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皇帝全传-第1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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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仁宗因多次生子不育，对出宫后的宗实时常怀念、询问，除对宗实加封官爵外，而且赏赐不绝，宗实在诸宗室中仍被特殊对待。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十一月，宗实的父亲允让病卒，仁宗亲临奠祭，罢朝五日，赠允让太尉、中书令，追封濮王，赐谥安懿。嘉祐六年八月以后，知谏院司马光、殿中侍御史里行陈洙、知江州吕诲等人，再相继上书仁宗，乞早定皇嗣。
这时，围绕着皇嗣的人选，宋朝皇族内部也进行着紧锣密鼓的争夺。宗实虽被仁宗所属意，但宗室中有资格与宗实一样继承帝嗣的还大有人在。嘉祐七年秋，宗实居庐守制，终丧期满，仍辞职不就，数次缴还泰州防御使、知宗正寺的告敕，以避人耳目。
八月二十七日，仁宗命同判大宗正事赵从古、赵宗谔等人，携带皇子袭衣、金带、银绢等，谕召宗实进宫。并嘱从古，若宗实仍称疾坚拒，抬也要把他抬进来。至此，宗实不敢再执意抗拒，遂携带仆人、几箱书籍，与从古、宗谔一起入宫，拜见了仁宗。
嘉祐八年二月初，仁宗旧病复发，日渐沉重，三月二十九日夜崩于福宁殿。仁宗曹皇后命坚闭宫门，禁止任何人出入。俟至黎明，派人急传两府大臣入宫，随后召赵曙，以仁宗晏驾，使嗣君位相告。赵曙闻听，惊恐中连声说道：“我不敢为！我不敢为！”返身就往殿外跑。宰相韩琦等人急忙上前挽留，连拉带拽，将他拖回，好言相劝，为他解发戴冠，披上御衣，然后召百官至殿前听旨，命翰林学士王珪起草遗制。当天下午，群臣百官齐集福宁殿前，由韩琦宣布仁宗遗制，赵曙正式登基即皇帝位。是为英宗。
二、平衡两官处断生养
英宗即位后，接连发生了与仁宗曹皇后不合、尊礼生父允让的风波。
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四月初一，英宗登基接受百官朝贺后，便要循行古制，守丧3年，决定由韩琦摄政。诸大臣和曹皇后都极力反对。英宗虽心中不乐，也只好作罢。
英宗身体很差，仁宗大殓之日，英宗病情恶化，不能成礼。幸有韩琦等人拥抱扶持，才草草毕礼。自此以后，英宗久病不愈，便权居柔仪殿东阁西室，服药治病。曹太后独居内东门小殿，垂帘决政。
曹太后尽管为人明达，但禁不住耳边风言风语越来越多。加之英宗病后，言语举措往往失常，多触忤太后，翰林学士王珪还面奏英宗，乞罢太后权同听政，使曹太后渐生猜贰之心，对英宗产生不满，最后竟不能容忍。嘉祐八年十一月，韩琦在永昭陵正主持仁宗葬事，曹太后就派心腹内侍送给韩琦一封信，信中列举了英宗近期所写的歌词和在宫中的乖常之事。韩琦看完来信后，当着来人将书信烧毁，然后急忙返回京城，与参知政事欧阳修等面见太后。曹太后竟在韩琦诸大臣面前痛哭流涕，诉说英宗的不是之处，表示已无法容忍，要韩琦作主议决。韩琦等好言相劝，并以利害谏言，太后怨恨之意才稍解。
帝后的不和，使在朝诸臣忧恐不安，京城内外也多有谣言流传。知谏院司马光、吕诲等人数次上书太后和英宗，开陈大义，言辞恳切。随后翰林侍讲学士刘敞等人又借进讲之机，以古喻今，以讽为谏，开导英宗。韩琦也以“孝道”相劝，使英宗逐渐有所感悟。
