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兄弟教父--陈果夫与陈立-第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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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决心消灭共产党，又要将内战的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这是他自认为比二陈高明的地方，也是二陈还不能窥测到的他内心的秘密所在。
正是基于此种目的，蒋介石接受了政学系头目吴鼎昌的献计，于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三次电邀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蒋介石的意图是：如果毛泽东不来重庆，就可以借此宣传共产党没有和平的诚意，把发动内战的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如果毛泽东来重庆，他们可以利用谈判之机，抓紧时间准备内战。蒋介石错误地估计到毛泽东不会来重庆。但出乎他的意料之外，毛泽东在周恩来、王若飞等陪同下，乘飞机从延安到了重庆，这一消息震动了山城重庆，也震动了全国，更打乱了国民党的反共计划。蒋介石无奈，只好坐下来，与中国共产党进行谈判。
对于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二陈是不赞成的，在一系列会议上，陈立夫都公开表示反对。当吴鼎昌向蒋介石提出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时，陈立夫当场就提出反对意见，认为断不可行。后来，他又几次向蒋介石提出，不可与共产党谈判，应该以武力消灭。陈立夫的亲信胡健中就公开说：“立夫先生不赞成这种搞法，他认为与共产党谈判只会助长共产党的声势。他说对共产党的问题只有动大手术才行。”蒋介石内心深处倒是十分欣赏陈立夫这种坚持反共的顽固态度的，但又笑他像小孩一样，在政治斗争中没有头脑，没有策略，只是一味莽撞蛮干，抗战胜利后的时局已和抗战前完全不同了，以武力消灭和大军围剿的办法显然不是上策，显然要等待时机。但蒋介石内心的想法又不好完全向陈立夫倒出，也不能向他细作解释，只好不理睬他，并不再让他主持国共的谈判，甚至连和谈代表也没让他当，只委派了王世杰、张群、劭力子、张治中等作为国民党代表与中共进行谈判。二陈对这次国共和谈始终采取消极态度。
9月1日，刚下过一场雨，重庆显得干净凉爽，中苏文化协会举行庆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的鸡尾酒会，主持人孙科、张治中、邵力子向国共两党负责人以及其他党派负责人、文化艺术界人士、社会知名人士发出了邀请。陈立夫也得到了邀请，但他预先并不知道共产党代表会去，晚上7时，便兴致冲冲地来到中苏文协大楼，一到这儿，便觉气氛不对头，今天人特别多，整个二楼都挤满了，国民党要人孙科、冯玉祥、覃震、宋庆龄、张治中、邵力子、翁文灏、王世杰、陈诚、朱家骅、吴铁城、贺耀组等人早已来到会场，苏联大使彼得罗夫及罗申武官也到了，正和人热情握手，各党派负责人及社会知名人士如沈钧儒、马寅初、谭平山、王芸生、左舜生、傅斯年、王昆仑、张申府、郭沫若、茅盾、史良、侯外庐等人也陆续来到，只见人们十分兴奋，到处是欢声笑语，似乎还有什么重要人物参加。
陈立夫正在纳闷，忽然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只见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及周恩来、王若飞等人满面笑容地出现在大厅门口，毛泽东和孙科等人握手后，一眼看见了陈立夫，便大步向他走来，没等陈立夫回过神，一双有力的大手已经握住了他，陈立夫一时什么也说不出来，只是重复着“欢迎”两个字，显得十分尴尬，还没等他想起应说几句什么话时，毛泽东已和其他人握手交谈去了。一会儿，宴会开始，毛泽东、周恩来在各室巡历一周，频频和大家干杯，来到陈立夫面前，毛、周二人友好地向他微笑，陈立夫举起酒杯，向毛泽东、周恩来表示衷心祝福，并将酒喝干。
一次握手，一次干杯，这一瞬间的接触，在陈立夫的心海中搅起了阵阵波澜，毛泽东、周恩来博大的胸怀，待人的坦诚，令他感动不已，使他有一种高山仰止的感觉。但他从宴会上人们对毛、周的敬仰之情看来，感到共产党已经深得人心，这对国民党来说，是一种不祥的预兆，他想，一定要劝说蒋介石，采取决断办法，与共产党分裂。
