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兄弟教父--陈果夫与陈立-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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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堂中学班学习。
进入中学后,陈果夫接触了大量科学知识,开始受到西方文明的熏陶,特别是民主主义思想对他的影响更深。近代的湖南,可以说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中心之一,而省城长沙则是革命中心的活跃点,在这里读书,“学生们在教室内接触到新的、经常是民族主义的观念,在校外则接触到日益活泼、直言不讳的报刊”。
1905年爆发了抵制美货的运动,这是中国人民为抗议美帝国主义虐待华工、迫害华侨、拒不废除期满的限制华工条约而发动的一次群众运动,提出“不可仰鼻息于政府,惟我民以自力抵制”的口号。一时全国人民同仇敌忾,运动蓬勃发展。
运动波及到长沙后,首先是学生群起响应,他们联合湖南商务总会进行抵制,学生们走上街头,进行演说,并制定抵制的措施,成立拒约会等团体。学生商人互相鼓励,积极活动,长沙古城出现了商号不定、不卖美货,人们不买、不用美货,码头工人不装卸美货的联合行动。
群众的爱国热潮深深地感染了陈果夫,他身上也奔涌着一股爱国主义的热血,也积极参加到运动中来。但他平时不用什么美货,现在提倡国货,也不好怎么表现出来。他看到三叔陈其采买本国的三星牌香烟吸,说是为了抵制美货,不买美国品海牌香烟。陈果夫也学着去买中国香烟吸,以表示自己的爱国主义。据他后来回忆,在群众爱国热情的鼓舞下,“因此我也跟着提倡的潮流吸起香烟来了,自己觉得很得意地对人家说:‘我吸香烟是提倡国货三星牌,不是吸品海牌!’”虽然后来为此上了瘾,到戒的时候不习惯了好些天,但他仍旧认为“也是一件很痛快的事”。
除了学业、革命外,陈果夫在长沙的生活也十分愉快。他常到湘江边,看那滔滔北去的江水,有时也登上岳麓山,看那冉冉东升的旭日。特别有兴味的是骑了三叔的马出去玩。他雄踞高头大马之上,摆出一副傲然的样子,似乎自己也当了官,这时也想到了有朝一日,他也许会真的当上大官。
这种惬意的日子没有过多久,陈果夫的生活道路又出现了新的转折。1906年秋天三叔陈其采调离湖南,到南京担任第九镇正参谋,陈果夫一下子失去了依靠。刚开始,他由于舍不得离开长沙、离开明德学堂,还想坚持读下去。但后来确实感到在长沙举目无亲,“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不禁生出许多离愁来,越发想念家乡。他父亲也不放心他一人在外,正好有个在长沙做事的姚新才表叔要回湖州,陈果夫便与这位表叔同行回家。当他乘一艘煤船离开长沙时,不禁对这座他生活了两年多的古城充满了无限眷念之情。
回家后,陈果夫按父亲的意愿,原准备插入湖州中学二年级,但在该校的考试中竟未能被录取。这样,他只好到南京三叔那儿就学。这次比较顺利,进入浙江旅宁公学读预科。但他在这所学校并没有呆多长的时间便离开了,原因是由于政治上的保守而受到了同学们的孤立。陈果夫刚上学不久,旅宁公学闹了一次学潮,学生因校方伙食开得太差而举行罢课,而陈果夫却不赞成学生的举动,他认为学生应该吃苦,不能因为伙食差便闹学潮,他拒不参加罢课。他的举动使学生们十分气愤,有的学生指着他痛骂,有的甚至要打他,但他却一直坚持没有参加。据陈果夫回忆说:“风潮闹了一个月之久,学生终于失败了,我却始终在房里读我的书。毕业考试我的学科成绩比第一名同学少了几厘。校长加了我的品行分数,改列第一,当众宣布,并当面称道我不少过分的话,而且要我下半年一定要读下去。”校方的表扬使学生对他更加反感,原来与他相好的同学也疏远了,陈果夫只能一个人“寂寞开无主”了。
第一部分他乡求学(3)
