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伟人:刘少奇在建国后的20年-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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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这一讲话，实际上就是要求对客观情况作一个客观的、实事求是的估计，而不是完全被“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比例关系所束缚，该是多少就是多少。
刘少奇所作的估计，着实令与会者有茅塞顿开之感，感觉到思想上固有的疙瘩有所松动，好像解开了。
但是，刘少奇对缺点错误的认识，还是在肯定“三面红旗”、“大跃进”的基础上作出的，至少，是在对“三面红旗”和“大跃进”初步肯定的基础上作出的。
“三面红旗”是最后的界限，不能越雷池一步的。
因此，归结到造成困难的原因方面，也不可能认识得更深一层，而是说：“原因之一，是因为我们在建设工作中的经验还不够。我们在建设工作中犯一些错误，是不可避免的。”
当然，刘少奇在讲话中的的确确触及到了这一根源，他批评了“大跃进”中出现的“共产风”，批评了一些不正确的口号和做法，同时也对“三面红旗”的结论问题留了余地：
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5年、10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
让历史来作评判，让实践来说话，应该说，刘少奇的这个态度是非常有历史眼光的，也是实事求是的。
但是，这同时也是一种存疑的态度，虽然是在一段时间是完全肯定的，但留待以后作结论。
这的确需要很大的勇气，也对与会者的触动很大。
同时，刘少奇对“大跃进”中出现的错误口号，提出“应该认真地清理一次，使我们的干部和群众，对这几年来在观念上不清楚的许多问题，弄得更清楚些”。
在这一点上，刘少奇是直言不讳的：
有一个口号叫作“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是《人民日报》用大字标题发表了的。各省的报纸也发表了，因此对许多地方有影响。这个口号是错误的，应该取消。
有一个时期，《人民日报》曾经反对重视客观条件的观点，把这种观点叫作“条件论”，或者叫作“唯条件论”，这也是不正确的。那种完全否定主观能动性的客观主义是错误的，但是不能否定重视条件，不能否定重视客观条件。要做好一切事情，都必须有一定的条件。
刘少奇的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引起了大多数与会者的共鸣，也是与会者多年以来不敢启齿的难题：不能打击群众的积极性，也就是主观能动性，从而面对客观现实，还要硬着头皮“大干快上”。
症结就是对“左”和右的方向上，都怕犯右的错误，因而“宁‘左’勿右”，因而不断向“左”，再向“左”。
是“左”还是右？这是大多数党员干部不敢，没有勇气触及和回答的思想疙瘩，多年来的风浪，使他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左”。
这一点，刘少奇也是直言不讳的：
还有一种“左”比右好的说法。有的同志说，犯“左”倾错误是方法问题，犯右倾错误是立场问题。我看这种说法，也是不正确的，是错误的。右不比“左”好。“左”也不比右好。这里所说的“左”是引号里面的“左”。“左”有方法问题，也有立场问题；右有立场问题，也有方法问题。我们是“左”派，是革命派，但不是引号里面的“左”派。我劝告同志们，不要做那个引号里面的“左”派，要做实事求是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密切联系群众的、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真正的左派。只有这样的左派，才会是朝气蓬勃的、真有干劲的左派。不要做那种脱离实际的、脱离群众的、冒里冒失的、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去蛮干的那种加引号的“左”派。……我们在党内的具体斗争中，应该有什么反什么，就是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既没有“左”，也没有右，就什么也不要反。这就是说，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进行党内斗争。
在刘少奇看来，“左”和右同样都是方向性错误，都是路线性错误，二者都是错误的，不可能存在一者正确，一者错误。
向“左”和向右的任何偏差，都是不允许的。如果联系到一些具体的数字、指标或高或低，就说是“左”或者右，“这也是不正确的”。
更何况，这往往是和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联系到一起的。因此，刘少奇说：“这几年搞了许多运动。这些运动，很多是一哄而起。有些并没有正式的文件，只是从哪里听了点风，听到了一点不确切的消息，就哄起来了。这种方法，是不好的。”
刘少奇提出，“在进行工作、开展运动的时候，运动要先经过典型试验，然后逐步推广，要有准备、有步骤、有区别、分期分批地进行。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更应该这样。”
实际工作中的经验不足，仅仅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刘少奇更深一步地触及到造成如此多的缺点错误的深层原因：党内政治生活的不正常现象。
刘少奇认为，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与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偏差是有关系的。
刘少奇的确感觉到了民主集中制在实行过程中的偏差问题。实际上把彭真所讲的“每个人都犯错误”提高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上来认识，不仅仅是认识错误本身，更要抓住造成错误的根源问题。
刘少奇的讲话博得了与会者热烈的掌声。他们由衷地对刘少奇的讲话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这一讲话是实事求是的。
刘少奇在大多数人那里得了满分。
当然，刘少奇的讲话完全符合毛泽东的口味吗？他的讲话中对“三面红旗”、“大跃进”的存疑，对“左”和右的批评，对“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老比例的否定，对人民公社、供给制、公共食堂的“一哄而起”的批评，对庐山会议后大反右倾而没有能够继续纠“左”的遗憾和批评，是否会危及到毛泽东的崇高威望？
这些批评和质疑，可以说也是实事求是的。但毛泽东会这么看吗？不一定。
后来毛泽东就在“文化大革命”中写了一张“大字报”，专门“联系”到了“1962年的右倾”。
“文化大革命”初期，江青说得更直白：“七千人大会憋了一口气，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这口气。”
因此，仍然有一些“聪明”人，自认为“曲高和寡”，抓住了刘少奇讲话的“漏洞”，揣摩毛泽东的心理，弹出了不和谐的音符。
这个人就是后来吃“大亏”的林彪。
隔了一天，林彪在1月29日上午的大会上讲话，维护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维护毛泽东“无人望其项背”的威信。
林彪说：