后来，陈立夫还参加了一系列与毛泽东礼节性的会见。9月2日，蒋介石在自己官邸宴请毛泽东，陈立夫出席作陪。9月5日晚8时，蒋介石在中央干校举行茶话会，招待苏联大使彼得罗夫及其馆员，并邀请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人作陪，陈立夫也参加了茶会，蒋介石首先上台致欢迎词，毛泽东致谢词，陈立夫对毛泽东的湖南口音不能全懂，但其中有一句“和为贵”他听得十分清楚，对他的感触也很深。这晚还由著名的厉家班演出京戏《穆桂英挂帅》，陈立夫并无多少心思看戏，他还在考虑“和为贵”这三个字，陷入深深的沉思。9月6日，于右任宴请毛泽东，陈立夫也出席作陪。这几次，陈立夫见了毛泽东，只是礼节性握握手，说上两句客套话，然后便不苟言笑，正襟危坐，一副十分肃穆的样子，在他内心却在深深考虑，如何说服毛泽东放弃共产主义，信仰三民主义。
表面上，陈立夫对毛泽东和中共代表团十分客气，背地里却进行破坏活动，他不敢让CC派特务直接加害毛泽东和中共其他代表，因为这是蒋介石请来的“客人”，而且有美国人插手。但他认为可以乘机侦察共产党和进步团体，他暗中指挥特务密切注意各方面情况，只要有人和共产党代表接触，当时不便逮捕，也要进行登记，以后对这些人再行迫害。
第六部分论战毛泽东（2）
陈立夫还指使国民党各报纸对重庆谈判尽量少报道，以降低中共的影响。他还临时派一个叫卜锐新的中统特务到《中央日报》任记者，专门刺探中共方面的情报，这个卜锐新以新闻记者的身份为掩护，经常到曾家岩50号周公馆纠缠，探得情报后直接交陈训或陶希圣，再由他们转交陈立夫。
尽管陈立夫对共产党深怀敌意，毛泽东仍不在意，他提出要去拜访陈果夫与陈立夫。对此，中共代表团一些人员感到十分意外，认为像陈立夫这样的反共专家和顽固分子，平时都看作冤家对头，相顾眦裂，有什么好见的呢？毛泽东向大家解释说：“不错，这些人是反共的，但我到重庆来，还不是为了跟反共头子蒋介石谈判吗？国民党现在是右派当权，要解决问题，光找左派不行，他们是赞同与我们合作的，但他们不掌权。解决问题，还要找右派，不能放弃和右派接触。”9月7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人一起前往陈公馆，去拜访陈立夫，不巧，陈立夫正好外出未归，毛泽东等人只好扫兴而归。
9月18日，毛泽东前往拜访陈果夫，陈果夫万没想到毛泽东会亲自登门，拜访他这位反共人物，他委实没有思想准备，深怕慌乱中出了岔子，再加一副病容，实在难以会客，便以久病床褥，体败身衰为由，闭门谢客，毛泽东再次扫兴而归。
9月20日，毛泽东与王炳南一起，再顾陈公馆，第二次拜访陈立夫，陈立夫已经知道毛泽东前次来过，所以心中已有了思想准备，他也想和毛泽东谈谈，劝说毛泽东放弃共产主义。双方寒暄坐定后，毛泽东充满情谊地回忆起大革命期间国共合作，两党携手奋战的动人情景，想以此勾起陈立夫对往日的怀念，打消其对共产党的敌对情绪。但陈立夫并不想回忆过去，他一开口，就提出要中国共产党放弃外国的思想观念，即放弃马列主义，他说，中国人应该信仰三民主义，只有三民主义才能解救中国。毛泽东一听，笑了起来，他边笑边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你们的三民主义却是反共剿共、压制工农的错误政策。说到这里，毛泽东收住笑容，严肃地说：“十年内战，共产党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发展壮大了。而国民党剿共的结果，却同时引进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险些招致亡国的祸害，这一教训难道还不发人深省吗？”几句话，说得陈立夫满面通红，毛泽东看到陈立夫很难堪，便又笑了起来，诙谐地说：“你们的三民主义还是不行啊！”陈立夫见说不过毛泽东，便从另一个方面提出问题，说：“一国之中，不能有多种政权，现在抗战胜利了，你们应该放弃党的武力政权。”毛泽东对此即予反驳，他说，所谓的武力政权是你们逼出来的，“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己鉴定是齐天大圣。可是你们连弼马温也不给我们做，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就这样，毛泽东在谈笑自若中，对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政策，巧妙地加以批评。同时，毛泽东还向陈立夫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对国内时局的主张，希望国民党人认清人心所向，不要重蹈覆辙，误国害民。
面对毛泽东坦荡的胸怀，机锋的议论，诚恳的态度，陈立夫一时窘迫无词，竟手忙脚乱起来，他不得不承认毛泽东讲的是事实，说的有道理，并表示对这次国共合谈“尽心效力”，使合谈成功。
