大总统，重新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湖南等省督军通电反对复辟。3日，段祺瑞组织讨逆军，自任总司令，讨伐张勋。6日，冯国璋在南京就任代理大总统，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7日，北京南苑航空学校派飞机向宫中投下三枚炸弹。太妃们有的钻到桌子底下，有的吓得惊叫，太监们更为惊慌，宫里乱成一团。同日，讨逆军在廊坊大败张勋。12日，讨逆军进入北京，张勋逃到东交民巷荷兰公使馆内。溥仪的师傅和父亲替他拟好批准张勋辞职的谕旨和退位诏书。这是溥仪的第二个退位诏书，溥仪看了放声大哭。这年溥仪14岁，历时12天的闹剧就此结束。
被逐出宫
溥仪复辟的一个后果是：许多人觉得“宣统太不安分了”！留溥仪在宫中，就等于给中华民国还留着一条辫子。旧皇宫成为复辟势力的大本营。于是，引出北京政变。
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改所部为国民军，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11月4日，民国政府国务会议讨论并通过冯玉祥关于驱逐溥仪出宫的议案。5日，正式下令将溥仪等驱逐出宫，废除帝号。
溥仪被逼出宫，事情来得突然。北京警备总司令鹿钟麟，限溥仪等要在2小时内全部搬离紫禁城。溥仪觉得太匆忙，来不及准备。他想找庄士敦、找醇亲王商量，但电话已被切断。这时隆裕太后已死，敬懿（同治妃）、荣惠（同治妃）两位太妃死活不肯走。载沣进宫，也没有主意。鹿钟麟极力催促，声言时限已到，如果逾时不搬，外面就要开炮。王公大臣要求宽限时间，以便入告，尽快决定。鹿钟麟对军警说：“赶快去！告诉外边部队，暂勿开炮，再限二十分钟！”内务府大臣绍英入告溥仪，限20分钟，否则要开炮。溥仪在修正优待条件上签了字，决定出宫，去醇亲王府北府。溥仪交出“皇帝之宝”和“宣统之宝”两颗宝玺。当日下午4时10分，从故宫开出五辆汽车——北京警备总司令鹿钟麟乘第一辆，溥仪乘第二辆，“皇后”婉容、“淑妃”文绣及其他亲属、随侍人员乘第三辆、第四辆，警察总监张璧乘第五辆，首尾相连地直奔溥仪当年的出生地——醇亲王府北府。这年溥仪还未满20岁。
在天津七年
1925年2月，被逐出宫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化妆从北京逃到了天津，随后入住张园。之后皇后婉容和淑妃文绣也赶到了这里。
张园的主人张彪，原来是张之洞亲信，为了迎接溥仪的到来，他买了许多日常的生活用品和欧式家具。在张园住了一段时间之后，溥仪觉得这里要比北京的紫禁城舒服得多。用他的话讲是：没有紫禁城里我所不喜欢的东西，又保留了似乎必要的东西。在张园，溥仪再也不受宫里那套规矩的束缚了，也不再穿那套笨拙的龙袍，而是穿着普通的袍子马褂，或者西装，但这并不影响那些政客遗老们给他叩拜。这里虽然没有琉璃瓦，没有雕梁画栋，但备有抽水马桶和暖气设备的洋楼显然要比养心殿舒服得多。尽管在张园的经济状况和紫禁城比起来要差得多，但溥仪很快便被眼前这座大商埠城市所吸引。
到了天津之后，婉容与文绣之间的疙瘩越结越大，文秀后来回忆说：“在天津虽然我们同住一幢楼房里，但无事谁也不和谁来往，形同路人。婉容成天摆着皇后的大架子，盛气凌人，溥仪又特别听信她的话，我被他们俩冷眼相待。”文秀忍无可忍，数次自杀未遂，最后在妹妹的帮助下逃离张园，并诉诸法院成功地与溥仪离了婚。溥仪后来回忆说：“这与其说是感情上的问题，倒不如说是由于张园生活上的空虚。其实即使我只有一个妻子，这个妻子也不会觉得有什么意思，因为我的兴趣除了复辟，还是复辟。”
1929年7月9日，溥仪由张园迁至曾任驻日本公使陆宗舆的私宅“乾园”。溥仪将“乾园”改为“静园”，取静观其变，静待时机之意，说明当时的溥仪时刻不忘“复辟”。溥仪在静园又居住了两年多的时间。
出任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决心在中国东北建立傀儡政权，他们看中了溥仪。为了急于把溥仪从天津带到东北，除指使特务在溥仪的果品筐里放炸弹，写恐吓信，还制造了“天津事件”。这次行动的幕后总指挥是日本陆军大佐，被称为“中国通”的土肥原贤二。11月8日晚，土肥原贤二指挥张壁、李际春组织的汉奸便衣队2000多人，等海光寺日本军营警钟一响，都从日租界出动，分赴马场道、草厂庵、鱼市一带开枪射击。驻天津日军司令部立即下令占领了日本租界的外围线，断绝了与中国管辖市区的交通，并把溥仪居住的静园严密封锁起来。在一片混乱中，土肥原实现了秘密将浦仪带出天津的计划。
1931年11月10日傍晚，按照计划，瞒过所有的耳目，由祁继忠把溥仪藏进一辆双座敞篷汽车的后箱里，带出了静园。此后，溥仪换上日本军装，改乘日军司令部的军车，畅行无阻地到了英租界的一个码头，登上一只没有灯光的小汽艇，在十多名日本兵的护送下，顺利地逃到大沽口，然后，溥仪被送上日本商船“淡路丸”号，13日到达营口市的满铁码头。18日，溥仪又被送到旅顺，严密囚禁起来。从此，溥仪便可顺利地去当他的“满洲国皇帝”，但是也失去了人身自由。
