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我的1957年-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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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禾是个多才多艺的人。在十工农场四大队一中队时，他住在队部隔壁的三组宿舍，我们 就很熟。有一天晚上，他来到队部和我闲谈，闲谈了一阵，他声音低沉痛苦地说道：“就是 把我的骨头榨成油，也找不出反党的成分。”他是把我视为知己，才这样表明心迹的。但我 为了谨慎起见，没敢对他的话作出回应。我的内心深处又何尝有反党的一丝一毫？这我自己 清楚。那时，田禾发挥他善写美术字的才能，写了好几条标语口号式形状各异的装饰字画， 贴在三组的墙上，以激励大家的干劲和革命热情，其中有一幅呈椭圆形的字画，上写：“数 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当时，三组宿舍住的全都是右派难友，墙上贴如此的字画，“风流人 物”何所指？显然不是指外面世界的什么人，而正是指这些难友。在他的心目中，右派个个 都是英雄好汉，来农场后的冲天干劲，更是对他们自身的最好说明。难友们受到激励，心中 自是高兴，而并不加以议论。 再说四工农场的干部几乎是清一色的陕西人，他们的家属也多是陕西人。当然，他们知道《 梁秋燕》的魅力。他们在向黄花农场紧追不舍索要我和小徐的时候，就已打定主意要我们在 他们的控制之下为他们演出，也许，那时就已决定要排演《梁秋燕》，因为他们知道我在县 上演过眉户剧。这些干部平时一个个威风凛凛，而管教劳改犯及就业人员的工作单调刻板， 他们也会感到寂寞乏味无聊，他们的业余生活需要调剂。现在，一台全本的《梁秋燕》就要 演出，他们其实也很高兴。说话间已到了春节，我们的第一次演出是在场部的会议室里，这只是个有四五十平方米的大 房间，房间的一头搭起了幕布，我们就在幕布后面相连的一间办公室里化装换衣服。我们的 原化装师李佐亭因是历史问题留在了黄花农场，我们得自己化装，效果就差多了。时值隆冬 ，办公室有火炉，倒也不觉得冷，因为剧中的季节是春夏之交，我们全换上了单衣。
不必说我自己，全体演员都卖力地演，经过多日的排练，大家都认为这是展示自己才艺的一 天。凡是进入演员队伍的，每个人都有这方面的爱好和才能，谁也不愿把戏演砸了。《梁秋 燕》演完后，小徐和她的搭档钟贵祥又演出了他们去年在十工农场用黄梅戏《夫妻观灯》形 式改编的歌颂公社化后新气象的小歌舞。
然而，这是一次最冷落最窝囊的演出。观众主要是场部的干部和家属，他们安排了这次演出 ，只是想调剂一下自己乏味无聊的业余生活，可他们仍牢牢记住要跟作演员的我们划清政治 界线，要以阶级斗争为纲，所以一个个做出一副至尊至贵的姿态，不屑于对演出表示欣赏， 直到演出结束也没有人鼓一下掌，只是转身就走，作鸟兽散。我们一个个卖命地演，最后只 是自我欣赏罢了，心里自然是不痛快极了，可是还不能说什么。我们真像是旧社会被迫在权 贵们面前演了一出堂会，这种场面以前只是在电影戏剧小说里见到，而今，我自己竟然真实 地扮演了这个角色。过去演一次堂会，演员通常会得到赏赐，而我们尽管肚子饥饿，连一顿 夜餐也没有，演完，只是默默地各自打点行装走几里路回自己的宿舍。
这次演出的遭遇，也使我再一次清醒了一下头脑：这就是在四工农场，前两年的好日子一去 不复返了。
1960年3月，一幕惨剧又在酒泉夹边沟新添墩发生了。此时，新添墩组织劳教人员到酒泉城 附近背头年晒干的草筏子，早5点半就起床，用芨芨草编的背篼去背。背到第5天，傅作恭因 拉稀背不动了，后来成为著名美学家的劳教分子高尔泰平日里给管教干部赵来苟的娃娃补过 课，能说上话，就给赵来苟说：“傅作恭是不是真不行了，我看见他拉的黑屎！”赵来苟说 ：“我拉的也是黑屎！谁叫他当右派，他如果不是右派，就到北京住在他哥哥傅作义的公馆 里，想吃什么吃什么，谁能管到他头上！傅作义与人民为敌，杀了不知多少人。他从国外回 来，也不是个好东西。”傅作恭挣扎着走了十几里路实在走不动了，就说 ：“我实在走不动了，在资本主义国家，有事还允许申辩嘛！”