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皇帝全传-第1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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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先是去投奔几位父亲从前的好友。但世态炎凉，他不但没有从这些有权有势的前辈那里得到关怀和帮助，反而受了不少的白眼和冷遇。一次，他来到凤翔节度使王彦超处，希望谋得一个安身的差使，可王彦超却像打发叫花子似的，给了几贯钱就把他赶走了。两年的流浪生活是艰苦的，但赵匡胤并没有被压倒，相反，他的意志和性格却磨炼得更为坚强，眼界也变得开阔了。这天，他来到汉水边的重镇襄阳，住进了一家寺院。寺院的主持是一位年近百岁的老僧，饱经沧桑，阅世知人颇深。他见赵匡胤紫面丰颐，豹头环目，虽满脸风尘却掩不住英挺之气，一身破衣，却不带寒酸之态，心中暗暗称奇。待一交谈，更觉得其器度不凡。他告诉赵匡胤，汉水以南的各个政权比较稳定，而北方却战乱不止，乱世出英雄，所以应该北上，而不应南下。这位老僧不但向赵匡胤“厚赠”了金钱，而且还将寺院中惟一的一匹驴送给他，让其骑驴北上。
乾祐二年（公元950年），赵匡胤来到河北邺都，投靠在后汉枢密使郭威的手下，做了一名士兵。次年，郭威发动兵变，灭亡了后汉，建立起后周王朝。赵匡胤因战功被提拔为禁军东西班行首，负责宫廷禁卫。
广顺四年（公元954年），周太祖郭威病逝，柴荣即位称帝，是为周世宗。周世宗的即位，为赵匡胤施展才华和抱负创造了极好的条件。这一方面因为赵匡胤是周世宗称帝前的亲信将领，自然会受到重用；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点，因为周世宗是一个顺应历史趋势的英明君主，他后来所积极从事的统一中国的事业，为赵匡胤一类有才华的文武大臣提供了用武之地。
周世宗即位后，赵匡胤就随之被调到中央禁军任职。同年二月，北汉对后周发动进攻，赵匡胤随周世宗前往迎敌。双方部队在高平（今山西晋城东北）相遇，展开激战。战斗开始不久，北汉军队就占了上风，后周大将樊爱能、何徽畏敌如虎，一见阵势不好，竟临阵逃脱，一时间后周军队阵脚大乱，情形十分危急。此时的赵匡胤却很冷静，在他的建议下，周世宗将身边的禁军分为二部，一部由张永德指挥，抢占制高点，居高临下，以密集的箭矢压住敌人的进攻；另一支由赵匡胤率领，从左翼直扑敌阵。赵匡胤对部下高喊：“主危臣死，拼死效忠的时候到了！”带领2000骑兵冲入敌阵。北汉军队受不住这突如其来的冲击，纷纷败退，后周军队终于转败为胜。
赵匡胤以高平之战的出色表现受到了周世宗的进一步赏识。战后，他不但被破格提拔为殿前都虞侯，成为后周禁军的高级将领，而且还被委以整顿禁军的重任。在赵匡胤的亲自主持下，后周禁军完成了汰除老弱、调选精壮和组建殿前司诸军3项工作。
也正是在这次整顿禁军的过程中，赵匡胤开始在军队中形成了自己的势力。他利用主持整顿的机会，将罗彦环、郭延斌、田重进、潘美，米信、张琼、王彦升等自己麾下的“委心”之人安排在殿前司诸军任中基层将领，同时又以自己高级将领的身份，主动与其他中高级将领交结，并同其中的石守信、王审琦、韩重斌、李继勋、刘庆义、刘守忠、刘廷让、王政忠、杨光义结拜为义社十兄弟，形成一个以赵匡胤为核心的势力圈子。
从显德三年（公元956年）到显德五年，周世宗对南唐前后发起过3次进攻，逼迫南唐将江北15州的土地割让给后周。在整个战役中，赵匡胤表现得最为突出，被提升为忠武军节度使兼殿前都指挥使。
自南唐战役以后，赵匡胤处世待物上与以前也大不相同了，以前，他只注重在军队中交结武将，现在对文人也比较重视了。赵普、王仁瞻、楚昭辅、李处耘等人都是在这前后被他罗致在麾下，成为心腹幕僚的。除此之外，他自己也开始留意经史，一改从前那种不喜诗书的草莽作风。
显德六年三月，后周宰相王朴突发脑溢血而死。赵匡胤平生最怕王朴，几天前，他还被王朴训斥得“唯唯而退”，王朴一死，他可以松一口气了。同年六月，周世宗去世。这一下，所有可能阻挡赵匡胤称帝做天子的障碍都已消失。形势变化之快，机遇得来之易，连赵匡胤自己也没有料到。
周世宗死后，其7岁的儿子柴宗训即位。后周王朝随即出现“主少国疑”的局面，一时间人心惶惶，谣言四起，“时人成谓天下无主”。一些忠于后周的官吏，马上就敏锐地意识到动乱的根源十有八九要出在赵匡胤那里，指出赵匡胤不应再掌禁军，甚至有的人主张先发制人，及早将赵匡胤干掉。
