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评传-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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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袁氏上述为人行事的方式来看，他身上确实带有很深的旧时代、旧文化的烙印，其思想，尤其是晚年的思想偏向保守的一面。这样一个人在坐上总统的高位之后，生出当皇帝的念头，是一点也不奇怪的，需要索解的是，在当上终身总统，成了实际上的皇帝之后，袁氏不致力于内政外交，把国家的政治经济导入正轨，稳固国基，反而忙于不急之务，在条件尚不成熟的时候，急于称帝，原因何在？本来这件事完全可以放到将来去做，如梁启超、冯国璋所说，那时国家由弱转强，袁氏威信大增，“天与人归”，做皇帝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袁世凯不是不知道这一点，但他为什么放着有把握的事不做，偏要做没有把握甚至风险很大的事情呢？
袁世凯在晚年，不仅是一个思想偏于保守的人，也是一个十分迷信的人。他曾派人专门到项城老家袁家祖坟察看过舆地风水，风水师看过后，认为第七座坟茔地势上佳，主出皇帝，而这正是其本生母刘氏的坟茔。当然这很可能是袁克定和帝制热心分子与风水师事先串通好了的把戏。
我父亲是有迷信思想的，他既相信批八字，也相信风水之说。有人给我父亲批过八字，说他的命“贵不可言”。还听得说，我们项城老家的坟地，一边是龙，一边是凤。龙凤相配，主我家应该出一代帝王。这些说法，无疑地会使我父亲的思想受到影响。他之所以“洪宪称帝”，未始不是想借此来“应天承运”吧。113
但是光有帝王思想仍不足以解释袁何以行险侥幸，笔者赞同唐德刚先生的看法，最终的病根还是在袁的迷信心理上，正是这种迷信心理促成了其失败和死亡。袁世凯晚年最常念叨的话就是：我家几代人没有长寿的，我年近五旬，没有几年活头了，当皇帝对我没有什么意义，云云。一般史家常常把这当作袁世凯的欺人之谈而加以忽略，殊不知这恰恰是索解其行为的钥匙呢。
袁氏家族自从以科举发迹之后，其出名的男性长辈确实都是短寿之人。如袁之叔祖袁甲三（1806—1863，袁家第一代进士）只活了五十七岁；甲三的长子袁保恒（1826—1878，袁家第二代进士、翰林）死时年仅五十二岁；次子袁保龄（1841—1889，举人）命更短，死时年仅四十八岁。袁世凯的本生父袁保中（1823—1874）死时年仅五十一岁，而其嗣父袁保庆（1829—1873）只活了四十四岁。这种普遍的短寿现象，后来成为袁世凯心理上的一种宿命，尤其年过五十之后，他更是觉得进入了临界期，恐惧成为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他那么急着做皇帝，是否存有把称帝当作“厌胜”的办法，以渡过这一劫，目前还没有直接的证据，但就他晚年不断向人念叨袁家没有长寿的男人，以及不计利害地匆匆称帝的方式来看，唐德刚先生对袁为何急于称帝的推测应该是最为合理的解释：
袁家这个短寿的传统，对后来做了总统的袁世凯，也是他生命中很大的压力——他在五十五、五十六岁的时候（与国民党和日本斗争最激烈之时），他就怕他自己也余日无多了。他既有这桩迷信的恐惧，“大太子”袁克定，以迷信治迷信就乘虚而入了。克定认为只有做皇帝，做“真命天子”，才能突破他们袁氏家族传统中的生死大关——项城显然是听信了太子之言，坠入“欺父误国”的太子术中，才决心称帝的。——这也是民国历史上，“迷信影响政治”的实例之一吧。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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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高帽”的学问五（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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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氏之死，对中国当时扰攘不已的政局和处于僵持之中的各派势力，可谓是天从人愿，及时解开了一个死结。如蔡锷所说，“项城退，万难都解115”。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各方同意黎元洪继任大总统，而民元约法（即临时约法）和旧国会（即被袁世凯解散了的参众两院）也得以恢复。虽不能说是皆大欢喜，也可以说是各遂所愿：黎元洪没有实力，只相当一个“虚君”，这个局面既不妨害北洋独大，也有利于各地军头割据一方。袁病逝前已恢复“责任内阁制”，段祺瑞任总理，实权在握，可以满意（此为日后“府院之争”的张本）。冯国璋经运动当选为副总统，有望在将来圆其总统之梦。西南方面，则既解除了“倒袁”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尴尬，又不同程度地扩大了自己的地盘，心满意足。孙中山之最大政敌消失，其手订的“临时约法”得以恢复，自然，中山先生也就成了民国的缔造者。进步党、国民党的议员们得以重拾铁饭碗，北上赴任，冠盖如云，“把酒临风，其喜气洋洋者矣”。日本也因去一劲敌而舒了一口气。总之，袁世凯既然混到了千夫所指的地步，死亡也就不失为一种不错的解脱了。
