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台湾流浪到大西北-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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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航运的中点，为南北沿海航运的中枢。京沪、沪杭铁路在此相接，前扼长江入海之咽喉，背靠富绕的长江中下游平原，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得天独厚。
早在十六世纪初期，上海已成为我国最大的棉纺织中心。十七世纪以后，发展为东南名邑，被称为“江南之通津，东南之都会”。鸦片战争之后，由于帝国主义殖民者入侵，清政府政治腐败，昏庸无能，被辟为“通商口岸”。有一个世纪之久，上海成为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进行经济、文化侵略的重要据点。
在1937年8月13日，日本侵略军发动了震惊中外的“淞沪战役”，占领了上海。千百万上海民众经历了日伪长达八年的血腥统治。直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件投降，才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然而，抗战胜利了，天下并没有太平。
“胜者王候，败者寇。”昔日，国民党为维护统治，国军曾经追杀“赤化份子”，围剿“共匪”。而今，风云变幻时过境迁，三十年河东转河西，形势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共产党为了夺取政权，人民解放军则要追杀“白匪”，坚决彻底地消灭“蒋匪邦”。
1948年下半年，国民党部队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中战绩不佳，连连失利。已呈现出江河日下、大势已去，败北中原的结局。国民党只得退守江南，凭借长江天险，妄图据守南国半壁江山。
1948年冬，长江以北地区基本上已被人民解放军控制，而且还要“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在来年春季，积极地筹备渡江之战。
而国民党在长江南岸，也是重兵设防，以备不测。两军隔江对峙，剑拔弩张，一触即发，开战在所难免。似乎历史上一千七百多年前的“赤壁之战”，在二十世纪中叶将会再次重演。
此时，民国首都――南京，以及长江口的上海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随时处于风雨飘摇中……
战争风云的突变，带来了时局的动荡不安。人心浮动，社会异常混乱。不同社会背景的人也就各自考虑着自已的去向与归宿。
达官贵人，巨商豪富纷纷收拾金银珠宝贵重之物飞往香港、台湾或者国外――东南亚、欧美等地远遁异国他乡。
次之――农民、工人、小手工业者，靠卖苦力吃饭的千百万穷苦老百姓，他们往往在历史风云变幻的时候，在政权更迭的演绎中，不想也无力逃向它处，像美英飞机轰炸巴格达一样百姓们虽知危险，但又是多么地无奈。仍然固执地留下来看守着他们的老屋，眷恋着生他养他的故土！苦苦地挣扎着，支撑着，煎熬着……每天还必须劳作才能吃饭活命。
因为大家知道自古以来，历朝历代的命运，都不是掌握在受苦受难的老百姓手中。尽管多数统治者大都乐于名义上的将“民主”的桂冠戴在老百姓的头上，实际上他们早已强奸了民意，欺骗了民众，还恬不知耻地叫嚷着：“给了你民主和自由”。不少的当权者都喜欢号称自已是民众的“仆人”或者冠以“公仆”，标榜着是为“主人”服务的，但向来都是他们锦衣御食，楼堂馆所的在享受。而穷苦的老百姓却是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在吃苦受罪。然而，苦难的民众心里都是很清楚，命运的决定权却不在自已的掌握中。虽然不满，但多不敢表露，归根结底就是惧怕当权者的弹压。于是，只好做个“阿Q”，采取画饼充饥的精神胜利法――“妈妈的，儿子整老子”。
人生“难得糊涂”，明哲保身“阿弥佗佛……阿弥佗佛……”
第二节
我们家在上海仅呆了几个月，又开始了漂泊他乡的流浪生活。
1948年的冬天，国军与人民解放军沿江对峙，形势紧张，愈演愈烈。当局决定一批军人家眷先期撤离上海。
在五十多年前的一个北风呼啸，雨雪交加的下午。十三军家眷老少一百多人，由上海码头扶老携幻登上了一艘停靠在黄蒲江畔的轮船，母亲带着我和姐姐也登上了这艘轮船。
