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我的1957年-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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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往被判了刑的罪犯们，在服完刑后，转过身来就用另一副面孔，向陆续到来的劳教分子们 作威作福。没有触犯刑律，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可以宽大为怀，不予办罪。一般称呼‘右派 分子’也就可以了，不必称为反动派”（引自毛泽东《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 应当批判》。）的人们，在夹边沟农场要受制于前罪犯，由前罪犯们吆喝着去干各种体力不支的重劳动，对他们的惩罚绝对地超过了 服刑期间的前罪犯。
几个月后，吃饭开始限量，主食全成了杂粮，豆面糊糊是最受大家欢迎的饭，糜面不去糠， 麸皮也算粮。每天下地劳动回来，每人都要带些苦苦菜、榆树叶、沙枣叶之类回来，交到灶 上，由炊事班做熟，和在饭里吃。沙枣叶又苦又涩，最难吃。平常日子里，野菜树叶就顶了 蔬菜，当然无油无肉。每个人都挨饿，还不能说肚子饿，说肚子饿就上纲上线认为是对国 家的粮食政策不满。有些人家里寄粮票来，只要一旦发现立即全部没收，由国家印制发放， 个人之间原本可以随意互通有无，市场上自由流通的粮票，对劳教分子们来说，便成了违禁 品。既不给吃饱，又不许动用家里寄来的粮票，这种残忍的做法，实际上成为勒在每个劳教 分子的脖颈上的致人死命的绳子。
罗舒群当时就把所谓的改造看得很透，把个人的生存摆在了应有的位置上来对待。他想尽一 切办法来填充饥肠辘辘的肚子，一切可以充饥平时根本无法下咽的东西，都作为美食佳肴进 过他的肚子。种洋芋时，他背着洋芋子走在最后，看见一个低洼的坑坑，就把洋芋子倒出一 些来放进坑里，用土虚虚盖住，收工后每天拿几块，放在茶缸子里煮熟吃。芦草根、苦苦菜 、榆树叶、老鼠、麻雀、蚂蚱，等等等等，凡是可以充饥的，都曾是他尽力采摘、捕捉，送 入腹中之物，过去他并不知道，烧熟的蚂蚱还很香。一次，他正在房里用茶缸煮野菜，管教 干部赵来苟进屋发现，把茶缸一脚踢翻，怒骂不止，还踏扁了茶缸他维持生命的重要工 具被破坏，只有面对饥饿者还要断人活路的人才会这样干。
秋后，胡萝卜成熟了，饥饿的他偷吃了干部蔬菜地里种的一个胡萝卜，被别人发现告发， 批斗了一顿。在批斗他时，景超并未发言。但后来景超再见到他时，见旁边无人，竟态度严 肃认真地指责他说：“你怎么也成了这号人！”话虽不多，却重重地刺在了罗舒群的心上。 罗舒群见他迂到了此等地步，自然什么话也不能和他说了。就因为吃了一个胡萝卜，他被关 进“严管班”受到惩罚。
罗舒群记得，1958年国庆节时，他们吃的大烩菜有点肉。晚上，还让大家到场部看电影，电 影放映了不到一半，有些人已躺倒在地上梦周公去了，又饿又累，疲乏已极的劳教分子们生 存维艰，已没有了享受精神食粮的能耐和兴致。管教干部们过去也带领劳改犯们到场部看电 影，从来也没出现过劳改犯们不看电影，在放映电影的场地沉沉大睡、鼾声大作的情形。看 见劳教分子们如此不识抬举，有的管教干部还骂骂咧咧的，“狗日的们睡死了！”诸如此类 的脏话，脱口而出。
到春节时，菜里出现了一点老驴肉之类，每个人的肚子里依然饥肠辘辘，他们在忍饥挨饿中 熬过了大年初一。唉，唉，我的亲人竟然把忍饥挨饿也当做了对待改造的态度问题，就在那 个正常人难以生存，不许人活下去的鬼地方，他规规矩矩地忍饥挨饿，还对别人尽一切努力 求生存的手段从内心里不能容忍，他正直的秉性何以竟变得如此顽冥，如此的不可救药！
在新添墩时，罗舒群和他曾同住一屋，夹边沟森严的专政气氛，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 乱动”的各种训话或戒规，不允许他们倾心交谈，掏心里话。景超初到农场时，戴一顶小檐 草帽，无论劳动或回到住屋，都沉默寡言，有时间就记日记。罗舒群曾告诉他：“我就是因 为写日记才当了右派，你还记日记干啥？”景超只淡淡地笑笑，不作任何辩解，仍照记不误 。他一时还无法从作家梦里醒悟，对未来仍抱有憧憬。并依然保持着原来的洁癖，每天收工 回来，不论多劳累，都要洗脸洗脚刷牙搞完例行的卫生大事，然后才拿起日记本去记日记。 他衣着破旧，总是洗得干干净净，比别的难友显得更整洁些。
