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评传-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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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十条，虽皆卑无高论，务期切而易施，敢竭愚忱，恭应明诏。抑臣更有进者，中国自甲午以来，积弱甚矣。复当大衅，创巨痛深，财绌力殚，益贫益弱。忧时之士，咸虑不支，臣独以为未也。在昔越王勾践，困辱备尝，生聚十年，卒雪大耻。近世普法之战，法几不国，经营未久，复抗群雄。日本一岛国耳，幅员不及我之三省，明治维新遂成望国。况我中国土地之广，人民之众，物产之饶为万国所不逮，果能切实整顿，力求富强，取人之长，补我所短，行见事半于人，功效倍之。伏愿我皇太后、皇上兢业一心，恢张百度，行之以渐，不责近功，持之以恒，不摇定见。斯治安之理已得，即强盛之效可期。臣至愚极庸，愧不能上分主忧，下裨时局。然而天良具在，忠愤难忘，惟有勉殚血诚，力图振作。尤当凛遵公尔忘私、实事求是之圣训，以时时儆于厥心，冀可稍答高厚生成于万一。
所有遵旨敬抒管见，上备甄择缘由，是否有当，谨恭折由驿缕晰驰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1901年9月7日（旧历七月二十五日），庆亲王、李鸿章代表清廷与德、奥、比、西、美、法、英、意、日、荷、俄等十一国代表签订了《辛丑和约》十二款，签字当天，七十九岁高龄的李鸿章已经是“力疾”扶病出席了。9月17日，联军完全撤出北京；但事情并不算完，天津还处于联军都统衙门的管理之下，这是要在赔款付清之后才能交还的。更大的问题还在东北，东三省在俄国人手里，要想收回来不那么容易。俄国人的要价很高，正在等着开谈判，不用说这又非李鸿章不可了。不满足俄国的要求，东三省收不回来，那可是大清的发祥地和祖坟所在；答应俄国的要求，闹不好列强会再次群起效尤，中国很可能就此被瓜分。列强的逼迫威胁，内部的分歧掣肘，太后的遥控牵制，终于把为大清这辆破车驾了一辈子辕的老马给累倒了，10月30日，李鸿章肝病发作“呕血”，11月7日，撒手人寰。
裴景福曾在鸿章手下作官，老李离粤北上之前，曾向他透露过自己的心曲。“庚子六月，文忠（即鸿章）奉命入都议和。是月21日，自广州登舟，裴前往送行。其他官员全都不见，独以乡里后进召裴入见。当时十分炎热，文忠穿着细葛蓝布短衫，足着山东式样的鞋子，靠着一架小藤躺椅。”在谈了一阵地方上的政务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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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双簧”六（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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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景福）说：“公已调补北洋了，诸位领事们（指各国驻广州领事）今晨已得知电报，全都额首相庆呐。”文忠忽然捋着胡须自言自语说：“当今之世，舍我其谁？”过了一会儿又说：“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京师遭难，根本虽已动摇，然而慰亭（即袁世凯）支撑着山东，香涛（即张之洞）、岘庄（即刘坤一）全都有确定的见识，必会联络保全，不至于一蹶不振。以各国兵力论之，京师危急，当在八九月之交。但聂功亭（即聂士成）已阵亡，马（玉昆）宋（庆）军已经零落，牵制（联军）必不得力。日本调兵速度最快，英国人再帮助它，恐怕七八月（京城）已不保了。”说到这里，潸然泪下，说：“内乱怎样能止得住呢？”久久没有其他的话。裴将要告辞而出时，文忠止住他说：“潮水还没有来，先不用着忙。”于是自己喝牛奶，而命以荷兰汽水待客。裴又开口问道：“万一都城守不住，公进京打算怎么办？”（李）回答说：“必会有三大问题：剿拳匪以示威，惩罪魁以泄愤，先以此二者要挟我，而后注重兵费赔偿，这是势所必至的。（至于）兵费赔款数目的多少，此时尚不能预料，惟有极力研磨（拖延商讨），展缓年份，还不知做得到做不到？我已垂垂老矣，还能活几年？总之，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钟不响了，和尚也就死了。”说话间涕下如雨。裴亦怆然，于是告辞。文忠命取相片来相赠，送到舱口，仍拉着手再三叮嘱说：“地方要紧。”裴答应着登岸，而安平船遂起锚而去。3
老成谋国，不计毁誉，心态苍凉，闻之令人鼻酸。而老李之死的主因，除了为太后和义和团闹出来的庚子事变善后，累得心力交瘁而外，就是俄国人的要挟逼迫了。东三省的交涉与李鸿章之死，与中国近代史上诸多重大事件的发展有重要关联，所以我们先要简单补叙一下庚子事变中俄国的表现。
