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我的1957年-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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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要对同我一起去北京，一同参观农业展览馆，一同游览北京的名胜景点，并陪我 寻访同学的那个人杨允文，写上一笔。我万万没有想到，反右派斗争中，这个口口声声 称我为“好友妻子”的人，在关键时刻反戈一击竟决定了我的政治命运。
杨允文原是兰州大学物理系学生，地下党员，他也是在庆阳参加土改时认识了景超，以后回 兰州后进一步熟悉并逐渐成了密友的。解放后，杨允文在庆阳认识景超时，就在省委农村工 作部工作，在一个处里当干事。1957年仍在省委农村工作部，此人自恃才高，对工农干部出 身的部长李培福，说过一些年迈能力差，胜任不了工作之类的坏话（具体内容已忘记），对几 个处长，干脆骂他们是“一狼二狗三狐狸”。景超在他面前，也说一些在本单位不能说的心 里话，比如，对挚友王思曾在肃反时定为坏分子，就认为是冤案，又感到无能为力。景超还 提到报社的流萤、曹克己都是党员，和王思曾都极熟，他们作为党员都束手无策，没有想出 什么办法，他这个非党员又能怎样？当时，正是满城争说《十五贯》的时候，人们对破了冤 案的清官况钟非常佩服，杨允文当即激昂地说：“况钟也不是共产党员！”鼓动景超在王思 曾的问题上应有所作为。说他是我们家的密友好友也不为过。杨允文是甘肃武山县人，他老 婆也是武山县人，是在初中毕业后参加工作不久的干部。
我们从北京回来后再没见过面，反右斗争中，景超和我先后陷入困境，他也受到批判。省委 农村工作部来函要我们写材料揭发他，我和景超从内心里都不愿他也成为右派，写材料时只 避重就轻地应付了一下。此后，报社的反右斗争仍如火如荼地紧张进行，我们因同他不在一 个单位，不知道他的任何消息，对他的命运不无担忧。我们不仅认为自己不是右派，也认为 他不是右派，对他的处境也很同情。
到了9月，批判斗争我们的日子似乎已近尾声，一个星期日，我忽然想起，杨允文的父亲就 住在小沟头，我的外祖父家离他家很近，此时已近中秋节，我们已有多日没去外祖父家了， 不妨在去外祖父家时，抽空去杨允文父亲家问问他的情况。这天下午，我们到了外祖父家， 外祖父已知道我们双双定了右派，对我们挨批斗很难过，我们只能说一些宽解的话安慰老人 。在我和外祖父说话中间，景超抽空去了一趟杨家。吃完晚饭，从外祖父家走出，我就问他 去杨家，同杨父谈话的情况。景超说：“他父亲说，杨允文对报社黑社的问题交代不下去， 很为难！”我激动地说：“黑社没有他，报社也没有说他是黑社里的人，他们那里怎么让他 交代同黑社的关系！”情急之下，我和景超再返杨家，写了个条子，告诉他黑社根本没有他 ，以及还应小心注意的几件事。条子很小，不到巴掌大，他写了几句，我也写了几句。
谁料想，景超一人去杨允文家，杨父就立即去向杨允文告知，而杨允文第二天（星期一）上午 就让老婆向组织上作了汇报。省委农村工作部听了汇报，立即用电话通知报社，当即把景超 叫去训斥一顿。中午我回到家，景超神色慌乱地说：“坏了，坏了，我们写的条子，他父亲 一定会送到杨允文那里，再转回到报社来。”到下午，一切都清楚了，我们写的条子果然被 送回报社，我们既写检查，又对杨允文重新写了揭发材料，杨允文骂几个处长“一狼二狗三 狐狸”，我只是在这次的揭发材料里才初次写出。我现在也不是埋怨他，他当时这样做，也 是事出无奈。
如果事情只是到这一步也就罢了。后来，我们的“罪行”总算交代完了，杨允文最后也未能 划入黑社。报社的男右派们被派到小西湖的二厂（现新华印刷厂）劳动去了，吃住都在二厂。 报社怕景超走后 ，我单独在家想不开会出事，让李玉清、白素珍陪我住了几夜。李玉清告诉我，领导上原来 并不准备给我戴右派分子的帽子，就因为给杨允文写条子订攻守同盟，这才把右派分子的帽 子戴定了，因为省上有规定，凡同右派分子订攻守同盟者，一律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后来 ，人事科的冯文彬去银川找王思曾调查我们为其翻案的问题，也告诉王思曾，原来并不准备 给我戴右派分子的帽子，就因为跟杨允文订攻守同盟，才按规定给我戴了右派分子的帽子。 看来，这已是确凿无疑的事实。
