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约阿希姆斯塔勒 -希特勒女秘书的遗著-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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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可能会想；希特勒的独白和秘密谈话录为发掘希勒勒的思想境界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许多历史学家已在利用这些资料并且将继续用下去。然而他们并不知道《秘密谈话录》一书的前言和评注中的许多内容是不符合事实的。
这里仅举以下几个例子说明：
1．根据某次讲话，阿道夫·希特勒于1942年曾赋予皮克先生唯一的写作《秘密谈话录》的权利。
事实是：阿道夫·希特勒根本不知道他的谈话被秘密记录下来。下述材料便可证明，他并不知道也不希望人们将他的谈话记录下来。
a）海姆与绍布在1945年后进行的一次谈话；
b）1975年3月19日格尔达·克里斯蒂安写给克里斯塔·施罗德的一封信的摘录；
C）阿道夫·希特勒经常提到，战争结束后，他将向他的两位女秘书沃尔夫和施罗德口授他的回忆录。在秘密谈话中所涉及的事件、经历和思想自然将成为他的传记的主要组成部分。特劳德尔·容格在一份没有注明日期的声明中证明希特勒有撰写回忆录的意图。
2．还有一个说法，说阿道夫·希特勒曾指示马丁·鲍曼，在皮克离开大本营时不要检查他的行李。
然而事实是：大本营的人的行李从未被检查过。希特勒当时的副官奥托·京舍所做的书面证明便可证明这一点。
要驳斥皮克的所有说法就得超出这些记录的范围，在此我仅列举三个例子：
皮克错误地声称：
a）爱娃·布劳恩是贝格霍夫的女管家；
b）她是希特勒最宠爱的人；
C）由于格雷特尔·斯勒察克是犹太人的后裔，希特勒于1932年解除了与她的友好关系。
这三种说法都没有根据，在后面的文章里我还将对此做详细论述。
皮克博士每年在他生日时都举行一个招待会，他在谈话中常常把他并不认识的某重要人物说成是他的“老朋友”，以抬高他自己的身份，促使别人接受他的邀请。例如，他还给一位著名的雕塑家写过信。在他去世的前几天，恩格尔将军在访问施瓦宾艺术家之家时曾向我谈起过皮克的这些所作所为。
为使人相信他在《秘密谈话录》的前言中说的话是真的，他还邀请当时在希特勒身边工作过、目前仍健在的老人们为他捧场。可惜的是，他们当中大概没有人读过《秘密谈话录》的前言和评注。当我向其中一位老人的夫人问起此事时，她坦率地回答：“哎，克里斯塔，这种东西我们是不看的。我们干脆把这种书都放在书柜里！”
皮克通过这种方法使得历史学家们把他的《秘密谈话录》当作资料来源加以运用，在丝毫不怀疑的情况下继续传播皮克的说法。
1941年6月28日我在给女友的信中写道：
“那是一次小范围的愉快聚会，喝的还是咖啡，吃的还是糕点等食品。你听了我的话后肯定会认为我们归来时体重不会减少。在这段时间里我们还拜访了我们的厨师，他原来在中欧卧车和餐车股份公司工作，在旅行过程中他负责为我们做饭，在战争期间跟随我们展转了所有大本营，另外我们还参观了铺着白色瓷砖、装有最现代化电气设备的豪华厨房，并且看见使人嘴馋的东西就顺手牵羊。
近来我们很想帮助他切面包、分黄油或者调制色拉，但是这家伙不希望别人帮忙。他是一个又矮又瘦的机灵人，不知为什么，我们元首护卫队的青年人都叫他‘小鬼’，他越忙越快乐，事情乱得没有头序的时刻也是他感觉最好的时刻。他算得上是一位热情的厨师。一切他都干得那么熟练，观看他的操作真令人高兴。很快他就可以做好一道菜，但决不是草率从事，总是精益求精。
从这个快乐的‘小鬼’身上人们可以认识到，的确很多东西都与工作有关系，当一个人完成了一项工作之后，这个人成功的感觉便溢于言表。然而这点对我来说却常常是不适用、多余的。如果回想一下我在这一天中到底都干了些什么，那么我就会得出全面否定的结论：什么都没干。不愿意讲话时，往往就睡觉、吃、喝、消遣。生活非常平淡无味，人们改变不了这种生活，我们总处于令人心烦的无休止的待命状态，同时又不断地度过一个接一个的繁忙时刻，这是工作的性质所决定的。头脑清醒的时候，我们也想学习点什么（我身上带有法语一千句教材），学习的念头我始终没有放弃过，但是缺少一种动力。今天我的确打起了精神，为了再次向你做一较长的汇报……