罗舒群也说到挖排碱沟的情形。他说，夹边沟的土地盐碱很重，不排碱，庄稼就难以收获。 他们就挖过排碱沟。排碱沟宽两米多，深也两米多，一边挖，地里的碱水就顺沟而下，从低 处流过。大家就站在碱水中挥锨挖泥，皮肉被碱水蚀破，疼痛非常，可还要在饥饿中坚持到 收工。而此时的挖排碱沟仅仅是小打小闹。
身在十工农场的我，哪里能把这种种的艰辛，这种种的非人待遇，想个明白呢？即使我具有 非凡的想像力，也难以把这一切都想到，因为人的想像力都来自生活，而我经历的实际生活 ，同他们那出了格的严酷生活相差太远了。
60年代，我在杨康家里见到了刘彦璋，他和杨康是延安大学的同学，也是从酒泉夹边沟农场 回来的难友，而且曾和景超同在新添墩劳动。他也是妈妈的学生王秀莲的丈夫，曾和我的父 母同住黄河沿前街。当杨康向他介绍我正是景超的妻子时，他先对景超大声作了评价：“哎 ，好同志！”
谈话中间，说到曾在新添墩劳教的傅作恭。傅作恭本人是个水利专家，是起义将领、当时任 水利部部长傅作义的弟弟。傅作恭来到新添墩后，因饥饿难耐，劳动条件太严酷，曾设法给 哥哥傅作义写了封信，向当水利部部长的傅作义求援。傅作义收到信后不相信他说的话，还 回信义正辞严地批评教育了他。这样，就招来了站上对傅作恭的一场批斗。
傅作义不相信弟弟来信上的话，我无法想象他们那出了格的严酷生活，同样都是悲剧。
傅作恭是留学外国，已在外国定居多年的水利专家。新中国成立后，傅作义曾多次动员他 回 来报效祖国，50年代初，他听了哥哥的话，回到北京，在水利部任职。后来，邓宝珊出任甘 肃省人民政府主席，给傅作义写信说甘肃很苦很落后，打算在甘肃修几个大水库，改变甘 肃落后贫穷的面貌，希望助他一臂之力，从人才上给予支援。傅作义接到信后，就动员傅作 恭来兰州。抗战期间，兰州是大后方，傅作恭和他母亲在兰州住过几年，对兰州也有感情。 经哥哥略作动员，就慨然应允，于1953年2月来到兰州。谁想到，他以慷慨的爱国热情回到 祖国，为了支援甘肃的水利建设，又从首都北京来到兰州。当他为改变甘肃贫穷落后的面貌 奋力拼搏之时，一场反右派斗争，将他划为极右分子，被开除公职，送到酒泉夹边沟农场劳 动教养。他，一米八以上的个头，身材魁梧，国字脸，浓眉大眼，一表人材。大高个儿的他 ，消耗也大，一到夹边沟，粗劣的伙食就使他饥饿难耐，繁重的劳动使他体力不支，此时， 他已是50多岁的人了，大半生没下过苦的人，如何能承受这样严酷的生活。可傅作义不相信 他信上说的，为此反使他招来一顿批斗，此时的傅作恭真是绝望极了。
第九章我和小徐当了四大队的中队统计
又过了些日子，一件意外事情的出现，使我和小徐离开了畜牧组。一天，小徐告 诉我，席组长行为不轨，他靠近她坐着，忽然把手放在了她的大腿上。席组长大概是试探性 的，但小徐吓得不得了，问我该怎么办？我说，这只能向领导说明情况，由领导上解决。在 那个年代，我认为只能如此。后来，向邹士杰副场长反映了此一情况，我和小徐便同时调 出了畜牧组。我们对调出畜牧组是高兴的，因为经过半年多的实践，鸡兔的死亡使大家束手 无策，我们担心长此下去交不了差，影响摘帽子。
我们从畜牧组调出，先是在三大队劳动了些日子，平田整地。干这类活，在我们已是熟路旧 辙，已不感到吃力。此次在三大队平田整地，有几个难友的家属为挣些工分，也同我们一块 干。其中有个才从四川来的黎淑莲，她的丈夫赵贵春，原是张掖航空技校的教员，划为右派 后，根据他的专长在十工农场机耕队工作。黎淑莲原是赵贵春的学生，赵贵春当了右派后 ，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之下，她觉得处处抬不起头，就于1958年回到了四川岳池县老家，在家 中生了个男孩，仍觉得很难呆下去，又于1959年初来到了十工农场。
黎淑莲，人长得很标致，细高挑儿，很惹人喜欢。在平田整地中，她奇怪地发现，我和小徐 都会推着独轮小车干活，初来乍到的她，只会吃力地向小车里装土，看见我们的劳动强度很 大，在铲土时就尽量少装些土，而此时，我们推车已很熟稔，还想努力表现积极，多干活， 看见她铲土少，就要她：“再铲，再铲！”只要能甩开膀子干活，我们觉得已是幸福，因为 它反映出的正是我们原来的精神风貌。在田间休息时，我还给她们几个家属教歌，教的歌是 ：《毛主席来到咱农庄》，这首歌当时风行一时，很快大家就都唱熟了。
