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民国那些人 作者:徐百柯-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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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赞誉“译才并世数严林”，而严复的译著（包括《天演论》再版）和林纾翻译的外国小说，大多是在张元济主持下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张元济在商务印书馆完成了工程浩大的古籍整理工作，得到民国学术界、出版界的极高推崇。《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续古逸丛书》等，都是由他亲自选择版本、整理校勘后付印的。　
张元济的人生可谓传奇。他于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中进士，点为翰林。1898年，朝中大臣保荐，称康有为、张元济等为“维新救时之才”，光绪帝遂在颐和园召见了二人。　
1949年9月，毛泽东邀张元济同游天坛。毛泽东询问戊戌变法的情形和光绪召见时的礼仪，张元济一一作答。当晚，他对儿子张树年说：“我活到耄耋之年，见过光绪，见过袁世凯，见过孙中山，见过蒋介石，今天又见了毛泽东。”　
由于被认定是“大老板”，张元济在1927年曾被一伙绑匪劫持了整整6天。在写给朋友请帮忙筹款赎人的信中，最后居然是“夜寐不宁，口占数绝，写成两首……”，而诗意相当平和幽默。6天中，他又陆续作了10首绝句，脱险后编定为《盗窟十诗》，分送友朋。其中写到“邻家笑语”、“池塘鸭子”，自认为是在“领略天趣”，全然一副镇定自若的风度。　
张元济是大手笔，他妙手偶得的两个词，竟然就成为现代汉语的约定俗成，沿用了近百年。据张树年回忆，父亲当年应朋友之邀为英国化妆品Hazeline　Snow翻译中文名称，译为“夏士莲雪花膏”。至今，“夏士莲”仍是中国市场上的畅销品牌之一。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商务印书馆老编辑、对馆史素有研究的陈应年慨叹：“今天中国的出版界，没有一家能跟当年的商务相比！”　
一位对中国出版史研究颇深的学者，参观建在海盐的张元济图书馆后留言：“张元济不可追”。

王云五：谴责与推崇之间

王云五（1888－1979），字岫庐，广东香山人，出版家，商务印书馆总经理。40年代后期曾出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长、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等要职。　
王云五曾经是一个遭到谴责的名字。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第一次全国出版会议上，他被定性为“反动分子”。直到今天，在相当大程度上，王云五仍是一个被遗忘的名字。　
几乎与此同时，在台湾，王云五却是一个备受推崇的名字。他被称为“伟大的出版家”，为他祝寿，俨然是台湾文化界的一件盛事。　
商务印书馆老编辑陈应年对记者说，张元济和王云五，这两个对商务乃至整个中国出版文化界影响至深的人，在海峡两岸的评价几乎完全相反。“其实很简单，他们后来的政治道路选择不同。张倾向于共产党，留在大陆；王当过国民党的官，去了台湾。”　
王云五最为人诟病的是其政治立场与商业习气，但他在民族大节上却是毫无亏欠的。“八·一三”事变后，王云五的房产被日军占用，有瑞士某洋行愿以中立国洋商名义代他与日本人商定租约，王云五的回信是“No　trade　with　enemy（不与敌人订立商约）”。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半年，被炸毁的商务印书馆复业。馆前悬挂由王云五拟定的激励同人的巨幅标语——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　
王云五说过一段很有骨气的话：“把商务印书馆恢复，并没有什么高远的目的，只是为我们中国人争一点点的气。日本帝国主义认为商务印书馆是中国人自办比较有点规模的企业，觉着有些讨厌，便首先把它炸毁。我认为一打便倒，一倒便不会翻身，这是莫大的耻辱，所以极力要把它扶起来……”　
王云五晚年自况：“一生出版为主、教学次之，公务政务殆如客串。”　
三联书店前总经理沈昌文回忆：“我们这一代人，对王云五先生曾经很没好感，不止从政治上，更多地是从他们实行的什么科学管理方法，因为不少我所信从的前辈左派文人很不赞成这方法。然而，在改革开放这20年来，我逐步改变了看法。当然，开头是从对管理的看法改变开始的。既然我们现今那么强调管理，据我所知，我们不少地方实行的管理方法，其严苛大概较王云五又有过之，那又何必去责备前人呢？等我进一步比较全面地了解了王云五的出版观念，才深深地感到，王云五真是一位了不起的出版人物。”　
1921年，王云五经胡适推荐进入商务印书馆，历任编译所所长、总经理，至1946年离职出任政府官员。在商务期间，他曾有一个“四百万”的外号，颇能够概括他的出版功绩。
“四”是“四角号码检字法”。王云五发明的这套方法据称影响了中国文化半个多世纪。1970年，周恩来在与文教部门负责人谈话时说：“王云五编的四角号码字典为什么不能用？不要因人废文。”　
“百”是“百科全书”。王云五早年任中国公学英文教师时，曾购得《大英百科全书》一套共35卷，费3年时间通读一遍。自此，编纂中国的百科全书便一直是他的梦想。虽然他最终也未能在商务出版一本真正意义上的“百科全书”，但他的种种努力在业界一直广受尊重。　
“万”是《万有文库》。王云五主编的这套丛书达4000册，3亿多字，是二三十年代中国最成功的出版物。《纽约时报》曾在题为《为苦难的中国提供书本，而非炮弹》的报道中，称其为当时世界上未曾有之大规模图书。　
王云五在台湾倡议博士教育，被尊为“博士之父”。在大陆第一篇冲破“禁区”研究王云五的博士论文中，作者王建辉评价王云五“是中国近代最有经营头脑的出版家”，“他是在大商业时代的文化经营有术者”。
有研究者指出：就中国目前的现状来讲，优秀的学者并不缺少，但优秀的出版商却难求，而能将两样都做好的，更是无处可寻。“好在出版界已开始出现了一批王云五类型的出版商，但还都没有做到那个份儿上。将来也许会有，但至少现在还没有”。