在这段时间里，你肯定已听到积压了整整一周的特别消息，首长今天早上说，如果德国士兵赢得了这场战争，就将最终摘取月桂花环。这里的一切确比人们想象的要好得多。怪事连连发生，例如集结在边境地区的俄国人并不诱我深入其腹地，以造成我整个后勤供应困难；又如他们并不把多瑙堡镇附近的两座桥梁炸掉。这两座桥一且被毁，我们就不得不修复它，这样会使我们失去很多时间。我想，只要先占领了明斯克，我们就会飞速向前挺进。如果在我们士兵中间还潜伏着共产党员，那么只要让他看一看那边的‘恩赐’，他就肯定会完全改变信仰。我同曾有机会去过莫斯科的许多人交谈过。可以想象，人们在那里过的是一种没有希望的可怕生活。由于他们的无知而受剥削，被欺骗却不能醒悟。要是能更多地知道一些这方面的真实情况，该多有意思啊……”
1941年7月13日我在“狼六”大本营给女友的信中写道：
“在首长住处举行的晚间讨论会上，教会问题成了主要议题。可惜你不在场。首长谈到的所有问题都那么通俗易懂，例如他讲到，基督教通过欺骗和虚伪使人类发展——在文化方面——倒退了2000年。现在看来我必须着手在开完讨论会之后将首长的讲话记录下来。
只是这种会议往往拖得时间很长，会后如果还没累倒，也已疲惫不堪，无力写东西。前天夜里，当我们从首长那里出来时，天已发亮。像生活有规律的人那样，我们没有马上躺下睡觉，而是到厨房里吃了几块三明治，接着睡了两个小时，醒来时太阳已升起。起床后沿着牛、马牧场和山丘转了一圈，长满了红白两色的三叶草的山丘在晨光的映照下简直美丽如画，这些地方我是百看不厌的。之后，我又继续睡觉。
在下午二三点钟之前我们是起不了床的。我们过的简直是一种荒诞的生活，难道不是吗？像我和达拉诺夫斯基的这种古怪的职业今后大概不会再有。吃、喝、睡、有时写，并且长时间地陪伴人，这就是我们的生活。为使掩蔽所内不显得过分光秃，最近我们为首长去采花，这样做是很有益的……”
1941年7月28日我在“狼穴”大本营给女友的信中写道：
“……最近，我的心情再度不愉快。首长在战争中有一个私人工作班子跟随左右，尤其是班子中还有两位女性，这一点成了某些人的眼中钉。一名传令兵将人们在1号军官食堂狂饮后说的有关这方面的一些话告诉了我，使我万分气愤。我要重视此事，这毕竟是反对首长的一场哗变，是对他的指示和命令的批评。我们不是自愿到这里来的，而是首长希望我们来的，他说只有与我们在一起他才能工作。他多次在这些先生们在场的情况下强调，没有我们（我和达拉）他将寸步难行。我认为，这些先生对我们的存在进行抨击，说明他们狂妄、愚蠢。
对说闲话的人我闭口不谈此事，这种态度使他们的良心受到谴责。事隔没几天，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首长问军事副官是否在下一个大本营已为两位女士准备了帐篷，想必当时这些先生们的处境是很难堪的，副官回答：‘没准备！’对此，元首愤怒地命令他必须创造条件安排我们住宿。副官说：‘是，我们原以为您在这个营地只短暂逗留几天，她们没必要了。’诸如此类的话只不过是企图排挤我们的托词而已。首长根本不想让别人干预他的事情。下令立即准备一辆大汽车供我们睡觉和工作。
过去，当我还参加狂饮的宴会时，我曾抱有幻想，认为人们坐到一起来是一种友谊的象征。现在我才认识到，在那种场合所谈的话并不能表达友情，而是在撒该死的酒疯。
这样的聚会根本不会带来任何好的结果，更不能促进友谊。过了几天，人们相遇时，相互间仍然存在着某种讳莫如深的生疏感。还是罢手为好。为什么非要上一次当不可呢？人还是要靠自己。好心未必能赢得友谊，得出这一认识是痛苦的。
所有的男人都只有一个念头，尽可能多地获取好处。他们喜欢最大限度地表现自己，总想抛头露面，并不认为这种作法在聪明人看来有多么可笑。在首长与一些男人站在一起时，我就觉得这些人最可笑不过了。摄影师一拿起相机，他们就像飞蛾见了光，闪电般地簇拥在首长周围，其目的只不过是抢个镜头而已。这种病态的求名欲望简直令人恶心。瞧，我又发了一大堆牢骚。但你将会理解，这个空虚的社会是何等的令我厌恶，我有必要时而发泄一下心中的不快……”
1941年8月20日我在“狼穴”大本营给女友的信中写道：