遭到学生们的孤立,使陈果夫十分痛苦,他不想在这里呆下去了。在二叔陈其美的怂恿下,便匆匆离开了金陵这虎踞龙盘之地,来到了人间天堂的杭州,于1907年考入浙江陆军小学,开始学习军事。陈果夫对军事并没有什么兴趣,他进入陆小实在是受陈其美的影响。因为当时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要推翻清王朝,纷纷在各地运动军队、会党举行起义,革命十分需要军事人才,陈其美希望陈果夫能成为这样的人才,以为革命服务。但陈果夫对这一类课程并不太用功,爱看一些他感兴趣的书籍杂志。他说:“我在这个学堂里对学科太不用功,尤其是英文一类的课程,下课以后就丢在抽斗内不太去看,而我所看的书,都是些《警察法》、《教育学》、《卫生学》、《国际公法》、文学书、小说以及各种杂书,而尤其喜欢看各种杂志,更喜欢看报,报中最好看的是两报的辩论。因为我不喜和人家争夺来看,所以我看报时间总是在饭后大家休息的时候。”由于看了大量杂书,一方面,他更多地了解国内外的大事,他为祖国的弱小担忧,对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横行感到气愤。但另一方面,又受到西方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随着年龄的增大,思想日益趋向保守,既对现实不满,又不愿采取变革现实的激烈行动。同学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叫“老太婆”,后来又叫他“道德经”。正是在改良思想的指导下,陈果夫与同学吴一峰发起,在学校办了一张小报,取名《励言》,其宗旨是勉励同学一心学习,不受外界影响,学好知识,以救国家。“这张三日刊,也办了三四个月,可以销售到40多份,起初3个人办,后来他们两个都有别的事情忙,无暇兼顾,只好由我一个人独立经营,仍旧保持原来的销路。”当时学校中还办有其他好几张小报,因鼓吹反清、排满、革命,因此无一例外地遭到校方查禁。“我们这张报纸,对学校当局也有不满的话,因为我们的态度是忠告,是劝励,所以他们不来禁止。”《励言》这种温良恭俭让的态度正是陈果夫内心世界的反映。
在对待革命的问题上,陈果夫不仅言论上是温和的,在行动上也是迟缓的。他不愿与旧的思想观念作决裂,对旧制度、旧思想总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1908年,剪辫风潮波及陆军小学,学生们受革命影响,纷纷剪辫,以示反清的决心。陈果夫见大家都剪了,怕自己不剪,又会发生像旅宁公学那样的遭遇,因此,他还是忍痛剪了辫子。但剪下的辫子又舍不得丢下,而是“结成一条辫,常常随带在箱子里,一直到辛亥革命的时候,还是带着”。
陈果夫的思想尽管如此保守,但全国革命的形势却是在急剧变化,这些不能不对陈果夫发生影响。再加上他二叔陈其美对他总是不断给以教育和鼓励,这也使陈果夫的思想不可能一成不变。后来,一件偶然的事情,竟促使他参加了陆小的一次学生风潮。
陆军小学本来是3年毕业,但1910年,皖系军人为了安插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的毕业生,竟无理要求陆小延长一年的修业期限,当时陆小的张总办却答应了这一要求,这就激起了学生的愤怒。陈果夫便将这位总办平时吸食鸦片、腐败不堪、欺压学生的所作所为写成文字,告诉在上海的陈其美。陈其美看到这篇文字后,认为是揭露清朝官僚统治的好材料,便在他主办的《中国日报》上刊登出来。这样一来,陆小的学生犹如火上加油,决定集体罢课。事情越闹越大,陈其美专程来校指导,上海学生也给予支持。结果,学校总办被撤职,斗争取得胜利。从此,陈果夫成了学生领袖,他再也没有理由瞻前顾后了。在时代潮流的推动下,他只得往前走。后来,他与一些同学合办了一个革命性的秘密组织“襄义社”,吸收社员30多人,鼓吹反清革命。
1911年4月,陈果夫从浙江陆军小学毕业,6月,考入南京陆军第四中学。这样,他离开西子湖畔,再返石头城。这时,他已是20岁的青年了。南京的学习十分短暂,以至他还没有来得及游玄武湖、登紫金山,领略十里秦淮的美丽风光。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陈果夫便结束了学习生活。这短短的几个月,陈果夫革命的热情进一步勃发,并且填具誓约,正式加入了同盟会,成为孙中山革命党中的一员。这对陈果夫来说,无疑是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陈果夫后来回忆说:这时候,个人的人生观比以前有进步,革命情绪一天高涨一天。在中学所上的功课和以前差不多,觉得无聊,便联络同学做组织和宣传工作,武汉起义后,更是积极进行。阴历九月初离开了学校,参加武汉保卫与支持的工作。我的学校生活从此可以说告以结束。
陈果夫时而在湖南、时而在杭州奔走求学,陈立夫十分羡慕,他也想外出闯世界。但父亲不让两个儿子都外出,另外,继祖母又特别宠爱陈立夫,所以陈立夫在沈氏塾馆一直念到了11岁。随着年龄的增大,他对外面五彩缤纷的世界更加向往。此时,辛亥革命发生,上海光复,二叔陈其美正受任革命军沪军都督之职,便一再来信催促,希望陈立夫来上海读书。正好,三叔陈其采在上海,陈果夫因患肺病也在上海养病,为了阖家团聚,陈立夫一家,除父亲陈其业因商务上事情还留在吴兴外,其他人都来了上海。
