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我的1957年-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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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回到“华莱士”的话题上来。解放后，“华莱士”的瓜名被认为有崇美媚美色彩，便改 为白兰瓜。白兰瓜被迅速推广到全省各地，在河西走廊推广的结果，发现它生长更好，瓜质 更上。以安西来说，日照时间很长，夏季要到晚10时天才黑尽，早6时左右，红日又喷薄而 出，日夜温差大，土壤沙质成分多，这种气候土质条件是兰州不具备的，而更适宜瓜类的生 长。能在这里吃上更甜更香的白兰瓜，真也是我们的福分呢。
再说，我们吃完了两个白兰瓜，石天爱才慢条斯理地说：“那两个武威民工在地里吃瓜时， 常念叨你呢，说你们在刮大风的天气如何种的瓜，说你赶上了种瓜，没赶上吃瓜的时节。” 看来，他们在地里吃瓜不用掏钱。后来我才弄清楚，原来在地边种瓜，主要就为了自己队里 的人吃，不许声张，也不许拿回队里去吃，这在“一切为公”的形势下，也说得过去。用这 种方式为本队搞点福利，让大家不花钱都能吃上瓜，天时地利造就了这种机会，倒真是个好 主意！
这天，他们拉着架子车到场部卖瓜，是为了给队里搞点小积累，准备买些文具纸张，以后办 墙报搞竞赛时写战报画图表时用。十工农场作为全省勤俭办场的先进典型，生产大队办公费 用之少，由此可见一斑。
后来，我还吃上了农场自产的哈密瓜。
我从小就在兰州吃过哈密瓜干。当时，兰州市区中心的中央广场附近，从新疆来的维吾尔族 商人开了些门面很小的商店，出售新疆特产葡萄干、包仁杏、哈密瓜干，也卖如大白馒头般 洗衣用的圆圆的胰子兰州人那时把肥皂都叫胰子。这些新疆来的维吾尔族商人，兰州人 叫他们“缠头回回”，因为他们多数人头上缠着长长的布，把整个头都裹了起来。他们信仰 伊斯兰教，和回民的生活习俗一样，不吃大肉。这几种果品中，最甜的是哈密瓜干，用手指 拈一块来吃，瓜干上蜜汁似的黏液会把手指弄得很黏。善于种瓜的兰州人吃了哈密瓜干，也 从迢迢数千里外的哈密设法带来哈密瓜子自己试种，因为气候水土条件都大不一样，种出的 瓜个头不大，到底也没啥味道。
农场出产的哈密瓜有1尺多长，似椭圆形，杏黄色的瓜瓤很厚，一口咬下去，甜蜜蜜的，水 汁 很多，淋漓非常，真是好吃极了。请我吃哈密瓜的难友，名叫王洪勤，也是武威步校来的原 军官，山东人，农民出身。我问：“为什么当了右派？”他说：“我家里人给我来信，说粮 食一征购，就不够吃了，我在鸣放时说了说，就成了右派。”他是笑着说这番话的，心中的 苦涩又哪能从挂在脸上的笑容里透露清楚？
我相信，把这种哈密瓜晒干，一定能晒成维吾尔族商人出售的那种瓜干。问了问，原来安西 离哈密只有300多公里的路程，我童年的梦里遥远得无法想象的哈密，原来离我现在所在之 地只有一天的路程，哈密气候水土各方面的条件，肯定同这里相差无几。几年前，听西北军 区战斗文工团的女演员唱《走西口》，歌儿里年轻的姑娘倾诉了送别情人的一腔缠绵悱恻的 哀愁，令人肠断；男子汉走西口漫长旅途生涯的孤独凄苦，尽在不言中。歌中的走西口， 描述的是山西的汉子出走绥远闯生活的情景。而今，我作为年轻的妻子和母亲，为了“脱胎换骨 ”，离开生我养我的兰州，远离所有的亲人，独自走出嘉峪关外，已经很远很远了。
不论怎样，我在农场的生活每增添一分自在快乐，我对远在夹边沟的景超的忧思也相应地增 添不已。经常挨饿的人每日每时都处于怎样的苦况，我无法想象，也无法想得很具体。但我 敢肯定，那些不让他们吃饱肚子的人，在各个方面对待他们一定极为严苛，如狼似虎。景超 一向是个极为自尊的人，他如何能承受那把人当做猪狗似的对待！唉，唉，我的亲人，为什 么你在蒙冤受屈，一败涂地之后，竟然陷入了这等绝境？我该为你做点什么？我能为你做点什 么？我暗自焦急，并一直苦苦思索着。一天，我想到在演出活动中和邹士杰已很熟悉，突然 ，一个闪念使我打定了主意。我觉得，救他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一个转机也许会到来。
这是一闪念之中冒出的主意，我决心试试。
