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我的1957年-第5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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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的意外死亡，在全农场引起震动，张振英两口子自然是悲伤的。石天爱、王桂芳和张振 英老婆同在机磨坊工作，看到张振英老婆说起老公公的死，泪珠滚滚，伤心不已。我在财务 科见到张振英，他正抹着眼泪，给场部管鸡兔的一个姓张的‘职工‘他是兰州人，和我 认老乡安顿，要姓张的‘职工‘再叫上一个人，帮助他处理老人的后事。为了表示酬谢 ，张振英给姓张的‘职工‘送了几斤粮票。
前些天，张振英一口回绝我转述‘医院‘里小张提出把炕烧得热一点的要求，用‘甭管‘二 字 冷酷地使我无法再说出一个字，而他在‘甭管‘二字前面还有几句话：‘那些病号身上都没 一点热量了，你把炕烧得再热，他还会发抖！‘说这些话时，他并未料想到，他那从数千里 外给他送粮票的老父亲，会在严冬酷寒的袭击下，身体也会失去热量，冻饿而死。
多年后我才得知，由于戈壁深处木材奇缺，张振英未能给远道而来死去的老父亲准备上一副 薄薄的棺木，他让姓张的‘职工‘再叫上一个人为他父亲处理后事，只是找了些柴油和柴火 ，把老父亲的尸体草草烧了一下，把烧焦的尸骨收揽到一个麻袋里。过了几月，找了个出差的机会，背上麻袋上了火车，打算把父亲的尸骨送到家乡掩埋。谁承想，那年月吃食奇缺， 许多人都把吃食装在麻袋里运来运去，和张振英同一个车厢的人，有人注意到那鼓鼓囊囊的麻袋，还以为里面装着的是整块的肉或是其他什么吃食，乘他夜里熟睡，就背着那装着尸骨的麻袋偷偷下车了。结果，那以无私的爱心来救助儿子一家的老人，最后竟落了个尸骨无着 。
在这个艰难的时刻里，有一天夜里，小徐一人在办公室，进来了生产科的马淦。马淦坐在小徐办公桌的对面，笑吟吟地说：‘我想办法买了个羊，你吃不吃？‘他用笔在纸上画了个 简图，标明他宿舍的位置，接着又说：‘你来，肉都煮好了，我今晚在宿舍里等你，不会有人发现。‘这是小徐未曾料到的。这个在麦地里锄草时由于小徐不小心锄掉了一棵麦苗而当 众对她喝斥之人，现在在人人饥饿之时，竟然在无人的情况下，又涎着脸对她说出这等无耻 的话，使小徐思想万分紧张。她满面通红，真不知如何是好。正在这时，办公室又进来个人 ，这人是教育科的梁干事，看见办公室只有他们两人，同马淦只说了一两句话便转身走了。 刚一会儿，就听见杨振英在屋外大声说：‘谁在这里干扰人家工作哩，是谁？‘说着，已推开门，走了进来。只见马淦满脸的尴尬，立即站起身来，出门走了。杨振英满脸的正气， 使马淦无言答对，只能转身出门走路。杨振英并不再向小徐问什么，他的到来，给小徐解了围，小徐感激在心。她也非常感激梁干事，肯定，是梁干事进办公室后觉察出有不对头的地 方，徐福莲脸飞红是为啥来？为啥一见到他又变得煞白？所以立即去找杨振英说明情况，杨振英便立即赶来，徐福莲是他的属下，他不能让马淦在自己的办公室胡来。小徐不敢向杨振英说出马淦刚才说过的无耻的话，毕竟，马淦也是干部，她惹不起。杨振英的到来，制止了马 淦对小徐的不规行为。在农场天天饿死人的艰难境遇里，马淦想用饱餐羊肉引诱小徐上钩的 企图破灭了，也使他吓破了胆。从徐福莲当时一会儿脸飞红，一会儿又变得煞白的表情，他也估计徐福莲不会上钩，她不会因为饱餐一顿羊肉而失身于自己。凭心而论，马淦也知道，她的丈夫英俊漂亮，年轻有为，已摘掉右派帽子，也是干部，所以才有资格迢迢数千里来看望自己 的妻子。想到这里，马淦又觉得自惭形秽。总之，马淦胆战心惊，后怕了许多日子，此后就 再也没敢踏进过那个办公室。
报社先后来安西十工农场的7个右派分子中，原文化部副主任杨康，迁场中受到十工农场领导的特别照顾，到了玉门的黄花农场，在大饥馑中安然无恙。其余6人先后都到了四工农场 。杜博智先是挨饿，饿得骨瘦如柴。一次，同屋的难友在睡觉前把厚厚的绒裤脱下，凄凉地 观察自己瘦削的双腿。杜博智也脱下绒裤看了看，才吃惊地发现，两个膝盖骨及大小腿骨连 接处竟大得出奇，原来自己腿上坚实健壮的肌肉像似被利刃削去变了样子，而自己竟然未曾经意。到了5月，站长王志玉念及是陕西省蒲城县老乡的情分，把杜博智调到了炊事班，就 这样，他才大难不死。杜绍宇有他的特殊本领和机遇，前章已提及，所以，他根本没挨饿。杨骁和汪志英去了高台，在经历了艰难困苦后都幸免于难。我们6人中，只有赵秉仁惨死于 四工农场一站。
