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我的1957年-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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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 个劳改农场，是个老劳改农场，各方面略有基础，便于管理。
说是碱泉子农场的地盘，我的难友所在的小地名叫骆驼城（曾为北凉古都），四周荒无人烟， 一片草滩，同碱泉子农场的其他站、队都不连畔。
这30多个难友，是由一个不到40岁的张指导员领队到达骆驼城的，也是于9月底到达。到达 的当天，大家先挖地窝子，挖半人深的长方形大坑，上面架上椽子，盖上树枝、草席，用沙 石一压就成。地上铺麦草，再铺上行李，住宿处就完备了。每个地窝子原则上住8人。用的 椽子、树枝、草席、麦草等都是从四工农场准备好拉运去的。不分白天黑夜，什么时候挖好 ，什么时候休息。当然，这30多个难友还为领导挖了较为宽敞高大的“公寓”，还挖了个伙 房。
此时，每人每月还有24斤的粮食定量，从四工农场迁来时，还带了些洋芋、胡萝卜，每个人 处于半饥饿状态。但是，第二天，大家就到无垠的戈壁滩上划线挖沟开荒，在挥锨平地中， 人人汗流浃背，许多人只穿着背心干活。一周后，张指导员指定关维智为记工员，每天量方 ，检查质量，统计工作量，此外，也跑跑采购，在碱泉子总场场部为队上购买日常用品，在 梧桐泉火车站办些事务性工作。伙房炊事员是个刑满就业人员。在30多个右派分子里，独独 带来一个刑满就业人员让当炊事员，由这也可以看出领导上对刑满就业人员情有独钟，也是 为了方便自己。
到11月，口粮减为每人15斤，每天每人只有半斤，还从四工农场运来了代食品碱菜子。高台 县属重灾区，饥民大批死亡，骆驼城离农村远，想从农民那里买些或找些吃食绝无可能，这 样，我的这些难友便陷入了绝境。在饥寒交迫中，已无法劳动，每天晒晒太阳，想法挖些野 草树根以图保命。
我们在场部，炊事员根据领导指示，把碱菜子、麦草等代食品都作了精细加工，和在面粉里 做成面条，还做成馍馍，其主要原因是场部的干部工人和我们同吃一个灶，炊事员不敢怠慢 。这里山高皇帝远，炊事员只一人，他不去花费许多辛劳精细加工碱菜子，碱菜子只是随 意 地和在糊糊里。未经精细加工的碱菜子进入胃肠之后，非但消化不好，还造成便秘。为了排 出黑黑的结成硬块的粪便，人人几乎都挣得肛门鲜血直流，痛苦莫名，大喊大叫！
再说，炊事员还肆无忌惮地做起了钱粮交易，在这生死关头，炊事员利用手中掌握的吃食， 同个别手头略宽裕、同他敢于进行交易的右派分子进行交易，换取他手中的钱。
这样，吃到每个人嘴里的口粮，每天连半斤都不到。手中无钱，又无其他办法找来吃食的人 ，仅靠饭票维持生命的人，便只能坐以待毙，迎接死神的到来。很快，地窝子里便出 现了死亡。
到了12月中旬，这里又增添了一支30多人的右派分子的队伍。这是一支巡渠的队伍。在四工 农场夏收扫尾之际，由一站、二站抽出，派出一辆大卡车，一个管教干部带队，一直向东出 发，最东到达张掖县甘浚堡。任务是巡视昌马河、黑河等主干渠渠道，凡是遇到渠帮坍塌堵 塞的地方，30多人就修挖疏通。河西走廊的河流多为东西走向，他们就顺着干渠边修边向西 前进。这支队伍有报社的杨骁、汪志英，还有我熟悉的周至德、王洪勤等人。