此时，船上已经聚集了好几百其他军人家属，房间、饭厅、过道和甲板下的通仓里都挤满了人。有北方甘、陕、晋、冀、蒙、鲁、豫等地方的人，还有江浙、湘鄂、皖赣、云贵川的南方人。轮船上的气氛嘈杂混乱，南腔北调地为争仓夺铺和堆放行李，吵骂得不亦乐乎！似乎半壁江山丢掉了也在所不惜，而没有他堆放东西的半平米的地方重要。这就是中国某些人的癖性特色――不管何时、何处，即便是外敌入侵，国家民族危亡，灭顶之灾将要降临的时候，也不会忘了“窝里斗”。如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时期，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之流，竟敢卖国求荣，助纣为虐。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家族、一个家庭、人与人之间，如果到了没有一点精神支柱，丧失了相互帮助的公德，而只顾损人利己，争权夺利，一味地热衷于“窝里斗”。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个家族、这个家庭终究要四分五裂，走向灭亡，是决不会有好结果的……
至于这艘船究竟开往何方？到哪里停泊靠岸？上峰不讲，大家也一概不知。好像人们已把居家的性命都交给了这艘船上的舵手与船长，而自个儿的命运如何？倒是无权过问。
随着汽笛的一声长鸣，轮船缓缓地驶出了黄蒲江吴淞口，进入了波涛滚滚，汹涌澎湃的东海，消失在前途渺茫、吉凶难测的洋面……
但是，此次我们向南漂泊，比起半年后的1949年5月间，国民党最后一批军人和军人家眷撤离上海时的惨状来说，我们还是幸运的。
据后来陆续南逃到福州的人们所说――
1949年4月21日，人民解放军西起江西湖口，东至江苏江阴，在这长达500公里的战线上，兵分三路强行渡江。
于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了国民党长达二十二年之久的统治中心――南京。在此之前，1949年2月4日，南京行政院决定，国民政府迁都广州，不久又迁往台北。
随着战事向长江中下游扩展，江南诸城镇如：九江、南昌、安庆、芜湖、镇江、无锡、苏州等城市相续被人民解放军攻占。此时的上海已成了一座“孤岛”。
兵败如山倒，溃军似惊鸟。败退下来的军人及家属纷纷南逃，生存支撑着人们要活命的欲望。成千上万的大难不死的人们饥寒交迫，面容憔悴，心灰意冷。有的流落在人烟稀少的山间丛林中，有的奔走在阴雨连绵、崎岖不平的泥泞小路上……
那时你根本就分不清谁是长官谁是士兵？哪些是民哪些是军？他们是一群山穷水尽，穷途末路的难民。就像非洲大陆上在迁徙中被追赶的野生动物一样，狂跑奔命，仿佛死神就在他们的背后追赶，落伍一步将有被吞噬的可能。有的老弱病残者就丧命在千里大逃亡的路途中，成了江南大地上的一个孤魂野鬼，遗憾终身的亡灵。
在那硝烟弥漫，战火纷飞，暴风骤雨的历史岁月中，有的被抛弃，有的最终成了政治角逐的牺牲品，还有的星散到江浙沿海和岭南闽粤港奥台地区，甚至流落到异国他乡……
在解放前的几十年里，官僚、地主和资本家，他们占据着全国的大城市和各地的州府县城，以及农村的多数土地。控制着党政军，贪脏枉法，巧取豪夺。有的贪得无厌，谋求私利，开着店，办着厂，收着租，压榨工人，剥削农民。还有的为富不仁，过着花天酒地的腐朽生活。弄得民不聊生，天怒人怨。
于是，共产党抓住他们的弊病，顺从民意，博得人心，领导穷苦老百姓起来闹革命，打土豪分田地，采取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斗得国民党一败涂地，在大陆上丢掉了政权，丧失了多年的统治地位。后来国民党只好退守台湾，以至于形成了与共产党以台湾海峡割据对峙的局面，一晃就是半个多世纪。
第三节
据后来到台湾的原我父亲的部下王超群所述，在我们先批撤离上海的五个月后（王的家眷也和我们一起撤离到福州），于1949年5月25日，人民解放军攻打上海的前夕，国民党最后一批人员撤离的情况是非常凄惨的……（王超群河南汝阳人，抗战前期民国二十八年八月，考入南阳三十一集团军十三军军官大队（军校），后被分配到第四师迫击炮营当文书。民国三十一年调第四师十一团任中尉军需。民国三十六年任第六十三师上尉军需。民国三十八年在沪任三五三师上尉军需。当年五月二十五日，由沪去台）。
民国三十八年五月二十五日，在一个风雨交加，阴雨连绵的天气里，一艘军舰孤独地停在黄蒲江的水面上，待命接送一批撤离人员。它成了濒于沉没的“泰坦尼克号”――“孤岛”上海国军唯一救命的船。
由于当时处在战事危急的非常时期，当局决定对登舰人员严加限制，只准许师团级军官及他们的家眷上船。
三五三师只有师团长及参谋长方可上舰。因王超群在上海留守处搞慰劳工作，碰巧又遇上了联络船上的联络官邱全林才得以上舰。于五月三十日抵达台湾。