赵匡胤及其幕下心腹文武也在加紧活动。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在周世宗去世后的半年里，禁军高级将领的安排，发生了对赵匡胤绝对有利的变动。先看殿前司系统，原来一直空缺的殿前副都点检一职，由慕容延钊出任，慕容是赵匡胤“素所兄事”的少年故交，情洽款好，关系非同一般；原来空缺的殿前都虞侯一职，则由王审琦担任，此人既为赵匡胤的“布衣故交”，又是义社十兄弟之一，与当时已经担任殿前都指挥使的石守信一样，都是赵匡胤势力圈子中的最核心人物。这样，整个殿前司系统的所有高级将领的职务均由赵匡胤的人担任了。再看侍卫司系统，在这一系统的高级将领中，原来赵匡胤只与韩令坤有“兄弟”之谊，后来赵匡胤的死党高怀德、张令铎都被安插进去，京城中只剩下副都指挥使韩通不是赵的心腹之人，但他势孤力单，自然无法同赵匡胤相抗衡了。
经过近半年的部署准备，赵匡胤觉得可以选择一个适当的场合动手了。显德七年（公元960年）正月初一，后周君臣正在朝贺新年，突然接到辽和北汉联兵入侵的战报。小皇帝柴宗训征求了宰相范质、王溥的同意后，令赵匡胤率领禁军前往迎敌。
正月初二，赵匡胤按计划率兵出城。当天下午，到达了离开封几十里的陈桥驿。刚安顿好，有一个自称通晓天文的军校就宣称自己看见天边有两个太阳，正在搏斗，并对赵匡胤的亲信幕僚楚昭辅说：一日克一日，这是天命。二人煞有介事地一问一答，引起了周围士兵的注意，大家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军中都知道“一日克一日”这件事了。
当晚，赵匡胤亲信郭廷斌秘密返回京城，通知石守信和王审琦掌管好京城内外大门。次日天刚亮，忙得一夜未眠的赵普、赵匡义（赵匡胤之弟）在门外将校的阵阵呼喊声中将赵匡胤拥出寝室。只见将校们手握刀剑，挤在院子里，齐声高喊“诸军无主，愿策太尉（对高级军事长官的尊称）为天子。”赵匡胤未来得及回答，一件象征着天子黄袍的黄色上衣就披在了他身上，众将校统统跪拜，高呼“万岁”。
事不宜迟。赵匡胤当即接受拥戴，宣布军纪，随之火速回师开封，在早已等候多时的石守信等人的配合下迅速控制了局势。事已至此，柴宗训再也无计可施了，只得召集百官，宣读了别人几天前就准备好了的“禅位诏书”，“应天顺人”，将帝位让给了赵匡胤。
第二天，赵匡胤宣布定国号为“宋”，改元“建隆”。这样他也就成了宋王朝的第一位皇帝。历史上则按他死后的庙号称其为太祖皇帝或宋太祖。
二、黄袍加身稳定臣民
建隆元年（公元960年）正月，登基后的宋大祖“车驾初出”。随行的卤簿较为简略，排在前面的是由禁军组成的“驾头”，随后就是皇帝乘坐的步辇，步辇之后是擎着行彳散扇的方队。方队后面是公卿百官——他们本来都是后周旧臣，与端坐在步辇之上的“皇帝”乃比肩多年的同事，想不到现在却要毕恭毕敬地跟在他的步辇之后做臣民，心中难免有些不自在，所以仪仗队到这里就有些杂乱了。更糟糕的是，沿途所有的楼台亭阁不但挤满了居高临下的看客，而且这些楼阁大都挂着帘子，总让人感到这帘子的背后藏着些什么。
果然，当銮驾缓缓通过御街，跨上大溪桥时，就听得“嗖”的一声，一只利箭紧擦着步辇飞了过去，射到了后面的彳散扇上，卫士大惊。宋太祖显得比卫士们镇定多了，他从步辇中探出身子，指着胸膛说“教射，教射。”又笑道：“射死我，这皇位亦轮不到你！”这话，笑中含刺，不单单是讲给刺客听的，步辇的背后还跟着一大批后周的旧臣哩！
宋太祖的捷足先登，只不过使后周旧臣失去了一次实现野心的机会，却没有打消他们的野心，他们有的在等待观望，希冀再起，有的则“日夜缮甲治兵”，准备与新王朝再来一番角逐。
面对这种局势，宋太祖和赵普等人认为应采取以稳定京城、笼络后周旧臣为主的方针，以静制动。因为，“京城若乱，四方必转生变”，“都城人心不摇，则四方自然静谧。”
依据这一方针，宋太祖对后周旧臣实行了官位依旧，全部录用的政策。甚至连宰相也仍由王溥、范质、魏仁浦3位旧相继任。乾德二年（公元964年）二月才将3人罢相，范质于同年九月病逝。范质临死前，告诫儿子不可为他立墓碑，不可向朝廷请求谥号，这说明他一直还有一种留恋旧朝、愧对前君的复杂情绪，但这种情绪既没有发展为对新王朝的公开敌视，也没有导致他与宋王朝的不合作（如辞官归田），这又不能不归因于宋太祖的优待笼络政策。