又过了些日子，场部正式通知，调我和小徐去四大队。据场部秘书姚琅后来说，场部想给我们调个轻工作照顾一下，三大队就在场部， 省上及县上的干部来来往往，人多眼杂，怕有人说长道短。另一种说法是，四大队的陈德位 队长特别爱好文艺，从春节会演的情况看，我们今后不可能出外演出了，他打算把四大队办 成个文艺演出活动的中心，以后在大队搞些经常性的活动。这两种说法都有其合理性。这样 ，1959年4月，我和小徐就同时到了四大队，一起调去的还有曾芳煜、周至德等人。原在四 大队的杜博智已被派去兔葫芦割野麻，后再未返回四大队。小徐在二中队当了统计，我在一中队当了统计。统计的具体工作主要是统计全中队5个组的 劳动出勤情况、工作进度，办黑板报，每月发一次全队的工资，参加队务会议，做个简单的 记录，有时还给队长写个发言提纲，等等。中队部的办公室也是我的卧室，支了一张窄窄的 床，另有一张二屉桌。做完了以上工作，便可以自由到各组参加劳动，时间不限。一中队的 正队长叫赵金恒、副队长叫刘鸿年。我来之前，中队统计由一位名叫刘文彬的难友担任，我 来之后，刘文彬去一组劳动，确实是照顾了我。
一中队全队60余人，绝大部分都是我的难友，在我来之前纯属男性王国。当我第一次出现在 全队人的面前时，我的第一感觉是大家全都亲切地注目看着我，眼睛里漾着笑意，嘴角挂着 笑，有些人干脆张开了笑口。大家似乎都很高兴我的到来。我笑眯眯地站在旁边，用微笑向 大家致意。
一中队队部的隔壁是三组的宿舍，三组组长是个工人，姓裴带家属，住在家属宿舍。全体组 员几乎都是我的难友，记得他们是：王昭、田禾、叶得善、张全国、蔡南海、关维智（他在 我和小徐来四大队之前调来）、刘名、蒲克仁、陈××（可惜我已忘记他的名字）等。我的这 些右派朋友们经过一年的艰苦劳动，已适应了这里的劳动生活，他们个个体魄健壮，红光满 面，情绪甚好。反右斗争时的痛苦经历已被他们置诸九霄云外，这也是一种无奈罢，反正这 里的朋友们个个半斤八两，都是一路货色，谁也不小看谁。这个中队的另一特色是大家都喜 读书，学习空气很浓。在适应了劳动之后，许多人往往还挑灯夜读，喜读文学作品的人不少 。有人买来了在那个年代出版的《林海雪原》、《青春之歌》、《苦菜花》等等，在全队传 来传去地读。这些难友虽当了右派，他们的革命情怀仍同过去一样，所以这些文学作品对他 们仍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他们认真阅读，仔细品味，不仅把这些书当作文学作品来欣赏，在 逆境中，还从中汲取精神营养，获取新的力量。有些人还把自己在劳动中的体会诉诸笔端， 写成诗歌、小文投稿，我尽量把它们登在黑板报上。记得原安西县委的宣传部长刘名，跟徐 连声是一个反党集团，就善写诗，曾写过一首有关锄地的诗，我很欣赏，不仅登在了黑板报 上，还抄录下来，后来带回了兰州。现在只记得其中有“银锄翻飞光闪闪”之句。1961年， 徐连声反党集团彻底平反。刘名从此改行做教学行政工作，先后担任安西中学校长、酒泉中 学校长等职务。后又创办酒泉工业学校，做出了突出成绩。到1989年11月，甘肃省委授予他 “全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 我来农场一年，只是应付每天的劳动就已精殚力竭，除了碰在手边的报纸曾略略翻过一些以 外，没读过一本书，像《林海雪原》那样的大部头书，见都没见过。为这，几乎还闹了笑话 。有一次，我到三组的宿舍里去，陈××亲昵地说：“我们的小白鸽来了！”他指的是《林 海雪原》里的女卫生员小白鸽，我不知其所云，还着急地辩解了几句。当然，以我的右派身 份，说我是小白鸽并不妥，而他们对我有了那份感情，就不管其妥与不妥了。
我来一中队第一次下地，是同王昭几人补种断了行未曾出齐苗的小麦，活很轻。几人说说 笑笑 ，不觉就到了工间休息的时候。我们一起走到了地边，王昭因为我是女性，又是他的演出伙 伴演员们开玩笑称他是我的“小伴儿”，称侍峒山为“老伴儿”，急忙拿来一条空麻袋 要我垫着坐上，其实我早已躺在地上休息了。一年来我和土地一直打交道，有时还会在坚硬 的地上梦一回周公，甜蜜非常。现在，我又回到了生产队，这里的各种气氛令人愉快，我还 会在乎身上沾土吗？
一中队有个一组住在离队部一二里之遥的东边，组长刘志俊，是个老诚厚道的老工人，就是 安西当地人，也带有家属、孩子。其余的，绝大部分都是我的难友，他们的名字能记住的有 ：李永龙、罗惠湘、曹宗华、王永、许登浩、张稔年、陶杰、刘文彬等。有时候，我也走一 二里路，到一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