次年，即1064年正月，改元治平。英宗始昏定晨省，奉侍太后。四月，又亲率百官祈雨于相国寺、天清寺和醴泉观，朝廷内外的种种猜测和谣传，才渐为平息。为彻底消除英宗的疑忌之心，和睦两宫关系，韩琦又向英宗提出，欲请太后撤帘还政。英宗顾忌太后的面子，不予准许。韩琦则决计出面为英宗解难。
正月十三日这天，韩琦选取10余件军国要事，禀奏英宗裁决，英宗伏案挥笔，顷刻处理完毕。韩琦然后去见曹太后，条奏英宗所裁决的10余事，请太后覆阅，每事都得太后亲口称善。等奏事完毕，韩琦列举了一些前代称贤的母后，然后话锋一转，说：“今太后若能撤帘还政，诸贤后所不及。”接着又补了一句说：“台谏前日也有章疏乞求太后还政，不知太后何日撤帘？”太后闻听韩琦之言，身不由己地突然站起。韩琦遂高声命令左右人说：“太后已令撤帘，何不赶快遵行？”仪鸾司内侍随即走出，把帘帷撤下，太后匆匆进入后宫。从此，英宗开始每天在前后殿独决政事。
治平元年八月，知谏院司马光和吕诲率先上章，弹劾深受太后宠信的内侍任守忠离间两宫，擅取库宝，为国之大贼，民之巨蠹。继之，司马光更列其十大罪状，乞斩之于都市，明示四方。英宗采纳光、诲所言，欲责任守忠之罪。在未及议贬之时，宰相韩琦恐夜长梦多，遂在政事堂与参知政事欧阳修、赵概等执政大臣，共同签发一道空头敕令，即日将任守忠黜放蕲州（今湖北蕲春）。又把其余党史昭锡等一律斥出，贬黜流放。此后，司马光等再上疏劝谏英宗恩遇太后。英宗遂借进问太后起居之机，自陈病时昏乱，得罪慈躬，请求宽宥。自此两宫的恩怨才逐渐消融。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英宗即位以后，韩琦等人曾提出尊礼英宗的生身父母，只是因为英宗生病、两宫不和，此事才被搁置不提。治平元年五月，韩琦重提旧事。次年四月，英宗即令礼官及诸大臣合议崇奉典礼以闻。
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正月二十一日，外廷忽然传言，说英宗生父濮王已议定称皇。英宗随后下诏，一面说遵行太后圣旨，一面谦让不受尊号，只称濮王及诸夫人为亲，并令以濮王及诸夫人坟茔为园，即园立庙，以奉祠事。令其兄宗朴为濮国公，主奉濮王祀事。尊崇濮王之礼因此而定。
三、内忧外患病榻继位
在尊崇濮王的争论中，朝臣互不相让，多人获罪。英宗不惜牺牲台谏官，来保全支持自己尊亲父的韩琦、欧阳修等大臣，表现了对韩、欧诸人的极大信任与重用。韩、欧等人因此更感恩图报，尽职尽责，辅佐英宗。
在诸宰辅中，韩琦威望最高。还在仁宗朝，他与范仲淹就因共同抗击西夏，又一起变法革新，被时人称为“韩范”。仁宗晚年，他又与富弼共掌枢府，决大策，安社稷，号为贤相，又被人称为“韩富”，后来富弼以母忧去位。英宗即位后，特起复富弼为枢密使。他如亚相曾公亮，娴于法令；参知政事欧阳修，长于文学；参政赵概，巧于谏诤；枢密使张升，通于治术。英宗虽长时间病不视朝，又与曹太后长期不和，赖以上诸大臣辅佐，政得以安。他病愈以后，雄心勃勃，力谋天下大治，改元治平。
治平元年（公元1064年）五月，英宗向诸大臣征求施政意见，问道：“先朝以来，积弊甚众，何以裁救？”富弼鉴于仁宗庆历改革失败的教训，建议采取稳妥步骤，逐渐厘革，英宗听纳。
治平元年闰五月，赵曙起用在仁宗朝就因勇于谏诤，不避权贵而获直声的唐介为御史中丞，以示虚怀纳谏。治平二年七月，富弼以疾辞政，英宗起用了先朝大臣文彦博为枢密使。同时起用了王安石等新派人物。
