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兄弟教父--陈果夫与陈立-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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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设立“反省院”（1）
二陈指挥的特务组织逐步发展，遍及全国，其主要职责是直接参与侦查，逮捕，杀害共产党人和其他革命人士的活动。陈立夫十分强调不择手段破坏共产党组织，杀害共产党人，从根本上消灭共产党。但后来随着形势的变化，他又不断地改变策略，变换手法来对付共产党，他看到，“四一二”和“七一五”后，国民党采用最残酷的屠杀办法来消灭共产党，但共产党不但没有被消灭，活动反而更加频繁，同情、拥护共产党的人更多了。因此，他认为，单凭镇压和杀戮的办法来根除共产党，并不是最好的办法，还必须用“软”的办法，即采取政治欺骗的手段，引诱一些意志不坚定的共产党员叛变自首，由此可以得到更多的共产党内部的机密，再以武力一举而歼灭之。于是他积极向蒋介石建议，在反共过程中，应采取暴力镇压与政治软化两手相结合，这项建议为蒋介石所接受。
1930年，根据蒋介石的旨意，国民党公布了《共产党人自首法》，其中规定：共产党员如主动向国民党自首者，视不同情况，可予免刑或减刑。这样，为了争取一些共产党人向他们自首，陈立夫指挥特务在以武力迫害共产党的同时，加强了政治软化和劝降审讯工作。正如周恩来所总结的那样：“内战时期，蒋介石对我们是硬打、硬捉、硬杀。但‘九一八’前后，他也采取了一些软的辅助办法，那就是自首政策、内线政策等。”这一办法果然有一些效果，一段时间内，国民党特务通过劝降审讯，政治软化等手段，确实收买了极少数意志薄弱、贪生怕死的中共党员，这些人在高官厚禄、金钱美女的引诱下自首投敌，成为可耻的叛徒。
1933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卢福坦被特务捕获后，陈立夫立即指示将其关押在条件优越的上海东方旅馆内，并派特务轮番到旅馆对卢进行劝降。结果，在特务的利诱下，卢福坦表示愿意自首，叛变共产党。这使陈立夫十分得意，他认为，像卢福坦这样的高级干部尚且容易劝降，一般的共产党干部和普通党员是可能自首的，因此他便在更大范围内采用了劝降和自首的办法。
1934年8月，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盛忠亮被捕，特务们开始严刑拷打，盛忠亮态度十分坚定，毫不屈服，后来陈立夫指示用“软”的办法。特工总部了解到盛忠亮与已经被捕的秦曼英感情很好，便首先将秦曼英劝降，然后对盛忠亮以“礼”相待，不再用刑，并改善生活条件。几天后，便派特务来作劝降工作，特务劝说了半天，盛忠亮仍不动心，这时特务摊牌了，说，“秦曼英已经自首了，你又何必坚持呢？只要你自首，我们成全你们的好事。”盛忠亮果然转变了态度，说要见秦曼英一面，特务连夜将秦押解到上海与盛忠亮见面，盛忠亮得知秦曼英确已自首后，他自己的防线也彻底崩溃，很快投入敌特怀抱。
有些共产党员思想也较坚定，并非一下子就可以劝降的，对这些人，陈立夫则采取逐步升级的办法，即待遇逐步优厚，派去劝降的特务水平一次比一次高。如中共上海局书记李竹声被捕后，经很长时间的劝降审讯，都无效果，李竹声只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其他什么也不肯讲，更不愿自首变节。陈立夫即采取升级办法，将李竹声从上海移送南京，提高生活等各方面待遇，并派有一定理论修养和劝降水平的特务进行说服，结果，李竹声经不住考验，叛变自首。
除此外，还有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顾顺章、徐锡根等，也在国民党特务的劝降审讯下自首变节，成为可耻的叛徒。
当然，更多的共产党员面对敌人的威胁利诱而坚贞不屈，表现了崇高的革命气节，1935年，中共领导人瞿秋白在福建为国民党宋希濂部所捕。这一消息传到南京，陈立夫十分兴奋，他想，瞿秋白是共产党的大人物，有名的大知识分子，如果劝降成功，对国内外都会产生重大影响，至少也可以得到共产党内若干机密情报。于是，他挑选了一名专门从事劝降工作的高级特务——特工总部训练科科长王杰夫前往福建，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福建党务视察员的身分，去作瞿秋白的劝降工作。陈立夫十分自信，他以为，凭以往的经验，凭王杰夫的劝降手段，这一次一定会成功，瞿秋白一定会叛变自首的。王杰夫到福建后，会同所属福建省特务室主任钱永建一道对瞿秋白进行劝降。他们多次商讨对策，采取种种办法，与瞿秋白进行多次谈话，企图让瞿就范。但瞿秋白一身正气，威武不屈，丝毫不为所动，誓死不投降，直至最后英勇牺牲。在真正的共产党员面前，陈立夫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无能。