为了保证对后周旧臣笼络和收买的成功，对于那些恃势欺凌旧臣的新贵们，宋太祖则毫不留情地严加处理。京城巡检王彦升，是当年兵变入城时的先锋，自恃拥立有功，横行不法。一天半夜，他以巡检为名，去敲宰相王溥的门，吓得王溥“惊悸而出”。结果王彦升被贬为唐州刺史。宋太祖的这些做法，对稳定后周旧臣的情绪，缓解他们对新王朝的疑惧，使他们放心地为新王朝服务，起了很好的作用。
但不是所有的周旧臣都被笼络了。建隆元年（公元960年）四月，昭义军节度使李筠举兵反宋，宋太祖派遣石守信、高怀德率军前往征讨李筠，战幕正式拉开。但宋军刚刚出发，李筠就由潞州攻占了泽州，大有西下太行的可能。与此同时，北汉又出兵南下，声援李筠。正在局势日益严重之际，又传来了扬州李重进准备起兵响应李筠的消息。李重进是周太祖的外甥，周世宗死时，他以马步军都指挥的身份驻守扬州，实际上是与宋太祖分掌内外禁兵的。李筠举兵反宋的消息传到扬州后，他决定从扬州起兵响应，南北夹攻，于是派翟守珣前往李筠处联络。但翟守珣却偷偷来到东京，将此事报告给宋太祖。
面对这种复杂局面，宋太祖果断地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李重进既然追随李筠起兵，说明他可能只是为了富贵，而并不一定像李筠那样想做天子。故可考虑向他颁赐“铁券”，以示永保富贵，誓不相负。同时让翟守珣速回扬州，编造假情报，双管齐下，尽量延缓其起兵的时间；二、以皇弟赵匡义及赵普、吴延祚留守东京，宋太祖本人亲自出马征讨李筠，以求速战速决。临行前，宋太祖对赵匡义说：“此行，若朕胜则不言，万一不胜，则使赵普分兵守河阳，别作一家计度”，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
五月，宋太祖由东京出发，渡黄河，进太行山与石守信等部会合。太行山区路陡坡险，乱石嵯峨，宋太祖亲自带头搬石开路，将校及士兵自然更是人人争先，行军速度大大加快。不久宋军就越过太行，大败李筠于长平。六月，攻占了泽州。李筠走投无路，自焚而死。
经过短暂的休整，同年十月，赵匡胤又亲率大军征服了扬州李重进，宋初的“二李之乱”就这样被平息了，至此，宋王朝与后周旧臣之间的矛盾可以说基本上得到了解决。
随着与后周旧臣矛盾的解决，宋太祖精神上的压力不像以前那样大了，行为上也有点放纵了。建隆二年（公元961年）闰三月，他以忏悔的口吻对大臣们说，自己这一阵子“沉湎”于酒席之中，常有失态，有时还喝得大醉，太不应该了。看来稍有醒悟。紧接着这年六月又发生一件大事，使他对形势的认识才变得清醒起来。
这年六月甲午，宋太祖的母亲皇太后杜氏因病去世。杜氏出身大家，为人有胆有识，当年陈桥兵变时，有些听到消息的人向她报告，她镇静地说：“我儿素有大志，应当如此。”临终时，她突然问一直在身旁侍奉汤药的宋太祖说：“你可知道你为什么能做天子吗？”宋太祖大概觉得现在不是讨论这一问题的时候，所以“呜噎不能对”，但太后偏要他回答，他只好应付道：“这都是先世和太后积德积功的结果。”太后严厉地说：“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你能做天子，那是因为周世宗死后继位的国君年幼的缘故，如果当时是一位成年人继位的话，你能当上天子吗？我想将来你传位时，就应当传位于你弟弟光义，立年长者为国君，是社稷之福呀！”宋太祖哭着答应道：“一定按您的吩咐办。”于是由赵普当场记下太后遗嘱，藏于金匮之中，这就是历史上提到的所谓“金匮之盟”。但也有史家认为“金匮之盟”是宋太宗授意下的杜撰之说。
尽管从感情上说，宋太祖对将来帝位的传弟而不传子不免有些难以接受，但政治家的理智告诉他，太后的这种用心良苦的安排决非杞人忧天。宋王朝作为梁、唐、晋、汉、周5个短命王朝之后的第6个王朝，还远没有摆脱重蹈覆辙的噩运。
在太后逝世后的次月（七月），皇弟赵匡义就以泰宁军节度使、大内都部署的身份被任命为开封尹、同平章事。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任命，五代时期，凡皇位的继承人都要封王任开封府尹，赵匡义此时虽未封王，但任开封尹已隐然有让他继位的含义了。这不但是贯彻太后临终遗嘱的一个重要步骤，更重要的是，宋太祖希望通过此举向臣僚们表明，在未来的皇位交接中，不会再出现那种“主少国疑”的局面。
不过，这毕竟还是一个比较消极的措施。宋太祖深知，五代时期之所以会出现那种朝代更替，不暇稍息的现象，与其说是因为皇帝太弱，不如说是因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