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评传-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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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前途着想，日本此次提出的“觉书”附有第五号各条，真是亡国条件。今外交部尽最大努力，避重就轻，使“二十一条”议决者不满十条，且坚拒开议第五号。外交部当局恪守我的指示，坚拒到底，已能尽其责任，使日本最后通牒中已将第五号自行撤回，挽救不少。惟最后通牒的答复只有“诺”与“否”两字，我受国民付托之重，度德量力，不敢冒昧从事，愿听听诸君的意见。接着，陆军总长段祺瑞就表示反对，说这样迁就，何能立国？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袁世凯说，段总长之说自然是正当的办法，但也应审度情势，量力而行。如果第五号不撤回，我与段总长取同一意见。现在既已撤回，议决各条虽有损利益，尚不是亡国条件。只望大家记住此次承认是屈于最后通牒，认为奇耻大辱，从此各尽各职，力图自强，此后或可有为，如朱公所言。若事过就忘，不事振作，朝鲜殷鉴不远，我固然责无旁贷，诸君也有责任。段祺瑞仍持异议，说民国肇兴就承认此案，如果各国效尤，如何应付？袁世凯又分析形势，说我岂愿意屈辱承认，环顾彼此国力，不得不委曲求全，两国力量之比较，您应该最明白。段不再坚持，遂宣告散会。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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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高帽”的学问四（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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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袁世凯在外交谈判之外，也在军事上做了准备，没有他的同意，段祺瑞不可能自行进行为时数周的军事动员和物资装备的调配。在高层会议认可之后，5月9日上午11时，由陆征祥、曹汝霖、施履本（即中方谈判代表）亲赴日本使馆，将签字文本递交给日置益。三人一路心境凄凉，“若有亲递降表之感65”。
袁世凯自青年时起，甲午、庚子……，国家一步步衰败，他是亲眼看着走过来的；但那时他不在国家领导的位置上，所以没有当事人那种锥心刺骨的痛苦感受。现在则不同了，丧权辱国的条约是由他批准盖印生效的，当年李鸿章签下《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时的那份屈辱和痛苦，他现在是感同身受了。所以袁世凯又于一周之后发布训令，就是本章篇首收录的密谕，密谕详述日本的图谋和“二十一条”谋我之凶险用心，提醒国人警惕重蹈朝鲜的覆辙，言下极为沉痛：“疾首痛心。惭愤交集。往者已矣，来日方长，日本既有极大政略，谋定已久，此后但有进行，断无中止，兼弱攻昧，古有明训。我岂可以弱昧自居，甘（心）为亡韩之续。处此竞争世界，公理强权，势相对待，人有强权之可逞，我无公理之可言，长此终古，何以为国？经此次交涉解决之后，凡百职司，痛定思痛，应如何刿？心神，力图振作。倘仍复悠忽，事过辄忘，恐大祸转瞬即至，天幸未可屡邀，神州陆沉，不知死所66。”袁世凯密谕的核心思想只有一个，归结起来就是，日本亡我之心不死，则我应牢记“兼弱攻昧，取乱侮亡”的古训，全国官民应以卧薪尝胆，忍辱负重的精神，励精图治，以待将来。
从“二十一条”交涉的全过程来看，看不出袁如何卖国，如何与日本人私下做交易，换取日本人支持他搞帝制的迹象。反之，袁极力拖延，交涉达二十五次之多，只是在最后通牒的胁迫下，他才部分接受了日本的要求。据自始至终参与了交涉的外交次长曹汝霖晚年回忆，日本在交涉中远没有达到其预定目的。
日本此次所提二十一条，包罗万象，集众大成，势力由东北、内蒙以至闽、浙，权利由建铁路、开矿产以至于开商埠、内地杂居，甚至第五项要求政府机关设立日本顾问，两国用同一军械，警察由日本训练，小学用日本教师，日本僧人到内地传教，凡此苛刻条件，思以雷霆之压力，一鼓而使我屈服。若使随其所欲，直可亡国。幸我府院一心，内外协力，得此结果，亦是国家之福。世人不察，混称二十一条辱国条件，一若会议时已全部承认者，不知二十一条中之第五项各条不但辱国，且有亡国可能，已坚决撤回不议，而所议定者不满十条。世人对此交涉不究内容，以讹传讹，尽失真相。67
在交涉中，袁世凯明里暗里地大施纵横之术，对日本欲将中国变为保护国的图谋，穷其智计地予以抵制和化解；交涉的情况，政府亦及时向各省和驻外使领馆通报；条约迫订后，他全无交易达成后的窃喜，而只有蒙受奇耻大辱后的锥心痛苦。针对条约有关内容，袁世凯亦授意参政院在《惩办国贼条例》中加入了严禁与外国人私订契约、出租售卖土地矿产的条例和“中国所有沿海港口湾岸岛屿”概不割让租与外国的议案68，以扼制日本蚕食国土的阴谋。故所谓“卖国”一说，不过是其政治对手的造谣或局外人的揣度之言，不足凭信，不能成立。