为了更好地对被捕的共产党人进行政治欺骗，诱其叛变，根据二陈的建议，国民党专门建立了从事此项工作的机构——反省院，同时还公布了《反省院条例》，将反省院纳入政府机构。特务们常常将抓来的共产党人关进反省院进行所谓反省，“反省合格”后予以释放，并从中挑选出一些出卖灵魂的人专门从事破坏中共组织的活动。
第三部分设立“反省院”（2）
1930年，国民党首先在长沙设立了湖南反省院，但并不为二陈所掌握，而是由湖南省主席何键直接控制。后来，各省相继建立反省院，这些反省院按组织系统隶属于法院。但反省院原司法人员对共产党人的劝降、诱骗办法远不如CC特务阴险毒辣，而且收效不大。为了使反省院成为更有力地破坏革命的工具，也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陈果夫与陈立夫极力想控制这一机关，并为此进行了很多活动。
二陈先行密商，提出了一整套对反省院加强管理和实施诱叛的办法，然后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名义，出面与司法院长居正、司法部长谢冠生等商议，要求整饬反省院组织，订立更加完整的制度，使其更有效地实现欺骗诱叛、瓦解革命阵营的目的。他们还提出，反省院除接受高等法院送来的“反省人”外，还要接受调查科送来的“反省人”，并要求司法部门接受中央组织部推荐的CC特务担任各地反省院院长。居正与谢冠生碍于二陈的权势，只好答应。
1932年以后，二陈陆续从CC特务中挑选出一些得力干将到各地反省院去担任院长。如首都反省院院长廖家楠，苏州反省院院长刘云、安徽反省院院长仲建辉、湖北反省院院长郭良牧、浙江反省院院长方青儒、山东反省院院长赵伟民等均为二陈的亲信。这样一来，反省院虽然在形式上仍然隶属于高等法院，实际上已改隶特工总部了。这些CC特务上任后，对于反省院原有人员，除少数被吸收进入中统外，大部分都被排挤或者开除，其空额由特工总部另派人补充。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各地反省院完全被二陈所控制，其一切业务均由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后为调查处）所主管，高等法院也不再过问了。
反省院的组织机构比较简单，在院长之下分设训育、管理、总务三个科。其中以训育科为主，直接对“反省人”进行欺骗诱叛，该科所配备人员也最多，除科长、科员之外，还设有训育员、高级训育员若干人。
反省院所拘押的人员大约可分为三类：一为背叛革命不彻底的分子，二为坚决不承认自己为共产党的人，三为托派分子和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与共产党脱离关系的分子以及其他思想左倾者。也有少数原属中统，后被认为对组织不忠，对二陈不忠，违反特务纪律的人在此关押。
反省院对送进来的“反省人”进行政治训练。根据二陈的指令，训练的内容有三条：一为以全民革命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二为以阶级调合反对阶级斗争；三为以三民主义反对共产主义。训练的形式以学习、上课、训话等为主。学习，即发给“反省人”一些充斥反共内容的文章和小册子，如戴季陶的《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胡汉民的《三民主义的连环性》、陈立夫的《唯生论》等，让“反省人”自己学习，并写出读书笔记、思想汇报。上课，即由担任训育员的CC特务讲课，内容不外是国民党好、共产党坏之类。训话，即聘请国民党要人，社会名流学者等进行精神讲话，陈立夫常亲自到一些反省院进行训话，老生常谈那些只有叛变革命才有出路之类的陈词滥调，企图对“反省人”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凡参加听课听讲的人，须写听讲笔记、反省笔记等，逐日送交训育员审阅，此外，训育员还经常找一些人进行个别谈话。
反省院规定对“反省人”的反省以6个月为一期，结束时要举行考试，其试题多为“对共产党的认识”、“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比较”、“对苏联的认识如何”、“中苏关系怎样”之类，考试不及格者便要留级，继续反省半年，如果再次考试再不及格，就要严厉惩罚，反省院的训育员常常威胁说：“如果三期不及格者，便要枪毙！”以此造成被拘押者精神和心理上的压力，好迫使他们投降自首。即使从反省院被释放出来后，在相当长时间里，还受监督和控制，还须定期向反省院汇报个人思想和言行。