伍联德：留下一片旧时风月　

伍联德（1900－1972）广东台山人，出版家，良友图书公司和《良友》画报的创办人。　
报人、作家李辉曾盛赞《良友》，认为在新闻敏感性之外，更凸显了文化的丰富性。“《良友》堪称当年上海文化的出色代表，即便在刊物如林的今天，它也毫不逊色。而它所尝试过努力过的许多创意，在我看来仍然具有借鉴的价值。”　
创办了这份画报的伍联德，在同时代人眼中，是个“有胆识，有魄力，为人热情豪爽，胸襟开阔”的人。　
年轻时的伍联德颇有“野心”。创办《良友》画报前，他曾出版过一份儿童画报《少年良友》，意欲与当时两大出版巨头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儿童刊物一争高下，但读者寥寥，以失败告终。　
既然无法从巨头的盘里分一杯羹，伍联德决定另辟蹊径，创办一份前所未有的大型画报。为取得合伙人同意，他允诺，若成功，赚的钱归公司；若失败，赔的本钱由他个人支出。　
1926年2月，《良友》画报诞生，第一期就受到时人热烈追捧，数日之内两次再版。但内容涉及过于广泛，编排略显杂乱，也有读者来信不客气地加以批评。主编伍联德闻过则喜，丝毫不为自己护短，把批评原信一字不漏地登出。　
伍联德曾在商务印书馆工作过，是中国出版界美术字的首创者之一。商务的商标曾是他的手笔，沿用了多年。《良友》画报封面所用的“良友”两个漂亮大方的美术字，同样出自他手，并一直沿用，被誉为“金不换”。
李辉认为，《良友》在官方与民间、政治与文化、文字与图片、高雅与流行之间找到了巧妙的契合点。“战火前线的现场目击，并不影响好莱坞明星的中国之行。西北妇女的服饰与民俗等相继登场。漂亮的封面女郎一期期款款走来，突然间百岁老人、教育家马相伯也成了封面人物，确有别出心裁、突发奇想之妙。”　
当年，无论繁华都市，还是穷乡僻壤，皆有《良友》的踪迹。曾主编过这份画报的马国亮老人回忆，连偏远的云南省也不乏《良友》的忠实拥趸，有读者寄来头发编成的表链，希望可作为订阅的费用，信里还说，如果这不行，他将改寄火腿或大头菜（两者都是云南的著名土产）。　
《良友》画报还行销到世界各地的华侨社会，是当时“国内惟一能赚大量外汇的出版物”。后来，画报上干脆印上一张世界地图，密密麻麻地标注着良友的销地，并在地图上写着：“良友遍天下”。　
《良友》的巨大成功引起商家的极大兴趣，纷纷登门要求刊登广告。当时的编辑们，会凭常识判断，看起来不可靠的广告，一律婉拒；涉及色情、性病，通通不予刊登。以伍联德为首的公司当局认为，广告登出，等于向读者推荐，刊物本身应负道义上的责任。而《良友》画报，应该是一本男女老幼皆可阅读的刊物，是一本内容健康，能摆在家里而面无愧色的刊物，不允许出现任何有坏影响的广告。违反此点，即使有人出重金，也不为所动。　
更“不可思议”的是，公司赋予编辑部一种权力：如果认为这一期广告太多，占据篇幅过多，而又不便增加篇幅时，为保护读者利益，编辑部可以拒绝刊登。马国亮回忆，凡遇此种情形，经理部和编辑部协商解决，“经理部毫无例外地尊重我们的意见，这也可以看出当时公司的作风”。