11月，口粮减为15斤后，赵秉仁很快就病倒了，住进了一站的病号室。在饥饿的煎熬中，他 思绪万千。
1947年秋季，他考上了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入学不久，就发现自己染上了肺结核。在与病 魔的搏斗中，他思维清晰，很快就与中共地下党在复旦的外围组织‘力达社‘建立了联系， 积极参加上海市高涨的学生运动，在‘反饥饿、反内战‘的大游行中，他热情澎湃，情绪激 昂。1948年10月，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于子三是甘肃籍学 生，全国因而爆发了解放前夕规模最大的反迫害、争自由的‘于子三运动‘。上海的大学生 以同乡好友的名义，在第二年的清明节，借春游之机，到杭州开展祭扫于子三烈士的活动。 赵秉仁参加了这一活动，并和同学们一起，齐声高唱上海学联为于子三烈士谱写的挽歌：‘ 你倒下去，但是我们都站起来了。……你光荣的牺牲，加强了中国学生的团结，加速了统治 者的灭亡，更将提早实现人民的解放！‘在高唱这迎接解放的歌声中，他激情昂扬……
1948年秋，复旦大学‘力达社‘创办了油印刊物《昆仑人》，以主要篇幅宣传解放战争发展 形势，介绍京、津、沪、杭等地的学生运动，揭露国民党统治区特别是西北家乡反动统治的 罪恶，反映家乡人民遭受的苦难，等等。是复旦和同济大学的5位编辑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 进行编写，赵秉仁是其中之一。他并为地下党传递信件，做了不少工作。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6月，他成为一名光荣的青年团员。在街头，他为解救一个新入学的历史系女生，勇斗歹徒，并到街道办事处报案。后查明此歹徒系国民党潜伏特务。街道 办事处为此给他记了大功。复旦大学校党委在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上表扬了他，学校团委评他 为先进团员。
……
往事历历如在眼前。1957年的反右斗争，使他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人民的敌人 。扪心自问，他在学生时代就紧紧追随党，冒着生命危险，为党做了许多工作。他怎么会反 党反社会主义呢？心中的委屈，使他痛苦莫名。
在妻子秦淑才9月回兰州后，四工农场的口粮又一减再减，赵秉仁眼看病号室的难友们每天 都在减员，自己已是久病之人，怎能熬过这一关呢。在他最后的日子里，他还赋诗一首，歌 颂毛主席、共产党对他的关怀，据云诗中有：窗外狂风在吼，大雪在飘，而他这个垂危的人 却享受到了毛主席、共产党对他的关怀和温暖。多年来，我一直不理解他为什么要写这样的 诗句。后来才悟到，他在临终前，仍为右派分子的罪名痛苦折磨，看到身边一个个死去的难 友，在妻子走后，他知道自己已不可免，但想到兰州的妻子和孩子们还要继续为自己背黑锅 、遭骂名，他极想在离开这个世界前坦诚地表白自己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样，对妻子和 孩子们会好一些。但是，批斗会上他无法表白的，在临终前仍无法表白，他只得用一些空洞 的词语来歌颂毛主席和共产党，以表明自己对毛主席和共产党忠贞不渝，毫无二心。即使在 他即将活活饿死时，他仍忠于党，忠于毛主席。这看似滑稽、矛盾之极的一幕，却包含了多 少凄惨而令人痛断肝肠的内涵。一个冤屈至死的灵魂，他多么不甘心于去死，还要曲曲折折 地违心地说自己享受到了关怀和温暖……