反省院在劝降审讯、怀柔软化的同时，也并不放弃严刑拷打等硬的方式，院内专门设有关押革命志士的特别监狱，里面配备有各种残酷的刑具。尽管这些手段残忍毒辣，但大多数共产党员都英勇不屈，顽强坚持斗争，他们宁肯留级，不出反省院，也不写悔过书，不填写反共申明，并且进行各种形式的特殊战斗。当时各个反省院都有共产党的秘密支部在战斗，绝食斗争时有发生，弄得反省院中动荡不安。也有少数共产党员在反省院软硬兼施的折磨下，经不住考验，自首反省，变节投降。据不完全统计，1931年到1935年，自首变节的共产党员有276人，其中在中央机关工作的干部23人，省一级的干部31人，县一级的52人，区一级的75人。
第三部分设立“反省院”（3）
这些断了脊梁的癞皮狗出卖灵魂，出卖共产党的机密，出反省院后，带领国民党特务、军警搜捕、残害共产党人和革命同志，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1928年初，中共中央组织局主任罗亦农的秘书何家兴叛变，即将罗亦农的住址出卖给国民党特务，结果，罗亦农被捕。1929年7月，中共中央军委秘书白鑫叛变投敌，企图在中央军委开会时，将中央军委和江苏省军委负责人一网打尽。8月24日，周恩来因临时有事没有参加会议，当会议正在进行时，大批特务包围会场，在场的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张际春等人全部被捕，除张际春被营救出狱外，其他共产党人均壮烈牺牲。1932年，中共中央特务科长顾顺章叛变，亲自到监狱认人，出卖了关在苏州监狱里的恽代英，第二天，恽代英即被国民党杀害。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时，就出卖了中共驻汉交通机关，鄂西联县苏维埃政府及红军二军团的驻汉办事处，结果，这些机关均被国民党特务破获，有10多人被捕，全被杀害。在南京，顾顺章继续出卖共产党机密，供出了周恩来、李维汉等人的5个住址，并派他的亲戚家人在上海进行侦查，在此危急情况下，中共中央采取断然措施，使其阴谋没有得逞。
陈果夫、陈立夫利用劝降审讯，反省院训练的办法，收买了一些叛徒，再利用这些叛徒对共产党进行破坏，在一个时期确实收到了一些效果，使共产党遭到很大的损失，二陈对此十分得意，认为这是他们在无形战线上的成功之战。但不管国民党特务怎样穷凶极恶，共产党内少数叛徒怎样为虎作伥，都始终不能消灭共产党，共产党在人民中不断地发展壮大，这是二陈所料想不到的。
第三部分编织罗网（1）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整个东北地区陷于侵略者的蹂躏和践踏之下，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但国民党政府在日寇大举进攻面前却一再退让，命令中国军队“力免除扩大事件起见，绝对抱不抵抗主义”。国民党的妥协投降政策激起了广大人民的无比愤怒，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运动。
由于民族危机和人民抗日运动的影响，国民党军队内部也发生了动摇、分化和分裂，军队将领中出现了马占山等风云一时的抗日英雄人物。更为突出的是，1931年12月，被蒋介石派到江西进攻红军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17000多人在宁都举行起义，集体参加红军。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内的矛盾和纷争更加激化，反蒋各派趁机向蒋介石集团发起攻势，汪精卫、孙科、陈济棠、李宗仁等在广东另立国民政府，与蒋介石实行武力对峙，他们利用全国的民气，极力逼蒋下野。湖北的何成浚则发起九省“联防”计划。张学良联合阎、冯旧部提出北方六省“大联合”的口号。各派势力的这种矛盾与纷争，使国民党统治陷于一片混乱。
蒋介石为此伤透脑筋，经再三考虑后，于1933年元旦通知陈果夫、陈立夫等人迅速前来，有要事相商。二陈诚惶诚恐地来到蒋介石的官邸，见蒋介石铁青着脸，也不向他们打招呼，端坐在上首沙发上，在场的还有张厉生、张道藩、余井塘、叶秀峰、徐恩曾以及黄埔系方面的曾扩情、康泽、贺衷寒、邓文仪、刘健群、酆悌、戴笠等人，都神情严肃，正襟危坐，不敢有所声息。一看这个场面，兄弟俩便知道今天的召见非比往常，也就很自觉地找了个地方坐下。
蒋介石见人数到齐后，便宣布开会。他先是谈当时国内的形势，越谈感情越是激动，便大声对众人训斥，到后来，竟气急败坏地骂了起来，骂他们特务组织太无能，太不中用，不仅没任何办法对付共产党，甚至连国民党内的派系纷争也无法解除，是一群废物，是一堆饭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