而且袁世凯当时刚刚当上正式大总统，帝制运动尚未开张，最能说明日本未以“称帝”作为诱饵的，是日本公使日置益在来华之前就“二十一条”问题向外相加藤明高请训时，提出“要向中国千方百计进行威胁、劝诱，并用尽其他一切计策”中所列出的五条“引诱条件69”中，并无支持袁搞帝制之说。
“二十一条”交涉中不存在“卖国”问题的另一有力反证是，袁氏称帝时，蔡锷、梁启超等护国战争的元勋，在讨袁檄文中，并未提出所谓“卖国”问题。“二十一条”交涉时，蔡、梁等均为政府中的要员，悉知签约的内幕。袁如有卖国行为，他们后来反袁时，不可能不加以利用，作为起兵的重要根据。
在历史人物与事件的评论中，一般史家或世人往往患有一种“局外虚骄症”，其症状为，在并不详尽占有、分析可靠史料的情况下，同时不抱有“同情”（即设身处地）的态度，而动辄指责、抨击他人不遗余力，譬如甲午战争时的翰林院学士、都察院御史们对李鸿章的指责。这种动辄义愤填膺一番，时时批评别人“卖国”者的虚骄，即缘于他们是局外人，可以放言高论，而又不必承担任何责任。实际上，国家存亡续绝的千斤重担若撂在他们肩上，这些人的表现殊难逆料，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他们的表现会比李鸿章、袁世凯差得多。所以自古就有“清谈误国”的说法，指的就是这般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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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高帽”的学问四（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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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看到伊拉克任凭外国检查搜索，国家几乎全无主权可言。什么叫做“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看看伊拉克就知道了。没办法，谁让它发动战争，最后成了战败国呢？没有割地赔款已经是便宜了。半个多世纪前的中国，比今天的伊拉克强不到哪里去。明知道打不过人家，怎么办？抵抗必然失败，随失败而来的是割地赔款，其损失比和平妥协要大得多，甲午、庚子已有前车可鉴。谈判，对方绝不肯空手而归，必得作出让步，让人家攫取相当的权益。在此局面下，只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走妥协让步的路子，这样尚可赢得喘息时间，徐图恢复。所以屡战屡败、积弱积贫的中国，在当时那个年代，外交上只有一条路可走：忍辱负重，以待将来。不仅晚清政府如此，北洋政府如此，后来的国民党政府也是如此。这种屈辱和痛苦，不是当事人者是难于体会的。1931年“9·18”事变，张学良下令不抵抗，举国都骂他是“不抵抗将军”。有了这段当事人的经历，他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后来（1936年3月28日）他在南迁西安的东北大学讲演时，感慨地说：“当年袁项城应许二十一条时，我是学生，一腔热血，誓死反对；及至二十年后我执政，还不如人家70。”
在当时举国的嘲骂声中，只有《大公报》上王芸生写的一篇社评为张说了公道话。王芸生是著名的报人，也是一个对近代中日关系有着深湛研究的学者，他所著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直到今天，还是研究中日关系的必读书。这篇社评基于对中日关系的深刻了解，对张学良当时的处境抱有同情，以至于六十年后，张氏还记忆犹新：
“九一八”之后，我最佩服的是《大公报》上写的一篇社评，好像是王芸生什么人写的。……我最佩服这篇文章啦，好像我在哪儿还收藏着它。不是当时看见的，是后来不知什么时候看见了这篇文章。它主要的观点是说，关于“九一八”，无论何人是张学良，他也一定是要这样办的。他这话真是说到我心里去了。
这篇文章说得太长。它说，历史上的事情，中国和日本出了问题的时候，都是采取这种措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他说无论是谁，处在当时张学良那地位上，也得这样办。所以，他评论说，只有设身处地知道那个环境的人，说出来的话才能公道。《大公报》这个社论，就设身处地地想了。他说旁的话我都忘了，记不住了，要紧的一句话，就是不仅仅是张学良，任何人，如果当时处在那个地位上，他也是这样办。我很佩服这句话。71
我们同样可以这样说，在与日本甲午议和或交涉“二十一条”的那个当口，无论谁处在李鸿章、袁世凯的位置上，也只能像他们那样行事，而不能像那些不负实际责任的局外人一样，为逞一时的意气，拿国脉民命作赌注。
注 释
1黄纪莲编：《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史料全编》安徽大学出版社版，第235—237页。
2统监，日本官名。1905年，日本强迫朝鲜接受《日韩保护条约》，朝鲜由此成为日本的保护国，日本为此在汉城设立统监府，统监成为朝鲜政府的太上皇，相当于日本驻朝鲜总督，首任统监即发动甲午战争，迫订《马关条约》的侵略老手伊藤博文。又过了五年，日本最终将朝鲜吞并。
