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我的1957年-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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讼炅艘徽螅垢吒咝诵说氐贸鲎约旱慕崧郏骸靶“淄茫⌒“酌猓 北谋奶ψ沤宋荨�3岁的他用自己的智慧解决了我的难题，却也多么令人心 酸。我蹲在床前亲着他的脸蛋，不知该说什么好。
1958年4月初，我们的处分宣布以后，为了孩子，景超曾向领导请求把我留在兰州劳动。这 在有的单位是可以准许的，按照中央的有关政策规定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报社的领导们经 研究后未同意。他们硬是强迫我们全家骨肉分离，4口人隔绝在3个地方，相距1000公里之 外 ，使俩幼小的孩子失去父母的照料，这般的铁石心肠，这种对具有公民权的右派分子的过激 做法，符合报社主持工作的几个副总编辑的心态。他们出于对自身情况的各种考虑，唯恐对 右派分子的处理右了宽了，个别人还有着说不出口的理由，不许我留在兰州。这样，苦了的 是我们无辜的孩子，他们应享有的父母之爱全被剥夺了，而且他们的爸爸已被开除没有了收 入，我的工资降了5级之后每月只有58。24元，养活他们该有多艰难啊！孩子啊，孩子，你 们受苦完全是由于我们的过错，在你们面前，我们是真正的罪人，我们罪不可恕。你们童稚 的心灵受到的创伤，一生里也难以愈合，你们娇嫩的身体怎经得起风霜雨雪的摧打？小夏 ，你的小脸蛋还会红润起来吗？你如再看到那丑恶奇怪的漫画时，还会蹦着跳着快乐地呼叫 “小白兔”吗？伐夏，你因为几个月没回自己的家曾闹个不休，如今爸爸妈妈将长久地和你 们离别，你会哭叫着要回自己的家的吧，但是，我们哪还有自己的家？
最后，两个孩子都只得留给了我的父母。我的父亲是个有历史问题，没有工作的人。我的母 亲是个小学教员，患肠结核、胃下垂在家卧病已两三年，3个妹妹正上中学和小学。原来， 我们一直用自己的工资贴补家用，现在，谁养活谁，谁照顾谁呢？重病的妈妈被剥夺了养病 的权利，两个待抚养的小外孙硬是推到了她的身边。
报社宣布对右派分子的处理决定时，我们每个人都奉命表态，景超发言时还说：“我今后一 定要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尽自己应尽的一份力量，争取做一个好公民。”这些话 确也表达了他内心的愿望。当时我们无论怎样“挖空心思”地设想，也无法把我们自己同全 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割裂开来，同祖国的前途分开来。我们被强制戴上的“桂冠”虽不妙，按 照毛泽东的指令不予剥夺右派分子的公民权，对我们也多少是个安慰，不仅景超，我们每个 人都尊重珍爱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唯一可称之为“荣誉”的身份，决心当一个好公民。但是这 些被允许做公民，自己还在争取当一个好公民的人，他们作为一个人的夫妻情、亲子爱都被 残酷地践踏，原来赡养老母的我，倒让重病的妈妈来抚养自己幼小的孩子，一切都来了个颠 倒颠。报社领导既做了这样的决定，我们只能横下心来接受，咬着牙忍受。话说回来 ，我可怜的妈妈，幼小的孩子都是人民，而不是如我们一样的阶级敌人，他们今后的生活里 会出现怎样的阴霾风暴，会经历怎样的艰难困苦，和我们会不一样些，所以，登上西行的列 车以后，对他们我也就不再去多想了。受难的灵魂在不堪重负的时候，也会自动调节排解， 来略略 平衡一下自己的。
现在，他独自一人留在了酒泉，留在了他将要接受改造劳动教养的地方，留在了他将受苦受 难的地方。他将永远地留在那里了。他没有挥手，没有向我微笑一下，不是因为他对自己的 险恶处境担忧发愁，不是的，他自认为身强力壮，性格坚强。自从“七七”事变后随大哥逃 难出来，颠沛流离，他什么苦都吃过。过去我的家境不算好，但从小肚子总是吃得饱饱的， 而 他曾多年挣扎于饥饿的困境。所以，他对于自己将要迎接的一切毫不畏惧。他无言地向我告 别，心里正是对我有着万千的担忧牵挂，毕竟，我太娇弱，体重不到45公斤。我从小在父母 身边长大，17岁参加工作后，我们曾共享革命大家庭的温暖，以后做了年轻的妈妈，仍然 是“少年不知愁滋味”。我去的安西条件极为艰苦，当时我们已得知那里号称“世界风库” 。让娇弱的妻子只身经受暴风酷寒的袭击，在苦重的劳动中呻吟挣扎，遭受各种奚落侮辱… …对我们来说，动辄的批判斗争是难免的，不许有怨言，不能向任何人诉说，这种种的苦况 ，他娇弱的妻子能经受得住吗？