徐伯昕：生活书店掌舵人

徐伯昕（1905—1984），江苏武进人，出版家，长期担任生活书店总经理，后任三联书店总店总经理。
徐伯昕是邹韬奋最亲密的战友。然而很多时候，他更像是一个“隐形人”，安静地待在“生活书店”这块金字招牌的光芒背后。
生活书店和三联书店的老人仲秋元对记者回忆：“我们在学校里就熟悉‘生活’，觉得韬奋很了不起，非常敬仰他，但是并不知道徐伯昕。”
仲秋元说，当时口试自己的正是总经理徐伯昕，不过自己并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后来进了生活书店，才知道了这位总经理。1938年、1939年那会儿，生活书店在全国就有56家分店，56家啊！连穷乡僻壤都到了。这就是伯昕领导的，真的不容易。”
1940年，生活书店在重庆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第六届领导机构，对徐伯昕是这样介绍的：“徐先生是本店事业的舵手，十余年来引导全体同仁经过了不知多少惊涛巨浪，才把本店的事业缔造成目前的规模。我们的事业之船在商业竞争的海洋中行进，每个同仁都热烈拥戴这位熟练无比的舵手，是毫无疑义的。”
从1926年起，徐伯昕协助邹韬奋办《生活》周刊。邹韬奋曾写道：“幸亏有了多才多艺的伯昕先生，简直‘出将入相’，出门可以到处奔走拉广告，入门可以坐下来制图绘画，替各种各类的商家货物写有声有色的说明。”
徐伯昕颇具艺术才华。《生活》周刊的“生活”二字，是黄炎培为周刊创刊时题写的。1932年生活书店成立，需要拟订招牌标准字体，于是请黄炎培再题写“书店”二字，却怎么样也写不出与“生活”一致的字体来。最后，是由徐伯昕仿照“生活”字体，写成了“书店”二字，成为此后长期沿用的招牌。
当时，徐伯昕每天夹着一个黑皮包，里面总是装着很多宣传用的印刷品。邹韬奋说他“东奔西跑，到各处去用着‘苏张之舌’，尽游说怂恿的能事，广告居然一天多一天”。而他的广告业务，被誉为替《生活》周刊“广结善缘，创造了无量的同情和友谊”。
生活书店的老人曾评价徐伯昕“善于经营，长于谋划，但又坚持原则。不发不义之财”。他对所刊广告的限制极严，“略有迹近妨碍道德的广告不登，略有迹近招摇的广告不登，花柳病药的广告不登，迹近滑头医生的广告不登，有国货代用品的外国货广告不登”。
徐伯昕与邹韬奋的合作，称得上相得益彰。茅盾曾说：“韬奋在政治上是个叱咤风云的人物，但在生活上却是个书呆子，更不善交际。”而徐伯听长期担任经理，人称“徐老板”，恰恰弥补了邹韬奋的弱项。
邹韬奋避难香港时，曾打算办一份类似《生活》周刊的刊物。香港政府规定，必须有一位“港绅”做发行人，才允许登记，这可难坏了他。据茅盾回忆：“幸而徐伯昕来香港，很快经第三人介绍，结识了曹克安先生。徐伯昕与曹先生一谈就成功了。”
1944年邹韬奋病重期间，徐伯昕亲笔记录了他的遗嘱。60年后，徐伯昕的后人在整理其遗物时，发现了一本《邹韬奋遗言记要》，与当年公开发表在延安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上的《邹韬奋先生遗嘱》颇不相同。
邹韬奋的女儿邹嘉骊认定，这是邹韬奋遗嘱的原始版本。并且。她还专门著文分析了两个版本之所以不同的来龙去脉。
《遗言记要》有言：“首先恢复书店，继则图书馆与日报。……对政治主张，始终不变，完全以一纯粹爱国者之立场，拥护政府，坚持团结，抗战到底。能真正实行民主政治。”今天的人们要感谢徐伯昕，是他在病榻前为我们记录了一个更加真实的出版家、爱国者邹韬奋。
“生活书店，邹韬奋如果没有徐伯昕，搞不成这么一个规模。”仲秋元使劲地摇着头，“不可能，没办法的。”
“我们的老师，政治上的引路人，韬奋；怎么办书店，”他拍了拍手边的《新文化出版家徐伯昕》一书，很笃定地说，“伯昕！”


真名士自风流

王瑶：魏晋风度

王瑶（1914－1989）字昭琛，山西平遥人。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长期任教于北京大学，在中古文学和现代文学领域皆开学界之风气。
2004年12月23日，“纪念王瑶先生诞辰90周年学术座谈会”在北京大学召开。会上先放了一段当年王瑶在香港接受后学访谈的录音。录音效果不好，加之王瑶浓重的山西口音，使与会者们，或拿着事先整理出来的文稿仔细对照，或半扬着头仔细倾听，不时若有所思地微微点头。几位老先生，还偶尔侧身交流数语，相对会心一笑。
“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