我鼓足了勇气，找到邹士杰家里，向邹士杰提出请求，请农场领导设法把景超从夹边沟农场 要到十工农场来，为照顾夫妻关系，让夹边沟农场准许景超到十工农场劳动改造。我向邹士 杰说明景超去夹边沟前后的实际情况，既然原来去夹边沟是出于景超的自愿，现在他愿意来 十工农场，应该也是允许的。我认为，景超如能来十工农场，是当时摆脱困境唯一可行的途 径。为了促使邹士杰及农场领导积极办妥此事，我还诚恳表示：“如能把王景超要来，我们 全家就在农场长期落户，以后把孩子们也从兰州接来。我们再不走了。”邹士杰满面笑容， 满口答应：“那太好了，我们马上去函联系，争取把你爱人要来。”
我立即给景超去信，告诉他这边的领导已同意向那边要人，为照顾夫妻关系要他来十工农场 好好劳动改造，并问他的意见如何。景超很快来了回信，说只要他们那边的领导同意，他是 愿意来十工农场的。他当然很愿意来这儿，几个月的书信往来，他对于我在十工农场生活状 况的方方面面包括演出活动，都有了深切了解，知道我作为右派分子生活得比较自在， 最最重要的是还不挨饿他在夹边沟能吃上可可齐、白兰瓜吗？怕是无法吃到的。而且， 分别后刻骨铭心的思念之苦已折磨得我们几乎要七窍出血，我们在各自经历了这几个月不同 寻常的生活之后，如果能很快再相聚在一起，那该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了。到那时，最丰富生 动的语言也难以描述我们相见时的激动快乐，我们将有多少心里话要互相诉说，我们将会在 倾吐痛苦中得到满足，因为敞开心怀倾诉痛苦，毫不犹豫地承受相互的痛苦，会使痛苦变为 一种享受。我们虽然无法从不可抗拒的深重苦难中走出，只要我们能够在一起，我们会毫无 怨尤，勇敢而坚定地共同迎接将要到来的一切。最最宝贵的相互理解与相互支持，将会凝聚 成一种不可战胜的力量，它是热，是光，是电，今后的路上不论遇到怎样的艰难险阻，我们 都会相视而笑，相互扶持着跨越而过……我想得很多，不免思绪万千，十分兴奋。应该说， 他信上的语气比较冷静，没有流露出太多的激动。这使我意识到办成此事是有难度的。
果然，夹边沟农场不同意放人。理由是景超去夹边沟劳动教养，是由省公安厅批准办的手续 ，现在要离开夹边沟，仍需公安厅批准，他们无权。我的努力没有取得任何结果，我能够做 的唯一的一次营救活动失败了。
邹士杰告诉我夹边沟农场的答复时，一定是立即看出了我的失望和沮丧，完全失态的失望和 沮丧……
参加演出活动以来，外在的我完全是另一副样子。我和小徐是队里仅有的女性，难友们对我 们备加照顾，有时在演出间隙中，我们也抓紧时间在别人的铺上休息一下，因疲劳已极不觉 睡着了，醒来时身上已搭上了一件棉大衣。那时，大家的经济都十分拮据，水果糖之类都 是奢侈品，我和小徐常能得到难友的赠予，尽管只是有限的几块。性格活泼、爱开玩笑的“ 演员们”，因为有了两个年轻女性的出现和合作，都显得彬彬有礼而又十分活跃。这种氛围 也影响了我，感染了我，有时我也喜欢随口抛出几句轻松的玩笑话。以前景超常说我“尖嘴 利舌”，就是指我说起俏皮话来跟他也旗鼓相当。反右斗争之后，我沉默了很久，不会开玩 笑了。到十工农场以后，由于境遇的改变，性格才恢复了一些开朗活泼。但我心里的苦，对 父母、景超和孩子们的思念挂虑，依然都紧紧地封闭在心灵深处，无法向难友们说及。还在 兰州时，在反右斗争期间及以后等待处分的日子里，报社领导上一直设法鼓励挑拨右派分子 们互相揭发，立功赎罪。这曾使我们都吃了苦头，来农场后环境变了，同兰州大不一样了， 我仍不能不有所防备，因为有些右派分子们乐此不疲，尽管农场领导并无整人之心，有些人 总认为已被打倒在地的人只有互相揭发、互相整才正常这也是他们在反右斗争期间接受 的教育，党组织就一直这样要求他们，所以，在农场里，你整我、我整你的情况仍有发生， 正如杨骁经历的那样。我不能天真地再挨整。于是，我常用沉默来掩盖内心的辛酸痛苦，我 表现出的开朗活泼，也并不妨碍我掩盖内心的真实。
夹边沟农场作出拒绝放人的答复，使我再也无法掩饰内心的一切，能够改变景超命运的美好 希冀已化为泡影，多日来等待见面的种种梦幻顷刻间变为一片空白，面前的路将怎样继续走 下去，都是我独自个儿的事了，我要孤独寂寞地一直走下去，走下去，不论今后的日子里还 会出现怎样的阴霾风暴雷霆闪电……天哪，天哪，这该有多难啊！他的苦日子又将怎样熬下 去？这劳而无功的营救，徒徒使我们空欢喜一场，又徒徒使我们增添了烦恼，各自悲叹嗟伤 。
现在，在邹士杰面前，我仍然什么话也不能说，而只能沉默……但是，我忧伤沉思的神情 一定是深深地触动了邹士杰。