“……我们这里的生活变得相当单调。我们在这里已呆了九个星期，听说我们还将呆到10月底。这段时间的确漫长而无聊：工作寥寥无几，有时整天无事干，呆在一起的总是这一帮人，谈的也总是这么一些话。对这种无所事事我厌倦到了极点，以至于我最近正试图向首长说明，实际上一位女秘书就足以完成他的工作，因为长期以来我自己就是这样干过来的。但他马上制止了我，使我愿在战时做点有益的工作的愿望——要么在医院，要么在兵工厂——暂时根本无法实现。无奈，我只好继续呆下去。
几天前，我们看了英国的每周新闻片，该片来自美国，描写了伦敦的整个街道遭到破坏的情景。所有的大商店、议会等等都被摧毁。画面上，整个市区都在烈火中燃烧着，一座座仓库变成了火海。解说员讲道，英国人对所有这一切都是可以忍受的，他们认为柏林的情景也同样如此。假如可怜的英国人知道他们给柏林造成的损失与伦敦的损失相比只是微不足道的，那么他们肯定会洗手不干了。被俘的英国军官供认，他们的政府做事不负责任。英国人自己，包括他们的军官都承认这一点，这就足以说明了问题。
我所希望的只不过是在我们拿下俄国之后英国人提出和平建议来。与英国打仗只能导致我们双方城市的相互毁灭。罗斯福幸灾乐祸并期待着继承英国的遗产。对于英国人的不理智，我的确不能理解。我们向东扩张了地盘，我们不需要它的殖民地。我认为，我们相互之间在所有问题上都保持和谐的关系，对我们双方都有利。乌克兰和克里米亚的土地那么肥沃，我们可以在那里种植我们需要的一切作物，其余的东西（咖啡、茶、可可）我们可以到南美去换。本来一切都是如此的简单、明了。愿上帝使英国人不久将恢复理智……”
1941年8月30日我在“狼穴”大本营写给女友的信中道：
“……我们到加里钦去了几天，回来后才见到你的信……我们在这个大本营逗留的时间越拖越长。开始我们想，7月底就可回到柏林，后来人们又说10月中旬，现在已有风声说在10月底以前——可能甚至更晚些——我们不会离开。现在这里已明显感到秋天的凉气，假如我们首长心血来潮，要在这里过冬。那我们就得挨冻了。在掩蔽所中长期生活无疑对我们大家的身体都是无益的。首长的身体看上去也欠佳，他出来呼吸新鲜空气的时候太少了，每当他乘上几个小时的汽车，就会出现风吹或日晒过敏现象。
我非常喜欢呆在加里钦，实际上几乎所有人都喜欢呆在那里，然而那里的安全却没有保障。每天都出事，因为那个地方不像我们在大本营里有严密的安全措施，那里无法采取这些措施，所以危险系数很大。但是那儿风景优美，简直出乎我的意料。一边是林区，另一边是连绵起伏的丘陵。山脊上，蓝天之中衬托出耕牛拉犁的影子，老农紧跟在犁的后面。富有浪漫色彩的俄罗斯式的农家茅舍，拱起的、倾斜的芦苇顶子，见不到一处窗户。房前有一口用铁链打水的汲水井，铁链上已生了锈，井旁长着几株向日葵。被太阳晒黑了的妇女们都赤着脚，头上顶着一块搭拉到臀部的深色大毛巾，她们站在她们的母牛旁边，看上去有点闷闷不乐，使人感到神秘，然而这种情形与这里的自然景色却相辅相成。此时此刻，一种回到故里的亲切感油然而生。
那边整个地区是那样令人心旷神信，而这边森林中的气氛却是今人压抑。这也许是由于我的一种感觉所致，我觉得那里的人们没有被监禁感，农民自由自在地在田野里劳动；然而我们这里却是岗哨林立，人们不得不连连出示证件。我们长期与世隔绝，不论是在柏林、在山上还是在旅途中，总是活动在同一个有限的圈子里，总是循环往复同样的铁丝网内的生活。这种状况孕育着一种很大的危险：怕见人并且断绝了与实际生活的联系，而且会导致可怕他心理冲突，即人们向往外部世界，而当接触到外部世界之后，却又不知如何是好，因为人们已完全被这种与世隔绝的生活禁锢了，无法再习惯于这个圈子以外的生活。共同的经历才使以希特勒为首的小圈子得以维持，如果这个圈子不复存在了，那将是痛苦的，一切都会乱套（勃兰特博士也持这种观点），对那些与外界断绝了联系的人来说那将是糟糕的。请你体谅我如此详尽地谈到这个问题，我认为，对于今后来说，这将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德国军队对1941年冬和1942年春这段可怕的寒冷季节毫无准备，当他们陷在冰天雪地里肘，希特勒经常垂头丧气，但仍然希望尽快取胜：“我们要冲破的最后防线只不过是一层薄薄的面纱”，他说道，“我们必须耐住性子，俄国是抵挡不住的。”然而面纱并未被撕破，我们在“狼穴”大本营逗留的时间越拖越长。
1942年1月6日我自“狼穴”大本营写给女友的信中说：
“……你在信中谈及的国内情绪和教会等问题引起了我的很大兴趣。我想，如果我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