我们党近几年提出的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正确的，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人民的创造，党的创造。……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条总路线，毫无疑问是正确的。……这几年我们工作中产生的一些缺点，不是总路线本身的问题，而是执行中间的毛病。
……
在困难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加强党的团结。我想，事情千千万万，项目多得很，而最大的，首要的，是党的团结。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更加依靠、更加相信党的领导，中央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这样，我们才更容易克服困难。而且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小得多。我感觉到我们同志对待许多问题，实际上经常出现三种思想：一种是毛主席的思想，一种是“左”的思想，一种是右的思想。当时和事后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的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较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他总是在实际的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我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到不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因此，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党更需要团结，更需要跟着毛主席走。
林彪一番长篇大论，的的确确起到了维护毛泽东威信的作用。但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
林彪这番话，实际上堵住了很多人的嘴巴，也使很多人无法也不可能说话：这几年，一直是由刘少奇主持中央一线工作，如果毛主席一直都是正确的，如果说出现问题出现困难是因为没有正确执行毛主席的思想和路线。那么，刘少奇岂不是违反毛主席的路线了？刘少奇岂不是替人“背黑锅”吗？
林彪讲话的弦外之音，就是维护毛泽东的地位，将缺点错误推到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头上。
毛泽东对林彪的讲话的反映是非常高兴的。
3月20日，他在林彪讲话稿上批示说：“此件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毛泽东同时还批示说：“送少奇、恩来、小平三同志看一遍”，“此件没有什么特殊秘密，可以和别的同志的讲话一同发给那些人看或者读给另一些人听。这个问题向高级中级干部保守秘密，不让他们知道、好好想一想、早作精神和物质准备，是极为有害的。”
林彪讲话一完，毛泽东带头鼓掌。显然，他是同意的。联系到庐山会议上，林彪中途？span class=yqlink》仙剑耘淼禄炒笈嘏细偕舷撸灰彩恰坝胫诓煌甭穑？/p》
这次会议原定是1月底就结束。
1月29日下午，有许多人反映，话还没有说完，还憋着一肚子气要出。有的组还反映，会上还有人压制民主，不让讲话。
毛泽东和其他政治局常委商量后，决心让大家把要讲的话都讲出来，把“气”出完，在北京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
毛泽东说：
这次用这么个方式，在北京开这么个会，要解决问题。现在，要解决的一个中心问题是：有些同志的一些话没有讲出来，觉得不大好讲。这就不那么好了。要让人家讲话，要给人家有机会批评自己。你自己不批评自己，也可以，得让人家批评你。最好的办法还是自己来批评自己！有许多地方的同志是作了准备的，而且有的作检讨作了几年了——1959年、1960年、1961年。有好几个省，从1959年起就自我批评，不只一次、两次、三次、四次，而是五次、六次。自我批评的结果，人家就不爱听了，说：“请你不要再讲了，老讲那一套！”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不讲了，这才取得了主动。我看是不是在这次会议上就解决这个问题。县、地、省都有同志在这里，不要等回去了再解决。
为什么一定要回到你们家里过春节才算舒服？为什么我们在北京七千人一道过个春节不好？我主张集体在北京过一个春节。有这么几天，我相信能够解决上下通气的问题。有一个省的办法是：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我建议让人家“出气”。不“出气”，统一不起来。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气”都没有出嘛！积极性怎么调动起来。到中央开会，还不敢讲话，回到地方就更不敢讲话。我们常委几个同志商量了一下，希望解决“出气”的问题。有什么“气”出什么“气”，有多少“气”出多少“气”，不管正确之“气”，还是错误之“气”，不挂账，不打击，不报复。
会议延期了。七千人不可避免地在北京共度春节了。
大会进入第二个高潮。高潮的起点就是毛泽东1月30日在大会上的讲话。
七千人大会已经开了18天，毛泽东除了在会议上作了插话外，没有作大会讲话。与会的代表们急于想听一听毛泽东的讲话，希望他老人家能够出来说句话，吃颗“定心丸”。
毛泽东一出现，代表们欢欣鼓舞，热烈鼓掌。在掌声中，毛泽东表情轻松，面带微笑，抓过麦克风就讲开了：“同志们，我现在讲几点意见。一共讲六点，中心是讲一个民主集中制的问题。”
毛泽东引经据典，谈笑风生，历史典故信手拈来。
他借历史上的“霸王别姬”的故事来批评地方的各路诸侯：
尽可能慎重一些，周到一些。如果不是这样，就是一人称霸。这样的第一书记，应当叫作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我们现在有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像项羽。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要垮台的。不是有一出戏叫《霸王别姬》吗？这些同志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我为什么要讲得这样厉害呢？是想讲得挖苦一点，对一些同志戳得痛一点，让这些同志好好地想一想，最好有两天睡不着觉。他们如果睡得着觉，我就不高兴，因为他们还没有被戳痛。
接下来，毛泽东作为党中央主席，主动地承担了责任：
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去年6月12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我们的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直到区委书记，企业党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既然作了第一书记，对于工作的缺点错误，就要担起责任。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人家总是要讲的，你老虎屁股摸不得吗？偏要摸！
说到这里，毛泽东大手一伸，非常形象地作了一个“摸”的动作。顿时，会场里笑声一片。
毛泽东所说的，犯错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