离开了四工农场，对于这支队伍可说是来到了自由天地。一到甘浚堡，农民的地摊上摆满了 各种瓜果，价钱非常便宜，可以随便买来吃，汪志英一次就买了20斤西瓜，吃了个满意痛快 ，边吃边松裤带，直吃到最后弯不下腰来，才算尽意。在四工农场饿了七八个月的胃肠，来 到甘浚堡才算享上了福。有些农民看到他们个个衣衫褴褛，面黄肌瘦，像是饿疯了的样子， 动了恻隐之心，有时也施舍些吃的给他们。
此时，树叶儿正绿，他们只要见到榆树，都知道榆树叶儿可以充饥，便立即上前，抢着把榆 树叶从树枝上捋下，立即送入嘴里大嚼，然后忙忙地吞咽下去，接着再飞快地捋树叶，再忙 忙地咬嚼吞咽。这不花一分钱就能充饥的榆树叶，对他们是多么金贵，能够吃到榆树叶，又 是多么可贵的机遇啊！在四工农场的农田周边，都是茫茫荒原，戈壁滩上没有一棵榆树，他 们已经几年未见到榆树了。
修渠疏通的活没有定额，也无法规定定额，可以边走边干，活很轻，随意性也大。这30多个 难友能够随意买到吃食，填饱饿瘪了的肚皮，个个心花怒放。最初，他们还能从拮据的生活 费里挤出钱买吃食，后来，钱花得分文不剩了，就拿出衣物，以物易物，换吃食，反正行李 衣物都全部带着，解决肚子饿是头等大事。这一行30多人边修渠，边向西转移，由张掖而临 泽，最后才落脚到了高台县碱泉子农场所属的骆驼城。此时，已是严冬季节。
乍一到这里，住进了冰窟似的地窝子，他们便看见了死亡。
晚上，人们齐排排地睡在了作为通铺的土台上。天亮后，此时已没有了上工之类的事儿，而 人们总得爬起来活动活动，晒晒太阳。而此时，通铺上总会有一两个一动不动的人，走过去 摇动一下，才发现他们已悄无声息地死了。
大家心中都清楚，死亡正在向每个人逼进。
强烈的生存意识，使每个人都幻想找出一条生路来，但严酷的生存环境，又使人人陷于绝望 。此时，杨得春找了个理由，请假回兰州的家探亲去了。
到12月下旬，四工农场终于指示，骆驼城的数十名右派分子们全部集结到碱泉子农场场部。 碱泉子农场属老劳改农场，场部有住房，我的这些难友们便全部住进了土屋。
1月，我们在四工农场场部，每月的粮食定量已恢复到30斤，每天都有牛羊肉可吃。他们搬 迁到碱泉子农场场部后，不仅住进了土屋，吃的也略有改善，据关维智回忆，1961年元旦这 天，吃的馒头比平常要大一点。到场部后，难友们的死亡停止。
后来，回到兰州的杨得春来信说，省上有决定，下放农场的人员要全部回原单位。这不啻是 晴空里的一声春雷，给每个受难者的心里点起了希望的火炬，绝望一扫而尽！
从此，每个难友都兴奋不已地等待着回原单位的一天，知道同妻儿亲人团 聚的那一天即将到来。
他们得知此信息，至少比我早了10天。
第十六章口粮一减再减