袁世凯死时并未退位，仍是在职的总统，故中央政府仍按在职国家元首的规格为其治丧。黎元洪除拨发五十万元治丧费用外，还通令文武机关下半旗二十七天，停止宴乐二十七天，民间娱乐也停止七天，文武官吏及驻京军队一律佩带黑纱服丧，并由曹汝霖、王揖唐、周自齐三人承办大典丧礼，在怀仁堂附近设立“恭办丧礼处”，有关丧葬方面的大事，均由“恭办丧礼处”随时请示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后才能办理。袁世凯死后，旧怨冰释，北洋的袍泽故旧又想起了他生前的好处，所以他身后的丧礼，算得上是备极哀荣了116。
袁世凯的灵堂设于怀仁堂。灵堂内外满布祭幛、挽联和花圈，门前还搭了鲜花扎成的牌坊一座，新华门外还搭有素彩牌坊三座。京城各机关文官和驻京军队按日分班到灵前致祭行礼，停灵期间，京都各大寺院道观的和尚、道士、喇嘛被请来做道场，超度亡魂，鼓号笙管齐鸣，热闹非常。
6月28日出殡。起灵时用的是皇杠，棺罩所用也是皇家规制：黄缎底，绣龙纹、云水纹。新华门内用三十二人的小杠，出新华门后换八十人的大杠。送殡的路线是由怀仁堂出新华门，经天安门向南过中华门（在现广场纪念堂的位置）、正阳门至前门车站，路上黄土垫地，清水喷洒。总统黎元洪以下文武官员在新华门处行礼，此后由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率警察开道，陆军仪仗队一个团，海军仪仗队一个连，总计二千人组成的队列跟随其后。此后为灵柩和送灵的袁氏家人亲属队伍，袁克定等男性子孙均披麻戴孝，手执哭丧棒一根在灵柩后步行，袁的妻妾、女儿、媳妇等女眷则乘轿跟在后面。其后是执绋送葬的人群和官员队伍，外国使节、清室代表送到中华门止，国务院总理段祺瑞以下文武官员胸戴白花，臂缠黑纱，步行送灵到前门车站。整个送葬队伍计约五千人，前头的队伍已到车站，后面的大杠还在新华门前，一路上四城居民拥塞在街道两旁观看，人山人海。
在车站举行路祭之后，灵柩被抬上灵车（据说是前年隆裕皇太后出殡时用过的）。当日，京汉铁路客运停运一天，除灵车之外，路局专门拨了两列专列，一列搭乘护卫军队、治丧人员和物品，一列运送前往彰德送葬的文武官员和知交故旧，著名的如徐世昌、严修等。
袁的墓地在他生前即已请堪舆家采定，位置在其洹上住宅之北一里多地，占地约二百亩，由德国工程师设计监造，墓地遍植松柏，被称作“袁公林”。墓园四周有围墙，墙外引漳河水环绕一周。入大门，有巨石铺成的甬道，两侧树木葱郁，排列着十二对石兽，直通享殿。甬道逐渐倾斜，通向地下墓室，墓室分为两层，上层用红色花岗岩砌成，高约三四丈。下层为石室，石室的大石门上雕有龙纹，中间正室三间，两旁耳室各五间。正室中设有汉白玉制的石桌、石座，也都雕有龙纹，石桌上陈设供品和袁生前喜爱的玉器古玩。桌旁立有“金灯”两架，高四尺，灌满了灯油，下葬后点燃。袁之葬礼，穷奢极欲，光是参与办理丧事的就多达一千多人，因而政府的拨款竟然不敷足用，墓地的工程拖了两年多才全部完工。
我父亲的丧葬费用，原是由当时政府拨款五十万元来承办一切的。在北京办丧事用了将近九万元，其后的移灵、购置墓地和安葬，用了十几万元。当时估计，以后的墓地建筑和典置祭田等项，还需用五十万元左右。核计收支，相差很多。所以我父亲生前的旧属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等八人联名发出公启，请求当时的内外要人解囊相助。从当时的大总统起，总理、各部总长、各省督军，还有护军使、镇守使、师长等等多有捐赠。他们捐款的数目，绝大多数是一万元，最少的是二千元，总计共收到捐款二十五万余元，这才算结束了我父亲的丧事和葬礼。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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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高帽”的学问五（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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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自开府山东、总督北洋以来，从封疆大吏到朝廷重臣，直至民国大总统，在政治高层干了近二十年，他要是想敛钱发财，机会有的是，但袁虽不能说是个清官，但他不好货，不谋私财是出了名的，否则北洋的老友故旧也不会募捐帮他办丧事，他们多数都比他富有。据袁后期的幕僚，负责袁家经济事务的王锡彤回忆，袁去世前一个月，不知是否预感自己来日无多，曾将自己的家财向王作了交代，使王很是感慨。
