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民国大文人-第19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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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宋子文也参加了鲁迅的葬礼，他还协助将鲁迅的棺木放入墓穴中。
鲁迅逝世时，郁达夫说：“鲁迅的灵柩，在夜阴里被埋入浅土中去了，西天角却出现了一片微红的新月。”
1936年10月18日，巴金高兴地告诉曹禺，鲁迅愿意在其家中会见自己。巴金与鲁迅曾在宴会上谋过面，但他从未去过鲁迅家中。两位青年作家为有机会去鲁家中拜访兴奋不已。19日早晨8点，当巴金、曹禺、靳以三人来到上海大陆新村9号鲁迅寓所的时候，却得知鲁迅已经在两个多小时以前与世长辞了。巴金成为其中的一位抬棺者。他后来说：“回忆鲁迅对于我一直是灵感的源泉。”
鲁迅逝世后，沈钧儒写了“民族魂”，让汉口路申报馆隔壁一家礼品局的老板、伙计，连夜做成黑丝绒包制40厘米见方的三个大字，缀在大幅白绸大旗上。大旗覆盖在鲁迅灵柩上，沈钧儒写有挽联：“这世界如何得了，请大家要遵从你说的话语，彻底去干；纵躯体有时安息，愿先生永留在我们的心头，片瞬勿停。”
1936年，身在狱中的楼适夷从监狱医务所一位看护塞给他的剪报中得知了鲁迅逝世的消息，他用粉笔在小学生用的黑石板上，写下“鲁迅先生逝世”六个大字，从铁窗中举出去，将这个消息告知狱友们。第二天放风时，大家的胳膊上不约而同地带上了从破衣服上撕下的黑布，作为哀悼的丧纱。每个人脸色都很阴沉，低着头，默默地走着，有人还在低低地哭泣。楼应大家的要求，写下《深渊下的哭泣》一文，悼念鲁迅。
1937年，邵力子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因同意出版《鲁迅全集》受到攻击，说邵力子究竟是“中央宣传部部长”还是“鲁迅宣传部部长”。邵力子听到后说：“我非常愿意兼‘鲁迅宣传部部长’，如果他们把调令送来，那么我一定接受。”
1938年，为使《鲁迅全集》顺利出版，荆有麟托人请陈布雷向时任国民党中宣部部长的邵力子等通融，邵特别指示：“对此一代文豪，决不能有丝毫之摧残。”
许寿裳为人谦恭，长年挂着微笑，但有次听到人说：“鲁迅的讽刺是从绍兴师爷处学来的。”他立即变色说：“说这话的人简直是浑蛋。”
抗战时期，孙犁在白洋淀河口小学教书，为了记住鲁迅作品中的名言警句，经常用纸条把那些自己喜欢的段落抄下贴在墙壁上，有闲暇便面壁背诵，直到背熟后才换掉。
抗战期间，上海万国公墓鲁迅墓碑上的陶瓷头像的脸部被人偷走，此后不久，有人又重新照原样烧制了一块，镶嵌在墓碑上。周海婴认为是内山完造所为，曾问过内山，内山一口否认。一段时间后，许广平问内山店内的中国雇员王宝良是否内山所为，王没有承认，但也没有强烈否认。
钱理群的一位学生郑勇说，在北大中文系，极少见到像钱讲课那样感情投入者：“如果是讲他所热爱的鲁迅，有时你能看到他眼中湿润、闪亮的泪光，就像他头上闪亮的汗珠。每当这种时刻，上百人的教室里，除了老钱的讲课声之外，静寂得只能听到呼吸声。”
【世说】
林贤治在《鲁迅的最后十年》中写道：“可以肯定的是，在亿万奴隶中间加进一个鲁迅，中国整个主权文化的构成格局是不一样的。这是一个比重很大的异类。”
毛泽东评价鲁迅是现代中国的“第一等圣人”，是“无产阶级文艺队伍的总司令”。
老舍说：“还有人也许说，鲁迅先生的后期著作，只是一些小品文，未免可惜，假若他能闭户写作，不问外面的事，也许能写出比阿Q更伟大的东西，岂不更好？是的，鲁迅先生也许能那样的写出更伟大的作品。可是，那就不成其为鲁迅先生了。
“至于爱管闲事，的确使鲁迅先生得罪了不少的人。他的不留情的讽刺讥骂，实在使长者们难堪，因此也就要不得。中国人不会愤怒，也不喜别人挂火，而鲁迅先生却是最会挂火的人。假若他活到今日，我想他必不会老老实实地住在上海，而必定用他的笔时时刺着那些不会怒，不肯牺牲的人们的心。在长者们，也许暗中说句：‘幸而那个家伙死了。’可是，我们上哪里去找另一个鲁迅呢？”
巴金深情地回忆：“在这苦闷寂寞的公寓生活中，正是他的小说安慰了我这个失望的孩子的心。我第一次感到了、相信了艺术的力量。以后的几年中间，我一直没有离开过《呐喊》，我带着它走过好些地方，我至今还能够背出《伤逝》中的几段文字。”
梁实秋说：“不能单是谩骂……鲁迅最严重的短处，即在于是。”
汪曾祺说：“鲁迅是个性格非常复杂的人。一方面，他是一个孤独、悲愤的斗士，同时又极富柔情。《故乡》、《社戏》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惆怅和凄凉，如同秋水黄昏。”
王晓明称鲁迅为现代中国最痛苦的灵魂，他讲到：“鲁迅的内心痛苦是相当复杂的，他简直象征了知识分子对现代中国社会的整个精神痛苦。”
《百年五牛图》作者梁由之评价说：“独立的思考者、冷峻的观察者、深刻的怀疑者、彻底的悲观者……仁者。”