赵来苟听了大怒，骂道：“ 我看你就是资本主义！”傅作恭腿软没劲，寸步难行，只好站住了。赵来苟大骂：“这狗日 的真还把我整住了。”当然，他有的是招数，当下就叫别的劳教分子用芨芨草拧成绳子在傅 作恭的脖子上围了一圈，前边绑半截绳子，后边也绑半截绳子。傅作恭仍背着草筏子，前 边 的人牵着绳子拽着他向前走。傅作恭往前走时因腿软跪在了地上，后边的人就往后一拉绳子 ，将他拉起继续向前走。3天后，傅作恭挣扎着走到了背草筏子的地方，却再也站不起来了 。领工的让找来一个用芨芨草编成的长草笆子，把傅作恭抬到草笆子上，由劳教分子用绳子 拉着，一路颠簸，硬是把他拉回新添墩。原兰州医学院教授、现劳教分子的刘逢举走过来， 把放置在草笆子上的傅作恭看了看，说：“已经死了两三个小时了。”
第十二章饥肠辘辘
小徐调场部已有些天了。春节前，我听王智礼说要把我们几人都调场部，曾委婉 地向王智礼表示：“希望继续留在二站劳动改造。”我认为自己是以极好的态度向王智礼 说这些话的愿意在重体力劳动中改造自己有什么不好？王智礼一定是把我的话向场部转 告了，这些一贯在劳改犯面前颐指气使、威风凛凛、说一不二的场部干部便大动肝火。有一 天，我同小徐邂逅，小徐神色紧张地说：“你赶快到场部来报到，×
场长在我们办公室 说了，那个二站的女右派再不来场部，就用绳子把她捆来。”这可吓坏了我，劳改队捆人是 常事，当场长的说要捆我，就是一句话的事。我不能违拗他的意志，招来捆绑之苦。这样， 第二天，我立即收拾行李、箱子等各种随身带的东西，同石天爱、王桂芳一起到场部报到。
我虽不是被捆绑到场部报到的，笼罩在心头的乌云似铅块般沉重，这压力比起两年前作为右 派挨批斗时也轻不了多少。但，我还得强做平静，强装笑颜，先去接受分配的工作。
我的顶头上司也是杨振英。场部有个修配厂，主要修理全农场的农机具。还有个负责农场物 资运输的汽车队，有7辆大卡车，大多是4吨位的解放牌车。此外，还有个供全农场七八 百人吃饭的机磨坊，专门磨面粉，石天爱和王桂芳就分配在机磨坊干些体力活。这三个机构 都由杨振英统管。杨振英作为干部的角色也就是个普通干事而已，而在劳改系统，凡具有干 部身份者，为了使其在劳改犯面前显示威慑力，劳改犯都得称其为“股长”。四工农场属刑 满释放人员就业的农场，而其旧制并未改变，劳改犯释放后对其威慑力必须继续保持。所以 我们到场部后，只能依此旧规，称杨振英为杨股长，对其他具有干部身份者，也一律称股长 。对书记、场长、科长之类有一定官阶者，则按官阶称之，更不得有误。
小徐先我们一步来了场部，主要是接过了杨振英的一部分工作。修配厂需用的零配件有个库 房，原来由杨振英管理，那时还属大跃进的年代，有些拖拉机和其他农机具出了故障，要连 夜检修好，不得过夜，以免影响第二天的运作。夜里检修时需用的零配件，就得找杨振英从 库房里领出。杨振英有时得从热被窝里爬起来到库房去拿零配件。杨振英是有老婆孩子的人 ，在严冬从热被窝里爬出来的滋味并不好受，所以他通过场部急急地先把小徐调到身边之后 ，就立即把库房的工作交给了小徐。小徐虽说丢了铁锨把，在半夜里从热被窝里叫起来去库 房取零配件的事，其实并不比下地强，杨振英夜里从库房发了零配件，第二天还可作为理由 多睡一会儿，而小徐则不能，第二天她必须按时起床，按时到办公室。
开始，分给我的工作是汽车队的统计。司机们每次出车回来，都要由我登记他们行驶的吨公 里，汽车用的油料也由我发放登记。有一个可放二三十桶汽油和其他润滑油的油库，也就是 一间极普通的平房，平房下有一个可驶进一辆汽车的低凹的坑，是为了便于大卡车运来汽油 桶入库。装卸油桶，自有场部几个干杂活的“职工”动手，我只消把他们喊来就是。大卡车 领取汽油时只要把车开到低凹的坑内，放下后车厢，从库房里搬出油桶再搬上车厢内也不费 力，一般由司机自己动手就行。库房的大铁锁几乎有我的多半个手掌大和钥匙都交 给了我。此外，拖拉机队的油料也由我发放，场部有一个储存几十吨柴油的大油罐，竖在东 北方的空旷处。罐子下方有一个管子和龙头就是出油口。我向拖拉机手发放柴油，一般都是 拖拉机手把拖拉机开到油罐旁，用一种特制的油桶在油管的龙头下面接油。根据需要加几 桶就记几桶，每桶大约是十二三公斤。