这个我一直把他当好友对待，同情他，希望他在反右斗争中不要吃太大的苦，甚至在内心深 处祝祷他能够不当右派，不惜一切冒着风险给他写条子的人，却在他反戈一击之下，彻底扭 转了我的人生轨迹。虽经过批斗，原来可以不戴右派分子帽子的我，立即批准戴上右派分子 的帽子，而且落了个态度极其恶劣，加重处分的结果。
当我从李玉清的口中得知这一变故时，心中的悔恨使我非常痛苦。但，一切都已无可改变了 。
我从7月下旬开始挨斗以来，一直被当作货真价实的右派分子对待，要求我“低头认罪、缴 械投降”！而且火力越来越猛烈。到交代罪行告一段落，批斗会也暂停止以后，没有任何人 找我谈话，告诉我，可以对我不以右派分子论处。如果有谁向我透露一丝口风，宽解我沉重 的精神和思想压力，我将会徐缓地吐出积压胸口多日的闷气，感谢党，感谢组织上对我重新 给予了信任。没有谁对我说这句话。我以右派分子之身委屈不已，便又做出了同情另一个右 派分子的蠢事。
195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其中提到：“凡是界 乎右派分子和中右分子之间的疑似分子，在尚未查出足以确定为右派分子的充分材料之前 ，一概不划为右派分子，并且不用斗争右派分子的方法来对待他们。”引自 《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第507页。此通知来得太晚 ，当报社反右斗争一轰而起，领导经过批斗查实，已考虑到可以对我不以右派分子来论处的 时候，我已受尽委屈，却无人告诉我，你不是右派。类似情况，在报社已有先例，文化部的 黄权舆在写小说，景超从庆阳参加土改报道回来后，萌发了写长篇小说搞创作的打算。在刻 苦写作的过程中，他们之间有了共同语言，有时便一起交谈搞创作的甘苦。当景超被当作黑 社头子进行批斗后，黄权舆也被株连进行批斗，批斗了几次没查出什么。每批斗一次，黄权 舆的癫痫病就犯一次，以后对黄权舆的批斗便不了了之，结束了。或许，因为我是黑社头子 王景超的妻子，谁也不愿意吐口说我就不是右派分子，而我不是右派分子，可能还意味着景 超的罪行会减轻几分。
痛定思痛。如果当初对我不以右派分子论处，还我以自由之身，仅仅是景超一人赴酒泉夹边 沟劳动教养，我可以去夹边沟看他，从而了解到他艰难的处境。如果不降级，当时我有102 元的工资收入，我能够从经济上大力支援他，想方设法让他吃饱肚子，最后让他平安归来。
杨允文反戈一击造成的后果是血淋淋的，使我们家破人亡！
在这最后相聚的时刻里，别情依依，我们相依相靠心心相印，安恬地憩息在一起。我们几乎 是一直沉默着，什么也不再去想，什么也不必说了，该想的我们都已仔细认真地反复想过了 ，要说的千言万语、万语千言也都已在我们的小屋里倾诉过了。在列车前进的隆隆声中，车 厢里别的旅客在谈笑，打扑克，随意走动，一切正常。我们的那几位伙伴背负着沉重的冤屈 和家人离别，心里也十分凄凉，各人都有自己的心事，和我们也不多话。我们对这一切全都 视而不见，整个车厢里仿佛只有我们俩，这个世界仿佛只为我们俩才存在。直到离别前，我们根本没有设想过未来还会有怎样的厄运在等待着我们，而且理所当然地认 为我们遭受到的已经是灭顶之灾，今后只消经受艰苦劳动的磨炼，自己跌倒自己爬，不论经 历怎样的苦难，我们总会吸取教训，重新开拓自己的人生之路。在细细地咀嚼了被打倒在地 的痛苦以后，我们都有了很大的改变：一向高傲倔强的他，沉稳老练了许多；在别人眼里柔
弱不禁的我，变得十分坚强了。我们仍相信中国共产党对右派分子“给出路”的政策。为了 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从困境中走出，重新回到党和人民的怀抱，我们天真地认为，只要具 有百折不挠的毅力，靠自己非同寻常的努力，就能够达到目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又是乐观 的。他还重新坚定信心，继续做起了他的作家梦，他用笔勤奋地编织了多年的梦……我却想 着，三两年摘掉了右派帽子，这耻辱的印记被抹去后，我们应有一个农民的独家小院，简朴 的小屋是洁净的，窗棂上糊着白纸，还贴着巧手的邻居为我剪的大红窗花，我们过着“日出 而作、日入而息”的自在日子，自由的灵魂不再受到捆绑，更不再被撕扯抽打……当然，这 一切也是为了他继续写作。我将会尽心竭力做一个好妻子。孩子们会背着小书包到村里的小 学读书，我也会是一个好妈妈。此刻，我只渴望做一个称职的贤妻良母，因为这偌大的世界 只有景超和孩子们才需要我。我编织的其实也只是个虚妄的梦，一个只属于我自己的梦幻。 我们在虚幻的梦境里游来荡去，沉湎于自己编织的梦境，只是由于我们已一无所有。我们原 该从梦境里惊醒的，沉湎于迷梦终于使我们铸成大错。