何满子说：“不论当代人对鲁迅作了多么高的评价，未来的历史家对鲁迅的评价将比今人高得多。”
诗词评论大家顾随评价说：“鲁迅先生有与嵇康相同处，他们专拿西瓜皮打秃子的脸，所以到处是仇敌……然像鲁迅、嵇康他们，说真话是社会的良医，世人欲杀，哀哉！”
余杰讲：“中国地大物博，什么都有，就是少有叛徒。这个庞大的帝国里，盛产乡愿、老好人、和事佬，人人都是‘会做戏的虚无党’……20世纪的中国，鲁迅堪称彻头彻尾的叛徒……他不仅选择了背叛，而且选择了对背叛者的背叛。”
王朔说：“鲁迅没有长篇，怎么说都是个遗憾，也许不是他个人的损失，而是中华民族的损失。以他显露的才能，可以想象，若他真写长篇，会达到一个怎样的高度。这中间有一个悖论：如果不是那样一个乱世，周围有那么多叫他生气的人和事，他再不是那么个脾气，他也就有时间写长篇了；但若不是那样一个时代，周围不是那么个环境，他也跟他弟一样客气，我们就只有在翻阅北洋府政人事档案时才能找到周树人的名字，知道是那个周作人的哥。所以这也是中国文学的宿命，在鲁迅身上，我又看到了一个经常出现的文学现象，我们有了一个伟大的作家，却看不到他更多优秀的作品。”
郁达夫在《鲁迅的伟大》中说：“如问中国自新文化运动以来，谁最伟大？谁最能代表这个时代？我将毫不踌躇地回答：是鲁迅。鲁迅的小说，比之中国几千年来所有这方面的杰作，更高一步。至于他的随笔杂感，更提供了前不见古人，而后人又绝不能追随的风格，首先其特色为观察之深刻，谈锋之犀利，文笔之简洁，比喻之巧妙，又因其飘逸几分幽默的气氛，就难怪读者会感到一种即便喝毒酒也不怕死似的凄厉的风味。”
郭沫若称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和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双璧”。
刘大杰说，鲁迅和郁达夫是“五四”以来在旧体诗方面最有成就的。
蔡元培为《鲁迅全集》撰序，他称“先生阅世既深，有种种不忍见不忍闻的事实，而自己又有一种理想的世界，蕴积既久，非一吐不快”。其著述“蹊径独辟，为后学开示无数法门，所以鄙人敢以新文学开山目之”。
陈独秀评20世纪30年代的鲁迅：“鲁迅之于共产党，如吴稚晖之于国民党，受捧之余，感恩图报，决不能再有不计利害的是非心了。”陈又说：“世之毁誉过当者，莫如对于鲁迅先生……这位老文学家终于还保持着一点独立思想的精神，不肯轻于随声附和，是值得我们钦佩的。”
林语堂评鲁迅：“鲁迅所持非丈二长矛，亦非青龙大刀，乃炼钢宝剑，名宇宙锋。是剑也，斩石如棉，其锋不挫，刺人杀狗，骨骼尽解。于是鲁迅把玩不释，以为嬉乐，东砍西刨，情不自已，与绍兴学童得一把洋刀戏刻书案情形，正复相同，故鲁迅有时或类鲁智深。”
夏济安说：鲁迅是一个“病态的天才”，是“中国现代历史上一个极其深刻而带病态的人物”，“鲁迅面临的问题远比他的同时代人复杂得多，剧烈得多。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正是他那一时代的论冲突、渴望的最真实的代表，认为他与某个运动完全一致，把他指派为一个角色或使他从属于一个方面，都是夸大历史上的抽象观念而牺牲了个人的天才”。
李长之写道：“鲁迅在情感上是病态的，在人格上是全然无缺的。”
张荫麟在《〈南腔北调集〉颂》中称赞鲁迅是“当今国内最富于人性的文人”，他钦佩地写道：“只要他肯略为守雌守默，他尽可以加入那些坐包车、食大菜、每星期几次念念讲义、开开玩笑，便拿几百块钱一个月的群队中，而成为其中的凤毛麟角。然而他现今却是绅士们戟指而詈的匪徒，海上颠沛流离的文丐。”
狂飚社的向培良评价鲁迅：“十六年初，狂飚社与鲁迅先生决裂，那时候，我们的思想已与鲁迅先生渐渐分离。他的性格狷急，睚眦不忘，又不肯下人，所以不知不觉中被人包围，当了偶像，渐渐失去他那温厚的热情，而成了辛辣的讽刺者和四面挥戈的不能自已的斗士。最后，鲁迅先生全部的精力消耗于攻击和防御中，琐屑争斗，猜疑自若，胸襟日益褊狭，与青年日益远离，卒至于凄伤销铄以死。”
1986年，晚年的王瑶如此认识鲁迅：“鲁迅先生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什么是知识分子？他首先要有知识；其次，他是‘分子’，有独立性。否则，分子不独立，知识也会变质。”
胡兰成论鲁迅：“鲁迅的滑稽正是中国平人的壮阔活泼喜悦，比起幽默讽刺，他的是厚意，能调笑。他常把自己装成呆头呆脑，这可爱即在于他的跌宕自喜，很刁。而他却又是非常认真的人，极正大的。鲁迅的毛病是他教育青年之心太切，而他的思想其实很多不对。”
胡兰成还说：“我以为，周作人与鲁迅乃是一个人的两面……鲁迅是生活于人间，有着更大的人生爱。”
1936年10月20日，上海《大公报》发表评论说：“文艺界巨子鲁迅（周树人）先生昨晨病故于上海，这是中国文艺界的一个重大损失。……他那尖酸刻薄的笔调，给中国文坛划了一个时代，同时也给不少青年不良的影响。无疑的，他是中国文坛最有希望的领袖之一，可惜在他晚年，把许多力量浪费了，而没有用到中国文艺的建设上……”