当军舰开走时，没能上船滞留在江岸上数以千计的军人及其家眷们愤怒了！他们在哭喊，在叫骂。怒嚎声、悲泣声回荡在黄蒲江畔梅雨淅淅的夜空中……。在这大兵压境，生死存亡的关头，长官们有的带着自已的妻儿老小跑了。有的则弃他们而去，丢下了从抗战起就追随着他们的部下及亲人。他们的部下及亲人多半是在抗战初期日军侵华，狼烟四起，战火纷飞，民族危亡，国难当头的时刻。家乡城镇被毁，村庄被焚烧，亲人遭杀害，国破家亡无法生存、无法活命的时候。有的弃农当兵，有的弃工投军，有的投笔从戎，怀着国仇家恨，抱着满腔的爱国热情，背井离乡，舍弃故土，千辛万苦地投身到抗日救亡的军旅中，他们出生入死，抗击日军的暴行。还有的浴血奋战，战死沙场，为国捐躯，流尽最后一滴血，忠魂归故里，白骨露于野！最终成为“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李清照《夏日绝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过零丁洋》）的亡灵。而今他们及他们的亲人却又被人遗弃，无处可依。
死去的已刻为年轮，偷生的却再添伤痕。
国共二次合作早已破裂，当初达成的协议成为一张空纸，携手一致对外的关系已不复存在。抗战后国共两党又发生了第三次国内战争。双方逐鹿中原，国军失利，国民党退守江南。随之南京失守，苏杭被占，上海已成为“孤岛”，陷入了人民解放军的包围之中。
硝烟弥漫，战祸临头，倾巢之下焉有完卵？当时，对于败军及其家眷们来说，为了保命，躲避战火，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只有南逃――逃向福建，逃向广东，逃向港台，逃向国外……
第四节
一个人、一群人，如果到了仅仅是为了活命而争斗的时候，他们的所作所为就与禽兽没有两样，也就毫无人格道德和理念信仰可言。即会发生人性被泯灭，情理被抛弃，神经被挤压得变了形，心态将会被扭曲，做出一些损人利已的事情……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杜甫《兵车行》）这是一千多年前，爱国诗人杜甫对安史之乱中的兵灾战祸给人民带来的苦难的真实描述。
透过那久远的历史烟云，我们仍然可以依稀看见，在上个世纪中叶，即1949年5月25日，一个阴雨连绵夜暮如漆的晚上，国民党用来逃命的军舰载着他们的长官，抛弃了抗战以来就追随着他们的部下及亲人。军舰冷酷无情地驶出了吴淞口进入东海，向台湾逃去……
而在上海黄浦江畔上，滞留着数以千计的国民党军人家眷。他们中有的子女命丧在八年抗战中，有的父亲、丈夫魂断沙场，还有为吃饭活命，当兵打仗伤痕累累的老兵。此时，他们被抛弃，处境艰难，走投无路。前面抛弃他们的是他们的长官――是他们的同胞。后面逼近他们的追兵也是他们的同胞。他们都是中国人，华夏的炎黄子孙，只不过双方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各自为着他们的政党、领袖、政权、政治主张、理想……肩负着不可抗拒的历史史命，赴汤蹈火，出生入死地去战斗，而留下了特定的人生历史轨迹罢了。
当可怜无奈的人们意识到被抛弃时，也意味着他们将要成为政治角逐的牺牲品。
这时，人们心情沉重，神情颓丧。有的自华北逃到中原，又漂泊到淞沪地区，现在又被抛弃，前途渺茫，凶吉难测，不知道以后自家性命寄托到何方？在这个幅员辽阔的大地上，究竟要逃到哪里才是个安全之地？
当天夜里，黄浦江畔的码头上，霪雨霏霏，灯光昏暗。惶惶不安的人们痛心疾首，已经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夜空中弥漫着恐怖的气氛，风声鹤唳，诚惶诚恐。孩子们哭声恸地，老人们异常悲伤，望江兴叹，一片凄惨景象！人间苦胜地狱！
雨水、泪水、血水！，汇入滚滚万里的长江水！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五代南唐后主李煜《虞美人》）
第八章 栖身榕城 苦中有乐
第一节
1948年夏天，由于国共两党的关系不断恶化，时局动荡不安。国民党十三军家眷由平津撤离到江南的淞沪地区。1948年秋末，又从上海退居到东南沿海浙闽地区。
从河北塘沽港上船的国民党军人家眷中，十三军的家眷共有四十多家，经过近半年的漂泊逃难，到达福州时还有三十几家。
人有时也和角马、羚羊、糜鹿……野生动物一样，为了生存寻找食物和躲避干旱、洪水、天敌等灾害，尽管前途渺茫，具有危险，凶吉难测。但他们仍是一如既往执着地长途跋涉，企图求得一个能够生存的栖身之地。
在那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历史决定了人们各自的命运，除此之外，而无别的选择。
在这遥遥无期，数千公里的逃亡迁徙中，有的人因为途中疾苦劳累，身染重病，或者因为意外的伤害，不幸痛苦绝望地死去！从此，永离红尘，魂归故里，一了百了地摆脱了这个世上没完没了的人间苦难。
还有的家眷因为老人年迈和孩子年幼，长久奔波，身心憔悴，再也无力追随人们疲于奔命而掉队。从此消失在江南大地和岭南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