正当英宗力谋宏图，致力于天下治平的时候，西夏却加紧了对宋朝的入侵，使英宗不得不再谋国防，抵抗入侵。
对西夏的入侵，英宗先是仅遣使诘问，以后才采纳韩琦的建议，籍刺陕西之民为义勇军15万人守边。又任命欧阳修举荐的前任环庆路将领高沔为河中府知府，担负御夏之责。从此英宗便以为可高枕无忧了。此后西夏不断发动小规模入侵，西界边臣请求朝廷增兵，部署反击。英宗则认为边兵已为数不少，仍不以边患为忧。
治平三年九月，夏再次发动对宋朝的大规模入侵。谅祚亲自率大军东下，围攻大顺城（今甘肃华池东北），入侵柔远寨（今甘肃华池），烧毁沿边村寨，大肆掳掠，抢得大批粮食、牲畜而退。
外侮未除，内忧踵至。从仁宗朝以来，内外因循、惰职贪官习以为常，渐形成冗官局面。英宗虽欲力革积弊，但没有采取切实可行的有力措施。相反，达官贵戚奏荐恩泽，日无所止，更出现一官之阙，三人竞逐的情形。加之抵御西夏，增置军额，岁费益多，仁宗朝以来的冗兵冗费局面不仅没有改观，反而日渐加重。英宗对当时皇亲国戚的奢侈糜烂也感气愤，曾欲惩治，但在贵族豪强势力的反对下，却毫无措置之举。
外困内忧，使英宗不堪应付，治平三年十月，他旧病复发，卧床不起，日渐沉重。自英宗病后，皇长子赵顼作为继嗣人选，已为韩琦诸大臣所属意，但赵颢、赵君页也是帝位的有力竞争者。一天，宰相韩琦看望英宗，退下时赵顼送韩琦等至门外，满怀忧虑地问韩琦怎么办。韩琦低声嘱咐赵顼说：“愿大王尽心服侍皇上，朝夕莫离左右。”赵顼恍然大悟，点头应允。
到治平三年十二月，英宗的病更加严重。从他得病之日起，便失去说话能力，凡军政大事需他裁决，都是用笔书写在纸上。十一月二十一日，韩琦率大臣入问起居，见英宗面容憔悴，虽凭几危坐，已是困惫难支，于是进奏说：“陛下久不视朝，中外忧恐，宜早立皇太子，藉安众心。”英宗尚未有所表示，韩琦已把笔纸递了过去。英宗无可奈何地点了一下头。韩琦又说：“既然陛下圣意已决，请早下手诏，指日行立储礼。”英宗于是用颤抖的手写下“立大王为皇太子”。
治平四年正月初一元旦，韩琦率诸臣进宫恭上尊号，又入福宁殿朝贺。但英宗并未露面，群臣只对着威严的帝王御座，舞蹈贺礼一番，依次退出。
正月初八，英宗去世。当年八月，葬于永厚陵（今河南巩县境），谥曰“宪文肃武宣孝皇帝”，庙号“英宗”。
第二百七十五章 神宗赵顼
一、受命即位立志图新
宋神宗，名顼，又名仲钅咸。是英宗长子，母为宣仁圣烈皇后高氏。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英宗病死，立为太子不久的赵顼仓促间继位，是为神宗，时年20岁。
神宗于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四月戊寅生于濮王宫。4个月时，他的祖父仁宗给他取名为仲钅咸，授率府副率。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侍英宗入居庆宁宫。英宗当上皇帝后，授予他安州观察使，封安国公。同年九月，加忠武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淮阳郡王，改名为赵顼。治平元年（公元1064年），进封颍王。少年时的赵顼非常好学，喜爱读书，关心天下大事，以致天晚忘记饮食，他父亲英宗曾因此遣内侍劝阻。