朱正说：“比起文章来，更重要的是鲁迅这个人，他的入世的态度，他的爱国心和正义感，他对强暴的反抗和对弱者的同情，他为了中国进步不懈的努力，他身上那种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传统的骨气，用他自己的话说，‘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他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这形象，这精神，必将永世长存”。
顾随翻阅鲁迅的译作《译丛补》时，说出这样的感慨：“《译丛补》自携来之后，每晚灯下读之，觉大师精神面貌仍然奕奕如在目前。底页上那方图章，刀法之秀润，颜色之鲜明，也与十几年前读作者所著他书时所看见的一样。然而大师的墓上是已有宿草了。自古皆有死，在大师那样地努力过而死，大师虽未必（而且也）不觉得满足，但是后一辈的我们，还能再向他作更奢的要求吗？想到这里，再环顾四周，真有说不出的悲哀与惭愧。”
主要参考书目
（按作者名字拼音字母顺序排列）
【出版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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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夏晓红：《北大旧事》，三联书店，1998年
陈引驰：《学问之道》，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
邓久平：《谈恩师（上、下）》，大众文艺出版社，2000年
冯锡刚：《郭沫若的晚年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
高 芾：《野史记：传说中的近代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
龚济民、方仁念：《郭沫若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
郭沫若：《少年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
郭沫若：《学生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
傅国涌：《1949——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
黄大中：《鲁迅与林语堂》，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
荒芜主编：《我所认识的沈从文》，岳麓书院，1986年
金介甫：《凤凰之子——沈从文传》，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9年
李 辉：《沈从文图传》，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
李 霖：《郭沫若评传》，现代书局，1932年
李 扬：《沈从文的最后40年》，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
李 扬：《沈从文的后半生》，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
梁实秋：《梁实秋散文》，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9年
梁实秋：《雅舍小品》，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
梁实秋：《槐园梦忆》，华夏出版社，2002年
梁文蔷：《春华秋实——梁实秋幼女忆往昔》，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
林太乙：《林语堂传》，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林语堂：《吾国与吾民》，学林出版社，1994年
林语堂：《八十自述》，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
凌 宇：《沈从文传》，东方出版社，2009年
刘东黎：《北京的红尘旧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
刘炎生：《郁达夫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年
刘宜庆：《绝代风流：西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