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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部分

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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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棣的有恩必报并不限于那些用得着的人。卑微之辈,他也铭记不忘。

他专门下旨,表扬那些在战争中出过力的普通百姓。在北平、保定等地协助燕军守城的妇女,有的运砖运石,有的运水浇城,在守城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朱棣分级给予赏赐。例如,“保定运砖石妇女,每名赏钞一百贯,绢一匹,棉花三斤”。连一个小小的船工,朱棣也念念不忘。渡江之时,为他开船的船工是周小二,仅仅为他服务了不到一个时辰,然而他特命“擢上海县民周小二为巡检,赐彩帛二表里,钞百锭,蠲其徭赋三年”。

朱棣深知,他这些带有戏剧性的做法有宣传效果。它们将借助趣闻逸事的形式,迅速传遍帝国的每一个街巷,树立皇帝“滴水之恩,必将涌泉相报”的义气形象。必须让广大人民知道,效忠于皇帝必然得到好处,这是一条绝不能动摇的原则,它关系到一个君主统治的稳定性。

对于那些投降他的建文遗臣,他也表现出极为宽宏的气度,一律既往不咎。朱棣很清楚“食其禄,任其事”的道理。为了安抚降臣,他命令把建文帝宫中收藏的千余封奏章一把火烧掉,以表示绝不追究他们反对自己的责任。此举让人大为感动。大部分建文遗臣很快转变立场,成了永乐帝的鼎力之臣。

皇帝利用一切手段,传达“只要站在我这一边,必然前途光明”的重要信息。政治家判断一个人的标准不在于道德素质,而在于立场。对那些坚决站在他这一边的人,他如太阳般温暖;而对那些坚决反对他的人,他则比野兽还要凶残。

第一十二节 露出了本来面目

当朱棣手持武器走向皇位的时候,整个明帝国的人民都被推入一种相当尴尬的境地。

按照这个社会竭尽全力弘扬的理念,每个人的生活都应该建立在正义的原则之上。据说,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就是因为人能判断正义与邪恶,有羞恶廉耻之心。“无是非之心,非人也。”而现在,一个篡位者上台了,心甘情愿做篡位者的顺民,无疑是一种屈辱,甚至是一种不可饶恕的错误。

对于普通老百姓,摆脱这种尴尬很容易,只需要骂一句娘就足够了。说实在的,礼义廉耻更多的是大人先生们的奢侈品,平民百姓更需要的只是生存。

然而对于士人,这个问题则生死攸关。对于他们来讲,存在的意义,就是贯彻纲常。为一个篡位者服务,无疑是精神生命的自杀。因此,朱棣的上台,当然要引起全帝国读书人“利义交战于心中”。

几千年来,中国历史不断这样野蛮地开着士人的玩笑,他们维护纲常,说到底是为了维护统治者的利益,而统治者们却一次次地无视纲常,制造阴谋、政变、篡位,不断地把士人放置两难境地。数千年来,大部分士人也百炼钢化为绕指柔,修炼得进退自如。“交战”的结果,是大部分人抛弃了万古长存的道义,选择了瞬息而逝的利益。当然,永远会有那么一部分人,选择了保持价值观的完整。黄子澄是削藩的始作俑者,是朱棣起兵时宣称要消灭的第一个“奸臣”。由于没有任何退路,他走向死亡的姿态相当洒脱。在朝廷之上,他对永乐口称“殿下”而不是“陛下”,嬉笑怒骂,无所不至:

臣知殿下以兵力取富贵,不知殿下即此位……况富贵瞬息,何足重轻!殿下向来悖谬,不可为训,恐子孙有效尤而起无足怪者!

盛怒之下,平素一副笑面的朱棣露出了不为人知的狰狞一面。他命人把黄子澄所有的亲戚一律逮捕,把黄家一姓老小六十五口,妻族外亲三百八十人都押到黄子澄面前,“哀号震天”。维持自己价值观的代价,将是这四百多人的性命。

黄子澄望着自己的老父老母,泪眼婆娑,心如刀绞,然而,儒学原则让他不能后退半步。他咬咬牙,仍不改口。朱棣命人砍掉他的双手,黄子澄仍不屈服,遂又命斩去双脚,接着把黄子澄砍成肉泥。黄氏一家六十五人不分老小,一律斩首,三百八十名亲戚全部发配边疆。

曾在山东抵抗朱棣使其不能南下一步的铁铉,被送到朱棣面前时,反背坐于廷上,谩骂不止。朱棣命人将铁铉耳朵、鼻子割下来,“碎分其体”。

建文的礼部尚书陈迪在朱棣面前与之辩论君臣大义,骂不绝口。朱棣命人把陈迪的几个儿子都抓来,并且割下他儿子的耳朵、鼻子,让他吃,并问味道如何。陈迪答道:“忠臣孝子的肉,香美无比。”父子六人,同被凌迟……这就是那个讲义气、重感情、面常带笑的朱棣吗?这就是那个因为乞丐的惨状而流泪,因为弱者受欺而义愤的燕王吗?这就是那个起兵时慷慨陈词,义形于色的正义化身吗?是的,这个正义的代表,仁慈的主人,人情味十足的大人物所作所为还远不止此。