五月一日，大总统传见。当时人们全都说大总统有病。等到见面后，面色略显清癯，好象没什么大病。因此询问他的病状，说是吃东西不慎而已，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在案头放置着一纸清单，所有存款、股票等共约二百万元。（他）指着它对我说：“我的家产全都在这里了。请把你经管的公司的状况告诉我。”我略作报告，全不知此老的用意何在。……然而此老一生的宦囊，连股票统计实在只有二百万元左右，我是全都知道的。或者他自知病情不佳，故叫我来嘱托以为子孙打算吧。然而袁公的子女合计三十余人，以二百万元分配给他们，无论如何，可以断言的是，十年后就会有贫穷者。总之，袁公自从担任大总统以来，（家产）实际上未曾再增加过一钱，其为国忘家之情，实在是不可以冤枉污蔑他的。世间所传袁公有数千万资产，污蔑之言也。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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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高帽”的学问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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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王锡彤是否有意回护袁世凯呢？就袁世凯死后由河南巡按使田文烈上报政府的《袁公林墓工报告》（1918年财政部印本）中所载，安葬和造墓共用银七十余万两。袁死后，由前往彰德送葬的老友徐世昌主持分配遗产，他将全部田产股票现金分为三十份，诸子各一份，未出嫁的女儿两人一份，姬妾无子女者一份，每份八万余元，合计共二百余万元119。显然王说的是实话、公道话，而也正像他所预料的，袁氏死后，袁克定、袁克文等也都现出了贵家公子哥的本来面目，很快将家产挥霍一空。克文死时据说只在他桌上的笔筒中找到了二十元钱，后事还是靠他在青帮中的弟子们凑钱办的。而克定在解放以后，只能依靠着政府每月二十元的救济过活。袁家子孙中，只有克文的第三子袁家骝和妻子吴健雄成为著名的科学家。所以历史上的很多领袖人物，在世时声名显赫，身后却子孙飘零，家业萧条，其追求奋斗的历史，真让人觉得像是南柯一梦呢。
袁世凯死了，他的故事也讲完了，但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他还会带给后人许多教训和思考。袁世凯之死化解了政治危机，共和恢复了，但仍然久久上不了轨道。反袁的各路英雄，除去蔡锷、梁启超二人实践了自己“失败就战死，绝对不亡命；成功就下野，绝对不争地盘120”的诺言，一病逝于日本，一退出政界，到大学教书而外，讨袁诸公，如唐继尧、陆荣廷、刘显世、刘存厚、陈炯明等，全都成了拥兵自重，割据一方的军阀；而北洋集团也因权力之争而分裂成直、皖、奉等几大派系，逐鹿中原，互争雄长，“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你要说这些个把中国搞得乌烟瘴气的人物，反袁是出于对共和的热爱，有谁相信呢！袁世凯身后留下的，是一个干戈扰攘，战乱频仍的国家，老军阀们打了十年，什么护法战争、直皖战争、直奉战争等等；代之而起的国民党新军阀又打了十年，什么蒋桂战争、中原大战等等；直到日本人打进来了，内战仍旧消停不了。在这几十年的内乱中，中国追赶西方的脚步放慢了，停滞了，中国持续稳定发展的改良主义运动中断了，主导着中国命运的改良和建设，在很长的时间内被以暴易暴的革命、内乱所取代，陷入了恶性循环之中。这一切的祸根就是袁世凯的帝制运动，他晚年的这一步错着不仅误己，而且误国，说祸国殃民是一点也不冤枉他的。所以，袁世凯这一失足，不仅是他个人人生事业的悲剧，也是中国改良主义和近代化事业的悲剧。
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转型，都会有一定的过程，这种过程一定是由必然性与偶然性交织结合而成的。发展、转型是必然的，但发展的好坏，转型的快慢则是偶然的，受制于制度的。人治且又专制，是变数极大而且可怕的一种政治，所谓“一言兴邦，一言丧邦”是也。摊上一个好领袖，是国家的造化，百姓的造化。但好领袖若无好制度做保障，最终不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