毛泽东的来访，给陈立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共产党人的胸怀、度量、才华都令他深为佩服，共产党对时局的主张，他也认为不无道理，但他却不能接受共产党人的建议，也不能转变反共的立场，他自恃国民党是大党，有枪、有政权、有钱、有美国人的支持，而共产党枪少、人少，偏于穷山沟一隅，虽然民心所向，却是怎么也不能与国民党抗衡的。他是那样的自信，那样的顽固，顽固得有点不近人情。当有人当着他的面提出，在国共两党谈判中，国民党所提条件不要太苛刻了，这样容易丧失民心时，他立刻沉下脸来，横蛮地说：“我们有多少人？共产党有多少人？我们占好宽的地盘，共产党占好多地盘？政治斗争靠实力，不要只看共产党吹得凶。”陈立夫无视人民，无视民心所向，他不能正面历史，也不能遵循历史的规律，所以他在临近失败的时候，却以为失败的是对方，这就是他的悲剧所在。
正是这种思想的指导，使他在民族大义面前也不能分清是非。抗战胜利后，人民要求严惩汉奸的呼声很高，汪精卫已经死了，周佛海与陈公博便成为最大的汉奸，当时这两人已被国民党有关部门关押起来，全国人民都一致要求尽快将陈、周两大汉奸处决。
周佛海的妻子杨淑慧为了使周免于一死，专程找到陈立夫，希望得到他的帮助，陈立夫念周佛海反共有功，竟然为周出具一张证明，要杨淑慧拿着这张证明去找蒋介石，证明上写着：“周胜利前一年所表演者，全能按照第三战区之预定计划……在京沪一带暗中布置军事颇周密，胜利后，使江浙两省不致陷于共党之手，国府得以胜利还都，运兵至华北各地，不无微功。如蒙钧座开恩，免其一死……”后来，杨淑慧将此证明托陈布雷转呈蒋介石，蒋介石果然以国府主席名义，下令把周佛海的死刑减为无期徒刑。可见，陈立夫的证明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第六部分破坏政协（1）
根据重庆谈判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双方签订的《会谈纪要》规定，1946年1月10日，在重庆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旧政协）。这次会议是在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呼声中，在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的坚决斗争下，以及国民党发动全国内战尚未准备就绪的情况下，蒋介石被迫同意召开的。
对于召开政协会议，二陈是坚决反对的。陈立夫多次提醒蒋介石，不可上了共产党的当，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对国民党没有好处，后来为形势所迫，他才没再说话。当时国民党根据协商规定的名额，派出了8名代表参加会议，蒋介石为了加强国民党代表团的阵容，委派陈立夫为政协代表，于是，陈立夫踌躇满志地参加了会议，他以为凭着他手中的权力，凭着国民党各方的优势，就可以在会上压服共产党，服从他们的意志，达到他们利用政协会议，削弱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力量的目的。
陈果夫没有陈立夫那样乐观，他对召开政协会议忧心忡忡，会议开幕那天，他不顾长期卧病的身体，竟然起了床，经过认真考虑后，便拿起笔来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信中武断地声称：“政治协商会议必无好结果。且无论如何，共党已得到好处，本党已受害”，他还以法国为例，告诫蒋介石，不能听从共产党提出的废除一党专政的主张，说：“中国如行多党政治，照现在党、政、军均未健全之际，颇有蹈覆辙之可能。请临崖勒马，另行途径。并劝美国勿误中国并以自误为幸。”蒋介石看信后，陷入深深的沉思，他认为陈果夫信中所说的确是忠臣之言，但又笑他长期患病在家，不了解外面的形势，竟如此迂阔。陈果夫确实不了解蒋介石的真正用心，蒋介石同意召开政协会议，除了为形势所迫外，其主要目的是企图通过政协会议，达到剥夺与消灭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解放区政权和人民军队的目的。因此，还在政协会议开幕之前，蒋介石就为会议定下了基调：“至于针对共方，若准其成立地方政权，不如准其参加中央政府，只要其共军受编与恢复交通，至其政治上之要求，决尽量容纳之。”他准备在会议上采取一切手段与方式，达到这一目的。当然，蒋介石也考虑到，万一会议不按他的意志去办，通过了不利于国民党的决议和路线，他认为也没什么了不起，国民党大权在握，是绝对不会受其制约的。
中国共产党尽管知道蒋介石并无合作的诚心，也无和平的诚意，但还是派出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参加会议，并利用政协会议这个合法的形式进行合法的斗争，力争取得最大的胜利。
会议开始后，国共双方即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仍然是重庆谈判中所没有解决的两个主要问题，即所谓军队国家化和政治民主化的问题。
关于军队问题，陈立夫与张群等人仍然坚持“首先军队国家化，然后政治民主化”，这一主张即受到中共的反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