一天，我在财务科见到一站站长王志玉，他说：‘你和徐福莲哪天到一站买瓜来 。‘一句话才提醒我：虽在农场，今年我们还没吃过瓜呢。前两年在十工农场，我自己就种 过瓜，和大家一起，充分享受过安西瓜的甘甜。今年我已脱离了田间劳动，不知四工农场是 否也种瓜，我不能打听，不可能到田间去买瓜，也没见到场部有卖瓜的，几乎已把吃瓜的事 给忘了。现在，王志玉既然提出让我和小徐到一站去买瓜，这真让人高兴！回到宿舍我告诉 了小徐，小徐自然也非常高兴。第二天，我们就各找了一条麻袋，带了些钱，到一站去买瓜 。一站离场部也就是一二里路，在场部东边。到一站后，见到王志玉，他就带我们到旁边的 一个装瓜的房子里让我们自己去装。我们见屋里没人，就先拣起瓜来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因为我们都知道，吃进肚子里的瓜是无法算钱的，不吃白不吃。王志玉没有想到我们在吃瓜 ，一会儿，又进来问：‘怎么，还没装好？‘我们不好再吃，才急忙各装了多半麻袋瓜，背 出来过秤，付钱。
这时候，我们看见了原十工农场三大队的统计高仲君。他在一站仍当统计，日子比我们就好 过多了，他可以随意买瓜，想买多少就买多少。一站往外拉运瓜时，趁赶车人不在，他和难友冯启英当时也在一站担任了个什么职务合伙从车上偷下几个瓜塞在草垛里，留下 再慢慢吃。农场的瓜外运时不过秤，只要赶车的人没看见，就啥事没有，所以，他们早早地就吃上瓜了，吃瓜比我们多得多。
我和小徐背着瓜到了宿舍里，石天爱和王桂芳根本没机会去一站买瓜，王志玉没叫她俩去， 她俩对我们很是羡慕。我和小徐各给了她俩一个瓜，她俩各有了两个瓜，便立即大嚼起来。
此时，胡萝卜、洋芋也陆续收获。大田里我的难友们在挖胡萝卜、洋芋时，不免要将这些可食之物送入口中充饥，生吃胡萝卜对于饥饿的人们无异于享受美餐，谁也忍不住要将那又甜 又脆的收获之物迅速在铁锨上刮几下泥土，并立即送进嘴里‘咯嘣咯嘣‘地咬嚼起来。设若他们都是自由人，一切该是多么美好啊！这一幅田园劳作图也许会进入诗人的笔下，经诗人的创意成为引人入胜的佳作。但，他们都不是。这样，他们的饥饿与狼吞虎咽胡萝卜的样子 ，便成为新的罪行而受到处置。一站的难友张汝云，兰州解放初期在‘文协‘的筹建活动中 我们都积极参加而相识，他的妹妹也是兰州女中的学生，曾和当时甘肃文工团的武玉笑同台演出《兄妹开荒》。我在甘肃日报社工作后，很少再见到他。没想到，1958年我们在安西十工农场相遇时，彼此也都已成了右派分子，后来，又先后到了四工农场。在挖胡萝卜时，张 汝云因饥饿忍不住吃了几个胡萝卜，被当小队长的同派看见。此人系原西北大学的 学生，在省公安厅被定为右派分子后，老婆和他离了婚。来到四工农场后，原公安系统的右 派分子只要表现‘积极‘，很容易受到干部们的赏识，而被委以重任，此人正是在此种情 况下当上了小队长。说起来，在十工农场时我们也有过接触。1958年夏收时邹士杰组织巡回 演出队，他也是成员之一。他是陕西人，会唱秦腔，曾和兰生玉同台演出秦腔折子戏《藏舟 》，当时，演出队人员经过精简，在他俩演出《藏舟》时，无人打边鼓，我便临场充任了打 边鼓的角色。乐队的符文虎教了教我，我听着乐曲，在过门中按要求每次敲两下，就完成了 任务。他自从当上了小队长后，自认为摘帽有望，原来的难友，在他的眼里便成为他表 现自己的目标。他个子高大，相貌堂堂。这天，他看见了张汝云吃胡萝卜，便怒不可遏地走过去，拿起张汝云手中正在吃的胡萝卜，猛戳进张汝云的嘴里，并使劲把胡萝卜在张汝 云的嘴里摇动，使张汝云的嘴里立即鲜血流出，血污沾得满嘴都是，周遭的难友们惊愕得一 个个瞪大了眼睛，出于自我保护，什么话也不说。这是同派之间的相残，一个是为了邀功，一个仅仅是忍受不了饥饿，吃了几个胡萝卜而已。邀功者做出此等情事，可恨之极，也可悲 之极！如果不是头上那顶可恨的帽子压得他也喘不过气来，他怎么会为别人因饥饿吃了几个 胡萝卜的小事，而将自己同类戳得满嘴鲜血淋淋！人格，良知，在他已是无所谓的了，只要把头上的帽子摘掉。