庚子事变期间，联军在京津正面战场上的部队总数不过六万六千五百人左右（包括瓦德西所率领的、没能赶上战斗的二万二千五百人的德军，他们是在北京陷落一周后，才在大沽登陆的），这其中的俄军只有四千八百人。但在不那么引人注意的东北方面，入侵的俄军竟达十五万人之多，很显然，俄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它所刻意经营的，是其处心积虑已久的中国东北。
在这之前，俄国虽已骗走了大半个东北（这里是在蒋廷黻先生所说的“大东北”涵义上使用“东北”一词），但在黑龙江右岸还有若干属于中国的飞地，有土生土长的少数民族和生意人在那里居住。东三省（当时东北尚未建省，统称满洲，由于是所谓“龙兴之地”，对外不开放，由几个满族将军带兵驻守）的将军们都是满族人，对太后编练义和团打洋人的上谕奉命惟谨，盛京（即今沈阳）、吉林也小规模地闹起了义和团，这就给了沙俄极好的借口，实施其攫夺更多权益的计划。
7月中旬，俄军从海兰泡（位于黑河对岸，原名孟家屯，今俄国布拉戈维申斯克）越界渡江；次日起，在海兰泡居住的六千多（大多是做生意的）中国人，被分批押解到黑龙江边，强行驱赶入水。掉队或拒绝泅水者，被俄军用斧子、刺刀砍杀。游过江的中国人仅八十余人，大部分人被杀或在江中淹死。
同时，俄军将中国人集中居住的“江东六十四屯”（在瑷珲对面，黑龙江以北）焚掠一空，居民或被砍杀或被驱赶进江中溺死，惨死七千多人。8月14日，俄国阿穆尔省总督宣布黑龙江右岸土地全部并归俄国所有。希望国人不要忘记黑龙江畔这些同胞的冤魂。
俄军过江后即分三路向东北纵深挺进。8月28，黑龙江城（即齐齐哈尔）失守，黑龙江将军寿山自杀。另两路俄军分别由松花江与黑龙江交汇处的哈喇苏苏（又称三姓，今黑龙江依兰）和中朝边境的珲春入侵吉林，吉林将军长顺奉清廷之命“停战讲和”，9月21日俄军进入吉林，收缴全省所有枪支和官府的现银。俄军的南路，由屯驻旅顺的俄军北进，8月1日攻陷盖平和熊岳，以后相继攻陷海城、牛庄、辽阳、铁岭等地，10月2日占领盛京（沈阳），偏师直下山海关，与关内的俄军会合。至此，东北全境基本上落入俄国的掌握之中。
11月9日，逃到义州的盛京将军增祺派部下周冕与俄国总督阿莱谢耶夫（Alexieff）的代表在旅顺订立了《奉天交地暂且约章》（简称《增阿暂章》），主要条款有：允许俄国建立哈尔滨至旅顺的铁路；中国交出军火炮台，解散军队；营口暂由俄国人管理；俄国派官员驻盛京参与“紧要大事”；俄派兵协助地方上的治安巡捕等等4。16日增祺与阿莱谢耶夫批准了《增阿暂章》。但是由于当时交通通讯不通（太后一行正在“西狩”途中），增祺此举未能事先请示朝廷，因此当太后知道他竟敢与洋人私订约章，大为恼怒，次年（1901年）1月18日，命驻俄公使杨儒向俄国外务部声明不予承认，并将增祺交部严加议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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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双簧”六（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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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增阿暂章》不仅慈禧不满意，俄国那一头也不满意。清廷既然不予承认，俄国乐得同意废除《暂章》，并由外（务）部尚书拉姆斯独夫向杨儒提出了一份更为苛刻的“东三省交地事约稿”，主要内容是：一、俄允将满洲全行交还中国，吏治一切照旧；二、留兵一部保护铁路，至地方平靖及中国将本约末四款办到之日止；三、如遇变急，留驻之兵，全力助中国弹压；四、中国允于路工未竣及开行以前，不设兵队，他日设兵须与俄国商定数目，军火禁入满洲；五、凡将军大员办事不合邦交，经俄声诉，即予革职，满洲内地可设马步巡捕，与俄商定数目；六、中国北境水陆师不用他国人训练；七、划金州于旅大租借地内；八、满蒙新疆等处路矿及他项利益，非俄允许，不得让与他国，或中国自行筑路，除牛庄外不得将地租与他国人；九、此次俄兵费、各国赔款，均应清还，俄人赔款数目期限抵押，与各国会同办理；十、被毁铁路，及公司工（程）师被劫产业，及迟设路工赔费，均由中国与公司商赔；十一、上项赔款可与公司商定，将全数或分出若干，以他项利益作抵，该利益可酌改旧合同，或另让利益；十二、照中国前允成议，自干路或支路向北京另造一路，直达长城，照现行路章办理。5
由于俄国所提条件大有独吞满蒙权益之意，引起了视东北为其“国防外线”的日本的极度恐慌和不满。于是日本拉俄国的老对头英国和德国共同向中国施压，劝中国勿与“别国”（即俄国）另定割让土地及独享利益的条约，一切条约应与各国公同商办。清廷的态度是以夷制夷，利用英美德日劝阻俄国，中国则尽可能地两边都不得罪，总的原则是“因应机宜，善为操纵”。俄国公使格尔思则威胁李鸿章说，中国如果听信各国谗言，不愿立约，则满洲必永为俄国占领，此事与各国无关，应置之不理。3月18日，俄国发出签约的最后通牒，限令中国26日之前签字。李鸿章的对策是拖，后来又利用列强间的矛盾，提议先定公约，后议专约，将此事暂时搁置了起来。