酒泉站到了，离别的时刻终于来临。原来默默的那几位伙伴热情地行动起来，他们麻利地把 景超的箱子、行李、装着脸盆的网兜等什物连搬带提地送到车下，和景超一一握手，郑重道 别。他们比起我们俩又幸运多了，他们只是自己一人当了右派，每人都有一个温暖的家，全 家人对遭了厄运的亲人都格外关心，全家人也只牵挂着他一人。此时，他们不免也为双双落 难的我们难过，内心很同情我们俩。但大家都还挺天真，谁也没有想到，同行的伙伴后来有 一半人先后匆匆告别了人世，未竟天年。我和我的伙伴们当时都头脑简单，愚不可及，都没 有想到作为打倒在地的阶级敌人，每人的头顶上都有一把用头发丝悬挂着的达摩克利斯利剑 ，略有风吹草动，头发丝便会断裂，利剑便会从头顶上方落下。
我和景超最后一个握了手，止不住地黯然神伤……毕竟，头上的右派分子帽子已使我们无 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失去了行动的自由。今日一别，天各一方。我们面前已无坦途，我们各 自只能挣扎着踽踽独行于悬崖、戈壁、丛莽之间，知冷知热相依相伴的人从此不得相见，两 个在大灾大难中融合在一起的灵魂又生生被撕扯得鲜血淋漓，各自东西。这苦难的历程何时 才是尽头？
列车又前进了，我从窗口看到他苍白着脸，孤独地站在站台上，只是痴痴地望着我为我送行 ，没有挥手，也没有微笑，我的心不禁颤抖了。
列车快到酒泉时，景超曾冒出一个念头，想送我们到安西的农场，再返回酒泉去夹边沟。他 是想了解一下我们要去的农场的情况，也想再送我一程。以我们的右派身份，前面的路途必 定险象丛生，坎坷难行，让柔弱的妻子孤身前往，他难以放心，更舍不得让我去经受那难以 逆料的磨难。送我们的人事干部蒲廷珍没有同意。
登上西行的列车前，我们心情最沉重的是将两个幼小的儿子抛在了兰州。我们的大儿子伐夏 6岁多，小儿子小夏不足4岁，他们都应依傍在父母的身边，享受无尽的天伦之乐，快乐健康 地成长。而今，我们被迫远离他们而去，他们见不到父母的面，得不到父母对他们的照料， 远远地离开了父母爱心的滋润。当别的孩子们喊着“爸爸”、“妈妈”，用小手臂勾住了爸 爸妈妈的脖颈的时候，他们只能寂寞地走开，用小手掌抹去顺着脸颊流下的眼泪……他们 童稚的心灵将会承受不应由他们承受的重负，他们还会缺吃少穿，前面的路上将有着怎样的 艰辛在等待着幼小的他们呵！每想及这些，我们都难以自持。两三个月以前，我们自知厄运 已定，为了准备去河西的行装需要一笔钱，就狠心地停了小夏的牛奶，当时，我直觉得这是 抽去了他那胖乎乎的小脸上的红润。我们挨斗后，伐夏正在上西北新村幼儿园，为了不让他 得知我们挨斗当了右派分子的情形，让他住在妈妈家就近上了女师附小幼儿园。小夏仍全托 在报社托儿所，阿姨们怕刺伤孩子，也并不告诉他爸爸妈妈当了右派分子，每个星期六仍由 我接他回家。
随着批判斗争水平的不断升级，我们的宿舍门框上面贴了“蛇窟”的横额，两条伸出了长舌 的毒 蛇弯曲着缠绕在“蛇窟”二字的四周，门上是我们俩猖狂向党进攻的漫画，凶相毕露，十分 丑恶。当时我梳的小辫，小辫是窝在耳后用发带扎起来的，美术编辑们发挥了可爱的创造力 ，发带画得又宽又大梳在耳后，上面零乱地画了很多像是花朵的“右”字，衬衣上也全 是“右”字，不伦不类，恰足以显示我的“妖魔鬼怪”身份。门两边还贴有火药味很足的对 联。贴这些漫画、对联的时候，我们已经灭灯上了床，听到纸张响动的沙沙声，便立即明白 了是怎么回事。美术编辑们深夜的革命行动可嘉之至。然而我们不能有任何表示，只能在沉 默中吞咽难堪的凌辱与难言的痛楚。此后，我们开宿舍门时动作迅速，并立即闪身入内。无 论怎样，我们总想和毒蛇拉开距离，即使暂时地将它们关到门外，视而不见，也是一种逃避 。星期六下午，我从托儿所接小夏回来，正不知该向他怎样解释门上贴就了的这些无法向他 说明的丑恶画面时，只见他好奇地端详了一阵，竟高高兴兴地得出自己的结论：“小白兔， 小白免！”蹦蹦跳跳笑着进了屋。3岁的他用自己的智慧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