1932年3月1日，日本侵略者假借伪满洲国政府的名义，发表了一个所谓“建国宣言”，宣布伪满洲国成立。3月8日，溥仪从旅顺抵达长春。火车刚一抵达，站台上就响起了军乐声和人们的呼叫声。溥仪在汉奸张景惠、熙洽以及日本特务等一帮人的簇拥下走出站台。此时的长春，满街悬挂着伪满洲的国旗，长春车站装饰一新。溥仪前往“执政府”就职。3月9日，举行了溥仪的“就职典礼”和国旗升旗仪式。臧式毅和张景惠二人献上了“执政印”，郑孝胥代念“执政宣言”。溥仪就任“执政”，年号大同，以长春为“首都”，改称“新京”。然后，溥仪“接见外宾”，内田康哉致“祝词”，罗振玉代溥仪读答词。这样，一场20世纪历史上最可耻的闹剧正式上演了。
伪满洲国成立后，根据原先安排，溥仪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一个卖国条约《日满议定书》，日本帝国主义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全面控制了伪满洲国。1934年3月1日，伪满洲国改称“满洲帝国”，溥仪改称“皇帝”，年号康德。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卵翼下的伪“满洲国”，对中国东北实行军事占领和殖民统治。
伪国都长春是日本对东北实行殖民统治的政治中心。伪满洲国出笼后，在长春建立了庞大的中央机构。从溥仪“登基称帝”的伪皇宫，到伪国务院及其所属各都，特别是日本关东军大本营，均裹以威严雄伟的近代化建筑，竭力显示伪国都的政治尊严和殖民统治气势。伪皇宫分为内外两部分，内廷是溥仪及其家属日常生活的区域，主要建筑有缉熙楼、同德殿；外廷是溥仪处理政务的场所，主要建筑有勤民楼、怀远楼、嘉乐殿。此外还有花园、假山、养鱼池、游泳池、防空洞、网球场、高尔夫球场、跑马场以及书画库等其它附属场所。溥仪在这里度过了14年的傀儡皇帝生活。
在苏联五年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这使溥仪预感到末日即将来临。８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18日凌晨，长春举行了伪满皇帝退位仪式，溥仪按照日本人起草的“退位诏书”念了两分钟，伪“满洲国”草草收场，存在了近14年的傀儡小朝廷可耻地覆亡了。随后，他在日本人的安排下，抛下“皇后”婉容、“福贵人”李玉琴及其他家眷，乘小型飞机飞到沈阳，准备换乘大型飞机逃亡日本。但溥仪万万没有想到，苏军早已占领沈阳机场，他和随从走出机舱便成了苏军的俘虏。第二天，在苏军的押解下，溥仪等9人前往苏联，先后被关押在赤塔的莫罗科夫卡收容所、伯力红河子看守所、第45特别战俘收容所等处。在这些地方，他过了5年的特殊俘虏生活。
随后的生活出乎溥仪等人的意料。苏方对待他们就像对待疗养者一样：在膳食上，他们每日四餐，早餐有面包和各种点心、咖啡、茶等；午餐至少两菜一汤；下午三四点钟还要开一餐，叫“午茶”；晚餐常吃西餐，内容更为丰富，有牛舌、牛尾、果酒、点心等。在起居上，收容所为溥仪准备了单间，还专门安装了有线广播，播放音乐和俄语新闻等节目。闲暇时间，溥仪等人不需要劳动，可以散步、聊天。开始苏方对他们的活动范围还有一定的限制，后来限制逐渐减少，溥仪可以在山上、山下、河边、树林随便走走，活动范围比他当“满洲国皇帝”时都大。更有甚者，当苏方知道溥仪会弹钢琴，还将一架钢琴搬到了他的住处。
溥仪对他带来的随从一直都端着“皇上”的架子，天天接受他们的请安。他整日诵佛念经，坐床修行，还让随侍放哨，好让他摆弄诸葛神课、金钱卦等玩意儿，占卜自己的未知命运。他的这些做法从未受到苏军的干预。
从成为俘虏的那一刻起，溥仪就有一种恐惧，他担心苏军会将他移交给中国政府。他认为：“共产党和国民党谁战胜了谁，都对自己没有什么好处。只有留居苏联，才能保全性命。” 溥仪向苏军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长期留居苏联。他多次给斯大林写信，均石沉大海，这使他十分沮丧。上层路线走不通，溥仪就开始拉拢他身边的苏军。溥仪从长春出逃时，随身携带了不少价值连城的珍宝，其中有珠宝、首饰、翡翠、玉石、怀表等。他经常用这些宝物讨好苏联官方。
在国际军事法庭作证
1946年春夏之交，苏联内务局对溥仪以下各伪满大臣开始了一系列传讯。询问日本关东军如何控制伪满政府，溥仪怎样由天津到东北当皇帝等等。8月，苏方通知他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当证人。
溥仪到达日本后，先后见到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美国法官克莱墨尔和中国法官梅汝璈。在法庭上，溥仪陈述了日本帝国主义奴役满洲的计划和实施过程。他详细叙述了“九一八事变”后，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香椎浩平如何强迫他去旅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