由于想在“公约”之外谋求更大的特殊利益，俄国向清廷秘密提出的条件，都是一些上不得台面的东西。清廷于是通过刘坤一、张之洞等向英、日等国透露俄国的要求，激起了这些国家的强烈反弹。迫于压力，4月12日，俄外务部向英美德三国公使否认俄曾向中国提出过特殊要求。之前（4月8日），俄驻日公使也通知日本外相加藤，中俄立约作罢，东三省仍照以前办理，加藤当即转告清廷驻日公使李盛铎，并叮嘱俄若再有诱逼情事可随时与英、日密商。诚如张之洞所说，中国此时的生机全赖“各国牵制”四个字了6。
但是，俄国是不会无代价地将东三省璧还的，其他列强当然也不甘心俄国独吞东北的权益，尤其是日本，在它看来，俄独吞东北，对日本简直就是生死攸关的事情。列强在中国问题上，本来就是矛盾重重，根本就不可能形成一致的对华政策，是太后闹义和团把它们闹到了一张床上。即便如此，列强仍然是同床异梦的，其中俄国尤其狡诈。庚子年的闰8月初4日，在马上就要拿下盛京，实现自己的战略目的时，俄国忽然向其他列强递交了一份照会，宣称解救各国使馆的任务已经完成，俄军及其公使馆人员将一并撤退到天津，等候清廷派出的谈判代表。这对原想团结一致压迫清廷做出最大让步和赔偿的其他列强，分明是拆台；对清廷而言，则是示好。他们为什么要撤到天津？因为负责谈判的全权大臣李鸿章要从那里上岸，而李鸿章被俄国视为“亲俄派”，奇货可居，所以一下船就被俄国派兵严密保护了起来。相对于李鸿章，另一位全权大臣庆亲王则被认为是亲英日的，但在外交折冲方面，他还是个小儿科，老李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据荣禄在京的眼线张翼向他密报说，在与列强的谈判中，老李主持一切，“大权独揽，左右无人也”，“甚至电奏照会竟有先发行而后知会者，一切独断独行，决无与庆邸（即庆亲王）就商之时7。”尽管与朝廷往来的电文公函，庆亲王由于地位尊贵，名衔始终都列在老李前面，但老李功在国家，有本钱倚老卖老。太后简直把大清的江山和自己的命运全押在了老李一个人身上：“该大学士此行，不特安危系之，抑且存亡系之，旋转乾坤，匪异人任，勉为其难，所厚望焉8。”
俄国人原以为老李收过他们的钱，这次也会像强租旅大那次一样合作，不想老李亲俄不假，但在关系国家重大权益的问题上，还是顶住了压力。1901年10月10日，俄国公使向李提出以俄华道胜银行名义办约，以避列强耳目，他拒绝了。此后俄使又不断威逼利诱，直到老李去世前一个小时，俄国公使还在病榻前逼他签字。所以老李之死，一是让太后搅得一团糟的国事给累的，一是让列强尤其是俄国人给逼的。平心而论，明知道必会丧权辱国，背上历史千载骂名（像“汉奸”、“卖国贼”这类骂名老李至今已经背了一百多年）的这类谈判，别人避之惟恐不及，老李虽不情愿，但为挽救神州于陆沉，“虽千万人，吾往矣”，这种忍辱负重的勇气和老成谋国的责任感，令人佩服。要知道，那些一向骂老李“汉奸”、“卖国”的翰林和御史们此时都如“久旱之望云霓”，盼着他来收拾好残局呢。“于时列国军队尚纷屯京、津间，两宫西狩未还，生民喘息甫苏，中外喁喁仰望李相若长城。顿闻噩耗，举国惶骇，朝廷亦怵然9。”得知李鸿章的死讯时，太后一行正在回銮的路上，消息传来时，当时随从扈驾的吴永描述了行在的场面和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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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双簧”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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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即得到京师来电：合肥相国，已于今日午刻逝世。得此噩耗，猛的如片石压入心坎之中，觉得眼前的百花，立时都颜色惨淡。听说两宫震惊痛悼得失去了常态，随驾人员，乃至于太监、卫士，无不相顾错愕，如同大梁和柱子倒塌下来，骤然间失去了倚恃一样。到了这样的关键时刻，才开始知道元老大臣对于国家安危的分量。想来此时中外朝野，必会抱有同样的感想；即使平时极力诋毁之人，至此也不能不为之扼腕叹息。公道所在，决不是人力所造成的！公之隆勋伟绩，自然昭昭在人耳目。晚年因中日那场战争，虽不免于成为舆论的众矢之的。然而自从此番再起，全国人士，都知道扶危定倾，拯救此次大难，毕竟非公莫属。渐渐觉得称誉多而毁谤少，黄花晚节，重见芬芳，这也是公（之事业）的回光返照吧。10
对于袁世凯来说，李鸿章之死则把他推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