半年多来，我的这些担任了小队长之类职务的同派，大部分人自认为得到领导的赏识，摘帽 有望，便不惜出卖灵魂，时时捉摸管教干部的意图，处处仿效，对原是难友的同派横眉怒目 ，由张口斥骂，逐渐发展到拳脚相加，完全是一副为虎作伥的架势。此人在胡萝卜地里的 表现，只是其中的一例。
此人曾多次拳打脚踢右派难友，难友们当着他的面怕遭到报复，都是敢怒而不敢言，也有 人告到一站站长王志玉那里，声言：‘王站长你管不管？你若不管，我们就自己想办法制服 他。都是右派，他有啥权打人？我们也会打他，可以打他。‘但是，在这个改造不断升级， 专政不断强化的地方，此人虽飞扬跋扈，激起众怒，但终究谁也没敢打过他，他始终受到 保护。
9月，赵秉仁终于病倒了。1947年，他考上复旦大学新闻系，到上海求学期间，就发现有肺 结核，曾认真治疗休养过。1949年到甘肃日报社工作后，报社医疗生活各方面的条件都好， 肺结核逐渐痊愈。1960年到四工农场后，一直肌肠辘辘，在去上工的路上，他常常摔跤。春 耕大忙过去，在换洗衣服时，他发现自己的全身活像在学校实验室里的骨骼标本，肌肉像是 被用利刃削去，用‘皮包骨头‘四字形容真是最恰当不过。要命的是还常常浮肿，一旦肿 起来，手就肿得像紫茄子，消了肿，手又干瘪得像鸡爪子。一场重感冒、高烧后，肺炎、肺 结核全来了。此时，他是多么想念家中的亲人啊！他怕再也见不到亲人了，一封家书，立即 把妻子秦淑才从迢迢千里之外的兰州召唤到了面前。
秦淑才走进病房时，赵秉仁是拄着拐杖从炕沿站起，迎接妻子的。秦淑才立即迎上前去扶住 了他：‘秉仁！‘‘二姐！‘二人的眼泪都像泉涌似地流了出来。同房的病 友们劝解说：‘别哭了，你来了他都好多了，前些天，他扶上双拐还站不起来呢！‘病房里 不是说话的地方。秦淑才扶着拄上拐杖走路颤颤巍巍的赵秉仁走到屋后，铺了件衣裳，两口 子坐着说话。秦淑才从兰州家中设法带了些吃食，在火车上买了一碗米饭包在手帕里。秦淑 才把手帕解开取出米饭，赵秉仁一见就用手抓着吃了几把，连连说：‘香极了，香极了，总 算吃到米饭了！‘二人泪眼相对，又不知该说些什么……
秦淑才是工人，此次只请准7天假，在四工农场只能待5天。她看见丈夫病成这样，就决定接 他回兰州养病治疗。她向一站的领导提出要求，又跑到场部，向场部的领导一再提出要求， 都被用各种理由回绝。
当时，兰州已是一座饥饿的城，他们家中还有3个幼小的孩子：和平、荷清、尕珍。秦淑才 留在四工农场对赵秉仁已无力帮助，3个幼小的孩子需要照料，而且，假期已到。
这样，她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此次离别，竟成永诀。
就在此期间，我的难友已出现死亡。
郝治忠，山东人。他是在抗美援朝前线上甘岭战役经受了血与火的洗礼，胜利归来的连长。 武威步校领导上原曾对他寄予厚望，没想到在反右斗争中栽了跟头。他，个头很高，脸颊上 有着在上甘岭战役中被美国的汽油弹烧伤留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