我一向受不了汽油味，有晕车的毛病。记得1955年报社有四五对同事要举行集体结婚典礼， 让我坐小卧车去接新娘，我只接了两个新娘就晕晕乎乎的了，汽油味熏得我呕吐了起来，最 后连人家的结婚典礼也没参加成。现在可倒好，要整日里跟汽油柴油打交道，而无任何回旋 的余地。
工作本身比起下地倒真是轻多了，难闻的汽油味儿过了些天也就习惯了适应了，柴油味似乎 比汽油味好适应些。但是，我没想到柴油的特性是沾上身就挥发不了，发油时免不了衣裤都 会沾上，柴油落上灰尘就跟清油似的，灰黄的油渍一大片，看上去十分不洁，而我的罩衣、 罩裤只有一两件，无法换洗，准确地说，是换下来没有时间洗，气候寒冷，没有热水就无法 洗，洗了也干不了。所以到场部工作没几天，我就浑身上下满是灰黄的油渍，比那些拖拉机 手脏多了他们都有工作服，换洗没问题，洗衣服有充足的时间。我浑身上下灰黄油腻肮 脏的衣着，场部的干部们看了也觉十分碍眼。有个名叫王明的干部，一向对我们还算客气， 他有个十来岁的女孩，他对女孩说起我们，还称我们“你姨姨”，这就是莫大的尊重了。一 次，他看见我衣着肮脏极了，笑着说了句：“看把衣裳‘动’的（意为弄脏）！”这个农场的 干部几乎是清一色的陕西人，下面还有几个字他怕我难为情，再没说出来，我现在回想， 那咽下去的几个字，应该是：“脏得太！”
小徐丈夫梁富杰来时，那间原马棚当了一阵子他俩的“新房”，在我和石天爱、王桂芳到场 部后，便又成了我们的新居。马棚狭长，刚好搭下我们的四张床。四工农场唯一好于十工农 场的条件，就是让我们告别了土炕。住在这间新居里使我至今记忆犹新的，就是有天凌晨三 四点钟，汽车队的王师傅从外地拉来一卡车汽油，他把车开到我们的宿舍前，大声喊我的名 字，把我从沉沉大睡中喊醒。我急忙穿衣起床出了门，才知道是让我清点拉来的汽油桶数。 在凛冽的寒风中，我睡眼惺忪，冷得发抖。他说了汽油的桶数，我清点了一下，和他所说的 相符，他立即转身睡觉去了。他当然也很辛苦，开车大半夜，这一睡就要补足大半夜的瞌睡 ，也许连午饭都不会去吃。可我，到早晨7点以前还得按时起床，不得有误。场部上下工都 敲挂起来的半截钢轨，“当当当”的声音特别 响亮刺耳。后来，我才得知，这位王师傅是从刑满释放人员中选拔出来的，他也是陕西人， 做事谨慎有余，是同他的身份有关。我至今还记得，汽车队的队长叫刘兴汉，河北人，共产 党员，三十七八岁的年纪。此人不胡来，显出很有原则性的样子。另有两个杨师傅：大杨师 傅约摸30岁的样子，听口音像是甘肃平凉一带的人；小杨师傅20岁刚过一点，也是陕西人。 再就是这位王师傅。其他几人我已印象模糊了。
我瞌睡得要死，在清点汽油桶时一直睡眼惺忪，是因为调场部后一直睡眠不足。初到场部时 ，我仍和小徐一样，同在杨振英的办公室上班，晚上有事没事也仍坐在办公室里，10点钟过 后，杨振英说一声：“休息吧！”我们就回到马棚里，在自己的床上倒头便睡，直到清晨刺 耳的敲钢轨声“当当当”地响起。
没几天，场部财务科便把我叫了去，说是让我帮助会计王积义记账。王会计问我：“你会不 会打算盘？”我说：“上小学时学过一点，多年来没用过，早忘了。”王会计说：“加减法 没啥问题吧？”我说：“加法会，乘除法忘光了。”王会计说：“加法会就行，乘除法记账 一般也用不上。晚上7点钟你就来这里上班。”来场部时小徐就说过：“场部财务科的贺科 长问我，你会不会打算盘，财务科少个记账的人，他们好像要调你去记账。”果然，这就交 代了工作。晚上7点左右，我就到了财务科。这里晚上上班要用煤油灯，我先把煤油灯灯罩 擦得明光锃亮。我认为这种活今后只会由我来干，这是我分内该干的。大约过了7点钟，王 会计来了，他拿出十几个账本、一沓子凭单，教给我把这些凭单上支出的款项，逐项分类记 在账本上，记完一页时，用算盘把全页的数字加到一起，记在最后一行上。他就坐在我对面 的写字台上，写字台很大，不比我在报社的写字台小，但不如报社的写字台精致美观。报社 的写字台木料很好，是用本色的桐油漆过的，木料的美丽木纹清晰可见，很气派，当时在兰 州是少见的办公用桌。这里的写字台大，是实用的需要，木料肯定也差，只是用常见的深咖 啡色油漆油过，已很旧了。王会计用一把极考究的大算盘，给我的也同样考究，我上小学学 珠算时，哪见过这样的算盘？算盘珠子可能是红木的，光亮而有分量，拨拉起来声音极好听 ，如泉水的丁冬声。记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