他和方孝孺在殿上对骂,恨其嘴硬,命人将方孝孺的嘴割破,直割到两耳。他发明“诛十族”,与方孝孺有关系的八百七十三人被磔杀于市。朱棣发明“瓜蔓抄”,为了泄一时之愤,从一个仇人开始,转相攀染,广加株连,滥杀无辜,动辄让数百人死于非命。

很侥幸地,历史留下了朱棣未及销毁的流氓嘴脸的特写: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正月十一,教坊司的官员在皇宫右顺门口禀奏:齐泰的一个姐姐,两个外甥媳妇,加上黄子澄的妹妹,四个妇人,平均每天被二十条汉子轮奸。“年小的都怀身,节除(夕)夜生了个小龟子,又有个三岁的女儿。”朱棣闻听,依由之,说道:“小的长到大,便是摇钱的树儿。”

美丽的面具被揭开,后面露出的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流氓。这个流氓的卑劣、下流、凶残,比之他的父亲有过之而无不及。与他父亲的唯一区别,他不过是一个精通经典的流氓。这个道貌岸然的人,原来心底对人的生命并没有丝毫尊重,在他那冷酷的心灵中不生长同情、怜悯、爱这些高贵的品质。

在他的眼里,世人只分为可利用的和不可利用的两种,事物只分为有利于自己和不利于自己的两类。那些没有利用价值的人,在他心中还不如草芥。

从道德水平上讲,他并不比大明帝国范围内任何一个地痞流氓更高一点点。不幸的是,这样的人在中国式残酷竞争中常常是胜者。这些人一面愚弄天下,一面又野蛮践踏诚实的人所珍视的价值。他们标榜的是王道正义,实际上遵循的却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后世士人谈起成祖时代,最为痛惜的是天下正气又一番被摧挫。

明亡之后,许多士人把明朝之亡归于,人心在永乐之时即已倾颓。明末大儒顾炎武认为“洪武、永乐之间”为“世道升降之会”,是中国人性格发生扭曲的时代,的确是有识之见。明亡之日,殉国者尚不及“靖难”时殉建文者。后人李清在《南渡录》中说:“靖难以正气渐削,故酿为今日(明亡之日)狯猾之徒屈膝拜伪。”

第一十三节 鞭子底下出顺民

朱棣制造的骇人听闻的残酷,并非完全是盛怒之下丧失理智的结果。就像流氓们残害他人并非仅仅是为了取乐,流氓们行凶,往往是炫示自己有加害于人的能力,从而获得别人的惧怕。在能够利用道德面具的时候,朱棣绝不会露出他的犬齿。然而,在雄辩和谎言遮挡不住的部位,他只剩了暴力这一种选择。极致的残酷能削减抵抗力,美国人对广岛和长崎的核屠杀引起了日本当局迅速的投降。一个更为人熟悉的例子,蒙古人的屠城使更多的城市不战而降。

不论怎么解释,怎么宣传,他篡位者的面目都无法遮掩,所以与那些认死理的儒臣们辩论,他注定是输家。在道义上被剥光了衣服的朱棣,最后的手段只能是屠杀。毫无节制的屠杀,有效地瓦解了反对者的势力,使更多的观望矜持乃至不满者迅速抛弃了犹豫、廉耻和义愤,无条件地站到了他的旗帜之下。事实上,除了被他杀掉的那些人,剩下的建文遗臣们为他卖起命来都是诚惶诚恐,竭尽全力。暴力能有效地巩固君主的统治。

如果朱棣读到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他一定会抚掌大笑,感叹英雄所见略同。马氏一针见血地指出:“君主进行斗争必须既像人又像兽”,“如有必要,君主应随时抛弃传统道德”,理由是“令人畏惧要比受人爱戴更安全”。

朱棣和建文帝的命运对比有力地证明了马氏结论的正确性,虽然马氏在写这本书时并不了解神秘的东方历史。建文帝确实宽厚仁慈。对大臣们,建文帝从来都是礼貌有加,温文尔雅。对百姓们,他不断减轻赋税,甚至还要实行井田,以平均田地,造福于民。结果在燕王大军节节南下的时候,各省居然没有一个官员率兵勤王!对败军之将李景隆,他不但不杀,反而委以重任,命他守卫金川门(位于南京城北),结果李景隆第一个开门迎降。

人民宁肯辜负一个自己爱戴的人,也不会违背一个自己畏惧的人。这是人的本性。确实,正是恐惧巩固了朱棣的权力,特别是当权力没有足够的道义基础时,当利益这根缰绳不能把人们引上为他所用的方向时,朱棣就会毫不犹豫地举起暴力的鞭子。他发现,鞭子往往比缰绳还管用。翻检明成祖那些血淋淋的记录会发现,他在制造这些暴行时肆无忌惮,丝毫不担心因此而激起反抗。他深知,中国百姓几千年来已经习惯了在暴力面前驯服。