在上海,陈立夫一家住在英租界跑马场附近的马霍路。一个乡下孩子,第一次来到大城市,高高的洋楼,宽阔的马路,飞驰的汽车,都使他感到新奇。但同时,在租界,经常可以看到英国人侮辱中国人的举动,印度巡捕当街踢打中国同胞,这些都深深刺伤了陈立夫内心的人格尊严。他感到了国家的落后和民族的积弱,暗暗下定决心,学好知识,拯救自己的国家。
第一部分他乡求学(4)
陈立夫虽在湖州念完了小学,但要考进上海的中学,并非易事,因考试科目中有英文一项,而陈立夫从没学过英文,必须进行补习。于是,陈立夫首先进了湖州旅沪公学,专门补习英文。这所学校是当时居住在上海的湖州商人所设,专招湖州子弟学习,陈立夫进校后感到如在家乡一样,乡音乡俗,十分亲切。教英文的老师叫沈阶升,此人教学态度十分认真,不厌其烦,循循善诱。陈立夫在这位沈先生的教育下,英文学习进步很快,而且,他们建立了很好的师生关系,后来,陈立夫当了国民党大员后,一度聘请沈阶升先生担任自己的私人秘书。
在旅沪公学补习几个月后,陈立夫以优异成绩考进了上海南洋路矿学校。这是一所西式学校,校长林兆禧长期生活在国外,英语相当好,治校严谨。由于陈立夫从没接受过新制下的小学教育,而且又无文凭,只能先读预备班,学习以前没学过的数学、自然科学等课程。
南洋的教材几乎都是英文原版,这对只读过几个月英文的陈立夫来说,真是苦不堪言,刚开始英文考试竟不及格。但陈立夫聪明,且能刻苦,一年下来,成绩名列前茅,数学还考了第一。
1913年,陈立夫正式开始了在南洋路矿学校中学部的4年课程学习,这所西式学堂,无疑是一个崭新的天地,陈立夫一下子竟爱上了自然科学,对采矿技术尤感兴趣,心中立下志愿,将来当一个采矿工程师。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各种知识,孜孜不倦地看各种书籍,再加本身的聪明,成绩在班上总是名列前茅。
不久,二叔陈其美前往东北大连筹设奉天革命党机关,离开上海,但他在经济上给予陈立夫全力资助,为他在上海安心读书解除了后顾之忧。此时,陈果夫也因百无聊赖,便与三叔陈其采还有杨普竹等人,一起拜刚从国外回来的经济学家薛仙舟为师,学习德文。每天早晨7点钟,便在上海阿瑞里王亮畴先生的家中听薛仙舟讲课,遇到星期天,陈立夫也来到这里,跟着他们学习两句德文。上完课后,陈果夫与陈立夫便拉着三叔陈其采一起去逛街,或到豫园去游玩。这段时间,兄弟俩第一次有较多的时间呆在一起。他们学习、玩耍、交谈,过从甚密,这使兄弟之间更加亲密,一时间,他们经济上有陈其美的支持,在上海这个大都市里生活得无忧无虑,真可谓“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
可是好景不长。就在陈立夫到上海上学后的第三年,即1916年5月18日,陈其美被袁世凯派人暗杀,二陈在上海失去了强大的经济后盾,陷入十分窘迫的境地。无奈,陈果夫只好回浙江。陈立夫也想辍学,他的学业正处于关键时刻,如果丢下,将前功尽弃。因此,三叔陈其采坚决不允许他回家,并答应今后的生活费用一概由他负责。因陈其采此时已进入上海金融机构,负担一个人的生活与学费还是有能力的。这样,陈立夫便留下来继续完成他的学习任务。只是,经济上不如原来宽裕,再加陈果夫也不在上海,平添了许多孤独,但却可以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学习中去。
南洋学校对学生有严格的奖惩制度,学生必须全学期的成绩分数总平均85分以上,而且全勤,没有一次缺课请假,方可拿走学校颁发的奖状。陈立夫在校4年,8个学期,平均都在95分以上,数学成绩好几次满分,但由于有一次为参加哥哥陈果夫的婚礼,请了两小时假,只拿了7个学期的奖状。
4年的中学学习很快过去,陈立夫家中经济情况愈见艰苦,父亲陈其业的生意陷于低迷,明确表示没有能力供他继续升学。三叔陈其采自己有子女3人,另外因二叔陈其美遭袁世凯枪杀,还得负责二婶家的生活,也希望陈立夫能立刻就业,分担家计,他到处托人,在京沪铁路局找到一个随车检票的工作。但陈立夫求学心切,根本不想就业,他考虑到家庭确实困难,便报考了天津北洋大学,因这里每学期只收学费10块大洋,并免费提供课本和实验设备。但由于是名校,报考学生很多,当年在上海只录45名,而报名学生达六七百人。陈立夫没跟家里讲,便偷偷报了名,并偷偷参加了考试。
终于到了发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