方正儒此时由二站也调到了一站。来四工农场一年来，他在饥饿与反饥饿的斗争中，已积累 了丰富的经验。不断偷窃农场的粮食，使全家人都没有挨饿。在农场天天死人的情况下，他 们家已有了偷偷埋在几个地方的粮食储备，全家人都放开肚子吃饭。也许是由于环境的影响 引起思想紧张，有一次，他本人吃煮熟的麦子吃多了，肚子胀得难受，不得已也住进了一站 的‘病号室‘，请医生为他灌肠。‘病号室‘里的病人，全都是饿得气息奄奄的人。他一眼 瞅见原十工农场四大队一中队的陶杰也躺在铺上说是铺，其实就是在靠墙的地上铺了厚 厚的麦草，前面用一道不到一尺高的土坯墙围住麦草，不使麦草散落到外面地上的地铺。 他们二人和我原来都同在四大队一中队劳动，那时，我们朝夕相处，亲密无间。来四工农场 后，由于不在一个站，农场对右派们的管制使大家失去了自由往来的权利，再加人人都在饥 饿线上挣扎，彼此都很少见面。直到离开四工农场前，我一直没和他们遇过面。在‘病号室 ‘，方正儒见到陶杰形销骨立、面黄肌瘦的样子，不由心里也觉得凄惨，但自己也无法帮助 他。他们彼此招呼了一声，便默默然什么话也不说了，能说什么呢？
整个‘病号室‘里，一片死寂。人人都有气无力，更没有了说话的心情。沉默，仿佛就是 每 个人的共同心声。很少有翻身的响动。偶尔，会有人挣扎着从地铺上翻身坐起，慢吞吞地穿 上棉衣，再从铺底下找出鞋，抖抖索索地把脚伸进鞋里，站起身来，向门外走去。这是到门 外去解手。尽管，病号们继续在挨饿，吃喝之后，必然还得拉撒。挨饿的人，在闭眼蹬腿之 前，思维清楚，一般都是自己到厕所去解手。身边没有一个亲人，自己不挣扎着去解手，会 有谁来扶一把呢！
这天，方正儒因为肚子胀得厉害，倒是连续翻了几次身。一次，他刚翻了个身，就看到陶杰 正坐起身穿棉衣，就知道陶杰要去上厕所。但看见他穿上鞋以后，往起来站很困难，摇晃着 几次也没站起来。方正儒知道他已没有力气站起来了，厕所不上又不成，就急忙起来走过去 将他扶了起来，陶杰还想自己走出去，不料身子又打了个趔趄。方正儒不由分说，干脆把陶 杰背起来就向厕所走去，心里不胜感慨。陶杰原来劳动很泼，农场的各种活路都难不倒他， 可叹如今竟被饥饿折磨得连自己上厕所解手都起不了身。陶杰趴在方正儒的背上，对自己不 能上厕所惭愧不已，连声说：‘老方哥，老方哥，真对不起你，对不起你呀！‘方正儒听得 心酸，也连声说：‘我有力气背你是应该的，应该的！‘像是个奇迹，陶杰竟然坚持到最后 ，活着回到了原单位，回到了家乡武威，直到打倒‘四人帮‘后，问题完全获得平反。
小徐再也没有想到，二站的队长王智礼竟来到场部找到她，要她帮二站造一份工资表。原来 ，二站的统计，那个陕南口音的刑满释放人员或正在服刑的犯人死了。我们在二站时，王智礼有时骂骂嗒嗒地说他是判了10年刑的犯人，所以我不知他究竟已被释放，还是正在服刑， 反正已被释放或正在服刑，在这些管教干部的眼里没啥差别，对他本人也没啥差别，因为释 放了也只能留在农场就业，而不准许回家。二站，原来没有农工，劳动的全都是我的难友。 二站的管教干部执行政策同一站又大不一样，一站在我的难友们到来之后，伙食管理员、统 计、财务等工作，陆续都让我的难友担任。二站则相反，统计之类的工作，一律由就业人员 担任，我的难友们被看得比前劳改犯又低了一等，以上那类工作，一律不得染指。那个陕南 口音的统计，每天早出晚归，出外搞土地测量，这就不必和我的难友们一起出工参与重体力 劳动，自由度相对就要大一些，工作量由他自己随意掌握。但他仍是专政对象，王智礼骂骂 嗒嗒地在我们面前说他是判了10年徒刑的人，是显摆他作为管教干部的威风。在11月全农场 的粮食定量减为15斤后，这位统计肯定再无法出去测量土地了，一个判过10年徒刑的人大多 已跟家里人没有多少联系了，在全民饥饿的日子里，家人也无法用粮食支援他。没有了外援 ，他只能活活饿死。
现在，他死了，每月由他造工资表的工作，王智礼仍认为在二站无相当的人继任，所以到场 部找了小徐。我们在二站时，二站大约有百十名我的难友，这次，由于人员不断死亡，也有 部分调走的，需要造表发工资的只有40多人。小徐很快就把工资表造好，由王智礼取走。没 有想到，没过多久，王智礼又将造好的工资表送来，要小徐重造一份。原来，上次造好的工 资表上，又有许多人死去，活下来可以领工资的只有七八个人了，所以小徐又得重新造表。 面对难友的遇难，小徐倒抽一口冷气，为自己活着而庆幸，为死难者迅速增加，心中无限惆 怅，沉重得几乎喘不过气来。这件事，对我们几个女伴，当时她一概都没有说，守口如瓶。
这里，我要对被甘肃团省委在1955年的肃反运动中定为坏分子的挚友王思曾，在大饥馑中的 遭遇来追述一番。挚友王思曾被定为坏分子后，处分也是劳动教养。当时，酒泉夹边沟农场 还没成为劳动教养的农场。团省委就把他送往银川附近的一个劳教农场进行改造。他的妻子 许仲菊也随他到了银川，在商业部门当了一名营业员。在大饥馑的日子里，许仲菊设法搞到 了6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