第一十四节 政治就是表演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朱元璋毕竟出身草野,头一次当皇帝,政治手腕有诸多不够老到之处,许多招法用得过辣过猛,杀人过多,成为政治败笔。

而作为朱氏家族的第二代皇帝,朱棣继承了老皇帝的政治智慧,文化水平更高,性格更阴鸷,手法更老到更圆熟。比老皇帝更高明的一点就是适可而止,对残暴用之有度。目的达到之后,他就适时收手,着手修补自己的形象,而老皇帝的残酷,在很多时候是为了满足心中的变态欲望,已超出了政治需要之外。

权力的奥秘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正如马基雅维里所说:“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君主必须学会用权而不仁,但要明白何时当仁,何时不仁。”“如有必要,君主应随时抛弃传统道德。然而,只要有可能,他还是应当恪守正道。”他已经向天下人展示过自己狮子般的可怖面孔,然而这种展示应该偶一为之,绝不能让它成为天下人心中恒定的形象。不节制的暴君往往没有好下场。道德这个工具,在君主的工具箱中应该放置在日常应用的位置上。

现在,天下人都已规规矩矩,安安分分,正是需要朱棣展示他的仁慈、仁义的时候了。这正是朱棣所擅长的。美国总统尼克松说过:“政治就是演戏。”而朱棣就是个天生的演员,喜欢也善于制造一些传奇性的故事,以达到需要的政治效果。

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五月二十,朱棣在南京灵谷寺进香。经过一株槐树下面的时候,一条小虫子落到了皇帝的袖子上。皇帝轻轻把虫子抖落地下,随从们上来就要踩死,皇帝很不高兴地瞪了他们一眼,命他们把这条虫子再放回树上,并且教训道:“此虽微物,皆有生理,勿轻伤之!”和尚们忙念起阿弥陀佛,连连称赞皇帝真是菩萨心肠,猜测皇帝可能是哪一位菩萨转世。当然,仅仅是这些小伎俩并不能起太大作用。

朱棣还有大手笔。他知道,天下真正对他心怀不满的是那些读书人。虽然在大屠杀之后噤若寒蝉,然而心里对他并没有好感。所以,大屠杀之后,他对依附于自己的文人学士特别宽宏,多方优容。他即位不久,就安排实行科举考试,扩大录取名额,拓宽了读书人晋身的道路。对在朱元璋时受到委屈的一些文人,他积极平反昭雪,挽回了不少人心。

从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他就开始以他独有的宏大气魄,组织编修有史以来最大的一部类书(古代的“数据库”)《永乐大典》,以此表示自己对文化的重视。此举赢得了士人的极大好感。一打一拉,天真的士人立刻掉入彀(gòu,圈套)中。文人学士们忘掉了朱棣的凶残,开始满腔热情地歌颂永乐皇帝的丰功伟绩,由此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新流派——台阁派。

他们作品的中心内容,就是歌颂朱棣的功德和祥瑞,歌颂国势的强盛太平,平正典雅,词气安闲,雍容晓畅,一时制造出一派歌舞升平的文化繁荣景象。

对比朱元璋、朱棣父子,常常会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老皇帝起身平民,所以对同样出身流氓的汉高祖感觉十分亲切,每每自比汉高祖,为人行政上自觉不自觉地以刘邦为榜样。而朱棣篡得皇位,所以对同样用血腥手段夺得皇位的唐太宗极有好感。

唐太宗不但篡位成功,并且还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皇帝。每当提到唐太宗,朱棣敬慕之情溢于言表。所以,他为人行政,也处处踪迹唐太宗。

平时说话,必以仁政为辞,反复强调儒学教条,把老百姓的饱暖时时刻刻挂在嘴上。经常号召大臣们进谏,而且确实也多次诚恳接受别人的意见,勇于改过。

他一改老皇帝的政策,提出“用法当以宽不以猛”的原则。他一再表示反对老皇帝的严刑峻法,修改了许多过于苛刻的法律条款,并且特别规定,凡是判死刑,都要“五复奏”,即要反复审查五遍。一转眼,那个以人命为草芥,无理株连肆意“瓜蔓抄”的暴君面孔慈祥得让人不得不感动。

然而,再有自制能力的人也不免有失控的时候。在晚年,一次偶然的失控,使他的野兽本性又一次暴露。在后宫的一次争宠斗争中,一个妃子的侍女被屈打成招,供认曾想谋害皇帝。暴怒之下,他大开杀戒,竟然辗转株连,一举杀掉了二千八百人。只有在这种时候,人们才吃惊地发现,原来魔鬼并没有变成天使。

第一十五节 “此上命也,奈何杀臣!”

形象需要建设,然而威慑的鞭子还得时时高悬,让人民不要得意忘形。

有人说过,当领袖的首要条件是做一个好屠夫。如果自己做不了好屠夫,身边就需要有成为好屠夫的人。朱棣是个杰出的屠夫,然而却绝不轻易亲自下手。所以,他有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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