3苍赤，苍生、赤子，在这里作为人民的代称。
4亡韩，即已经灭亡了的朝鲜。上述要求，也是日本当年要求朝鲜接受《日韩保护条约》时所提出过的。日本在“二十一条”中提出这些要求，意在把中国也变为它的保护国。
5刿沭，刿，割；？，刺。刿？在这里引申为刺激、振作之意。
6悠忽，轻忽、放荡；这里指优游岁月，不思进取。
7林林，即林林总总，纷然众多的意思。
8齿，这里指年岁，意思是“年岁小于我的”。
9发墨，即磨墨，引申为用力；针肓，针，古代医疗工具，引申为治疗；肓，膏肓，古人认为是药力达不到的地方。全句意为：即使病入膏肓，也要全力医治。
10程，考核、衡量之意。
11蚩蚩，意为敦厚；氓，草野之民；语出《诗经》，这里的意思是“敦厚无知的民众”。
12其亡其亡，系于苞桑；语出《易·丕卦》，比喻根基稳固，又有岌岌可危之意。
13郭廷以：《中国近代史事日志》（下）第1281页。
14同上，第1360页。
15参见吕一燃：《中国北部边疆史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版，第209页。
16参见《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上卷第二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17页。
17参见同上，第378—3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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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高帽”的学问四（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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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参见吕一燃《中国北部边疆史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版第201页。
19清末“移民实边”的规模相当可观：在东北，河北、山东等省“闯关东”，移居东北的人口超过1000万；而自1902年取消对“口外”的封禁后，“晋、秦、燕、豫贫民争趋之，日操畚锸者常数万人”，截至清末，内蒙古移民已达160万人。参见池子华《流民问题与社会控制》广西人民出版社版，第177页。
20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1870—1924），喀尔喀蒙古人，亦称博格多汗，是库伦活佛。1911年在沙俄策动、支持下，被部分库伦王公拥立为“大蒙古国”皇帝，背叛清廷“独立”。
21同注18，第206页。
22郭廷以：《中国近代史事日志》（下）第1396页。
23参见《边疆忧患录》，西藏人民出版社版，第266页。
24《唐努乌梁海历史资料汇编》，西北大学出版社版，第219页。
25此人自称为安集延（在今乌兹别克斯坦）人，于1905年来到策勒村，是个负有沙俄喀什领事馆秘密使命的奸商。起初，他策动引诱当地居民购买假护照，说是交钱即可拿到俄国的侨民证，享受俄侨在华的一切特权。在他的诱惑下，有些商人和居民加入了“俄国籍”，塞依提借机牟利之外，还将这些所谓“俄侨”纠集成为当地的一股恶势力，横行乡里。欺压良善，甚至霸占了对当地居民的生活和生产都至关重要的水源，并以此要挟策勒村民，诱迫他们加入“俄国籍”。当地正直的百姓为了反抗这伙人的欺压，组织起来向官府告状，但和田和于田两县官员惧怕外交交涉，互相推诿；百姓们遂向喀什道上告。正值1912年5月，喀什会党（哥老会）组织起义，掌握了南疆政权；南疆民军派出参将熊高升（熊也是叶尔羌一带的会党首领）带兵三十余人到策勒村查办此案，熊召集乡民、绅耆和俄商调查事情原委，但塞依提依仗沙俄淫威，拒不到场。经过三天调查，熊打算调解解决，塞依提等不仅拒绝商谈调解，反而聚众武装对抗，首先开枪打死前往其居处商谈此事的中国士兵和百姓，使当地居民蓄积已久的愤怒一下子爆发了出来，事态遂失去控制。聚集于塞依提家中的“俄侨”被民众打死、烧死二十九人，塞依提化装潜逃到喀什，向俄国领事诬告。俄国遂抓住此事大做文章，除进兵喀什外，还直接派兵到策勒村抓捕中国居民。
26马福兴，系云南回族人，清末因犯案被发遣新疆。马行伍出身，胆识过人；辛亥革命时，杨增新为了控制住新疆局势，用马组织回族军队，作为自己的基本武装。马先后担任马队管带、回军统领；1914年杨派其出任喀什提督，马在喀什作威作福，成了地方上的土皇帝，野心渐大。在沙俄和英国领事的策动下，他企图在南疆建立“回教独立国”，杨得知后，遂利用另一回教首领马绍武与马福兴的矛盾，面授机宜，除掉了马福兴父子。
27参见包尔汉《杨增新统治时期的新疆》，《新疆文史资料精选》（第一辑）第98—101页。
28杨增新：《补过斋文牍》庚集一，第2—3页。
291945年2月，美英苏三强在雅尔塔签定的协定中，罗斯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