治平三年十二月，英宗病重，一连几十天不能视朝。辅臣入问起居，韩琦催促立储，英宗默默点头。韩琦请英宗亲笔书手诏，英宗写道：“立大王为皇太子。”韩琦说：“立嫡以长，圣意既属颍王，烦请圣上亲自写明！”英宗又在后批上三字：“颍王顼。”韩琦即召内侍高居简，授以御札，命翰林学士起草诏命。于是，正式册立赵顼为皇太子。一个月后，英宗就去世了。
神宗即位之时，社会矛盾已经比较尖锐。宋朝开国至神宗，已有107年，宋初以来就出现的冗官、冗兵、冗费三大灾害愈演愈烈。宋初制定的一系列制度，即所谓祖宗之法已出现了一些不适应社会现实的地方，必须自上而下进行较大的调整，在政治、财政、军事等方面进行一些改革，才能有效地维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这一点事实上仁宗、英宗都已经看到了。但是，要改革必然会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会引起既得利益者、官僚权贵的反感和对抗。由于强大的阻力，仁宗时的庆历新政很快流产了，主持改革的范仲淹也被迫出京。从此以后，宋代的社会矛盾更加尖锐。神宗即位，正风华少年，血气方刚，有一股锐意求治的胆略。他即位之初就下求言诏，广泛听取建议，决心真正有所作为，干一番事业。他急于寻找一个有才识有气魄能够全力襄助他改革的大臣作为臂膀。在这种情况下，怀才多年的王安石就脱颖而出了。
王安石为地方官多年，亲眼看到当时社会问题的严重性。他到京城开封任三司度支判官的第二年春，给当时的皇帝仁宗写了洋洋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王安石素与韩绛、韩维及吕公著等人相友善。神宗未即位以前，常与侍臣议论天下大事，很赞赏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韩维是颍王府的记室，每有言谈议论受到神宗称赞时就说：“这是我的朋友王安石的观点。”后来韩维任右庶子，又推荐王安石代其为官。神宗于是想见识见识王安石。王安石在金陵守丧期间，英宗屡次召他，他见时局不利于实现他的政治主张，所以每次都谢绝。神宗登极之初，就打算立即起用王安石，颁诏任命王安石为江宁知府。王安石接到诏命，即日赴任。数月后，又召王安石入京，命为翰林学士，兼侍讲。
神宗求治心切，非常好学，经常向大臣们征询改革的意见。他立志要做一个唐太宗那样大有作为的明君，改变真宗、仁宗以来政纲松弛不振的局面。所以他第一次召见王安石时就问他治国应当先做什么。王安石答道：“应当先选择正确的策略。”神宗说：“唐太宗何如？”王安石说：“陛下当以尧舜为榜样，为什么拿唐太宗作样子呢？尧舜之道，简明而不烦琐，很容易做到而不繁难。但末世学者不知其中道理，认为是高不可攀。”神宗觉得这种议论使人耳目一新。接着，他又问王安石：“祖宗守天下，能百年间没有大的变动，使天下太平，是用的什么治道呢？”安石退朝后，经过认真思考，写了《本朝百年无事札子》，上于神宗。大意是说，太祖赵匡胤善于知人，指挥付托，必尽其材；变置施设，必当其务，故能驾驭诸将帅，对外御夷狄，对内平诸侯。去除苛政，禁止酷刑，废除强横的藩镇，诛灭贪残的官吏，并亲自以简明为天下先，其政令全以利民为目的。太宗光义承之以聪武，真宗守之以谦仁，以至仁宗、英宗，无有逸德。所以能够享国百年而天下无事。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神宗初起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