几个月来，他熟悉的是引吭高歌、舞姿活泼的我；他曾让我利用午间工休给家属们办扫盲班 ，他看到的是和家属们亲密无间、笑语连连的我他的妻子就在扫盲班里专注地学习着； 他也看到我吹着哨子，鸡们欢快地向我奔跑而来，我愉快地撒食，脚步匆忙地查看鸡们进食 的情况；在演出的行进途中，在各种各样的场合，他很少看到愁眉苦脸的我。应该说，作为 一个年轻女性，在苦雾笼罩、命运多舛的境遇里，我一般尚能自持，而此时，他看到的我完 全被悲伤所击倒，我绛红色的脸颊一定是失去了血色，我觉得两手冰凉，简直有些支撑不住 ……为了安慰我，他连连说：“我们以后再找机会，再争取。”此时，他已由工会主席升 为副场长，他还说：“以后如果开场长联席会，我还可以跟他们的场长说一下，再争取争取 。”但，我无言。我知道，一切已无可挽回，再也争取不来了。被打倒在地的阶级敌人，怎 么可能去改变公安厅批准的决定呢？
第六章狂热的安西
邹士杰是个热情奔放的领导，过了些日子，场部和三大队召开全体职工大会，由 他传达中央文件，他声音嘹亮，激动地宣布：“我给大家报告个好消息，党中央已经宣布我 们国家将第一个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后来我才知道，党中央从来没有这样宣布过。1958 年8月中下旬北戴河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了一批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宣布1958 年要产钢1070万吨。会议讨论和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 ，“人民公社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并说，“共产主 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大概邹士杰的讲话就是他自己对以上 决议的解释。记得50年代在报社时，经过党支部吸收我听党课，我曾激动地递上了入党申 请书。到1957年批斗我时，申请入党似乎也有了罪，我给农民报副总编辑×××写过的大字 报：《向×××同志进一言》，触到了她的痛处。×××在批斗我时，就声色俱厉地说：“ 你申请入党就是为了反党！”这一奇妙的逻辑使我无以答对。在斗争右派分子的大小会上， 又有哪个右派分子能为自己辩护呢？此时的我，对于邹士杰的报告只有傻听的份儿，也不去 多想，但心中仍不免一动，我想人类社会的最高理想是共产主义，我虽被划为右派分子，我 们国家如能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我也应该为之高兴！
北戴河会议之后，全国确实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的 口号一下子响彻了中国大地。据《中国“左祸”》一书披露：1958年8月4日，
毛泽东到徐水视察。县委书记张国忠不断把他的宏伟目标报告给毛泽东听：徐水县计划亩产 20000斤的谷子卫星，计划亩产100万斤的山药卫星。毛泽东问秋季预产情况，张国忠答： “今年全县亩产计划达到2000斤，总产计划拿到12亿斤。”毛泽东惊讶地说：“你们的粮食 多了怎么办呢？”毛泽东又说：“一天吃五顿也行。”此时，举国上下都像疯了着魔了，在这种情况下，十工农场也积极行动了起来。三大队在场部所在地，积极行动便首当其冲。三大队的团支部书记、复转军人小吴，以团支 部书记的身份从县上开会回来，就要求三大队组织40个强劳力搞试验田。小吴脑袋瓜很灵， 跟形势很紧，满嘴的豪言壮语，说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报纸上每亩小麦10多万 斤的产量都出现了，我们为啥不搞试验？我作为十工农场的青年代表，向县上自报了亩产小 麦17万斤的指标。”小吴从县上回来，先见到了在三大队搞统计工作的我的难友高 仲君。高仲君问：“每亩17万斤的产量你的科学根据是什么？”小吴说：“劳动能创造奇迹 就是根据，通过实践就能证明。”噎得高仲君无话可说。况且，高仲君记得，邹士杰作为副 场长，在开大会时也慷慨激昂地说过：“是要敢想敢干呀，谁如果有能耐把棉花务得长成树 那么大，我就奖他1万元！”在那个年代，1万元可是一般人想都不敢想的一个大数目。
形势逼人。身为右派分子的高仲君觉得自己不敢有抵触情绪，便去向三大队的队长转达了小 吴的要求，商量怎么办。队长对县上的指示精神认为也不能违拗，就回答说：“那就搞嘛！ ”为了慎重起见，他们一起商量好先搞5亩试验田，劳动力从棉花试验站调来，但只有十几 个人。这些强劳力都是武威步校被开除了军籍的原军官们，已是秋季，就先从深翻地做起， 要求深翻1丈。小吴的口头禅是：“毛主席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