他还能再见到他亲爱的妻子吗？他一定是想到了这一切，当时 他最害怕的就是再见不到亲爱的妻子，这个念头一冒出来，就吓得他脸色苍白，呆在了那里 。此刻，妻子在他心中就是太阳，就是上帝，就是他自己的生命。男子汉的他如若一旦失去 对妻子的皈依，就会坠入黑暗的深渊失去一切。妻子已离他而去，他却无法伴随妻子，无法 送我一程。他的公民意识告诉他，他有权送妻子一程，但他已一贫如洗，火车票不会白送 给他。万般苦痛啃噬着他重创的心，这一切又全都明白无误地写在他那忧伤的脸上，显现在 他呆立的姿态上。他仿佛有些站立不稳，他的身影已模糊……似电击了一般，我迅即也感 觉到离别对于我们真是苦不堪言的磨难。命运为什么如此不公，我们难道还苦得不够吗？他 是何等样的男子汉，为什么要遭此厄运？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第二章 初到农场
我们到达安西县城那天，天气晴朗，万里无云，天显得格外的高，格外的蓝，而 且无风。号称世界风库的安西，怎么会有这样的好天气？我们不禁有些愉快。
我们要去的十工农场离县城有15公里。我们先在一个小旅店安顿了下来。第二天，杜博智从 街上找到一个毛驴拉的架子车，人事干部蒲廷珍决定搭毛驴车先去农场，杜博智着急地也一 同前往。我们其余的人在小旅店继续住了下来，等农场来车接。这是一个农舍似的大院，住 房都是极简陋的单间平房，安着吱扭作响的单扇门，院中有一水井，很浅，四五尺长的井绳 就可把水桶吊上来，吃用的水全取于此。
中午，大家到县城唯一的小饭馆吃饭，饭馆只有一间铺面，有一大圆桌，菜只一种大葱 炒肉片，兰州当时已有多种新鲜蔬菜上市，安西可吃的蔬菜只有过冬的大葱，菜价很贵，我 们5人共要了一个大盘，主食米饭，一小碗要1角钱且沙石甚多，我们在报社花4分钱买的 米饭比这强多了。这顿饭让我们知道了今后生活的艰难。
饭后，我们到附近散步，看见一段城墙，走出城外，只见细细的黄沙几乎将城墙埋没，我们 踏 着黄沙一直走到了城墙的堞墙处。可见世界风库之说绝非虚传。阳光灿烂，沙是温热的，我 手抚堞墙，但见城里城外，除了我们几个右派，没有一个过往的行人。这段城墙只数十米长 ，不远处是坍塌了的城墙，已被黄沙埋没，大约由于坍塌的年代先后不同，留下了起伏不平 绵长的遗迹，更远处，又有屹立于蔚蓝的天幕下的城墙出现。附近农田极少，一望无际的是 苍黄色的茫茫戈壁。此时，我们都没有发思古之幽情，徜徉于空旷寂寥的边塞古城之上，天地悠悠无涯际，感触良深的却是我们自己的生存空间已十分狭小。我们都熟知甘肃民谣：“出了嘉峪关，两眼泪不干。”但还像过去一样，习惯性地认为这是旧社会对出关人的凄凉写照 ，也还不愿和我们自身作任何联系。真是可悲可叹又可笑的诸位右派啊！下午回到旅店，从离我们住房较远的房间里传来一男人大声喊疼的痛苦呻吟声，一声紧似一 声。一打听，原来是一林场工人回河南老家探亲后返场的途中病倒在这里，经住在旅店的朝 鲜族大夫诊断为肠梗阻。奇怪，这位朝鲜族大夫似乎是私人开业，夫妇俩都住在旅店，女人 穿蓝丝绒的朝鲜族长袍，出进还背着个小孩，他们肯定是经过远途跋涉才来到此间。经过19 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兰州城里早已没有了私人开业的医生，可这位朝鲜族大夫竟还在这里 开业，真让人不可理解。
工人无钱医病，又无法回到林场，只能辗转于旅店的床上，时不时地大声发出令人揪心的痛 苦呻吟。如果在过去，我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会立即找县上的领导，请他们派人把病人接 到县医院予以治疗。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这是责无旁贷的事。但是此刻，作 为阶级敌人，我们已无权过问此事。我们如去找县上，一说及身份，自己就有可能被轰出来 。为等农场来车，我们在旅店住了两三夜，从早到晚，一直听着工人时轻时重的痛苦呻吟声 ，这呻吟，一声声击打着我们的心扉，更使每个人都思绪烦乱，心情沉重。但大家都无言， 我们能说什么呢？后来，还是热情的杨骁自己花钱打电话将此事告知了几十里外的林场领导 ，也算是尽心尽力了。不过，直到我们离开，得肠梗阻的工人还住在旅店呻吟不止。这是我 们来安西县后感受最深刻最沉重的第一件事。
杜博智终于坐着农场来县城办事的拖车来接我们，约1小时后，我们到了十工农场，那天依 然风和日丽。人事干部蒲廷珍已将我们的基本情况向农场领导作了介绍。李文亭副场长和工会主 席邹士杰还和我们开了个座谈会，主要是向我们介绍了农场的基本情况，大意是说，这个农 场是全省勤俭办场的先进典型，最早的职工主要是复转军人，也陆续招收了许多农民，今春 从省上和河西各专县来了一批“犯错误的同志”，大约有二三百人，还继续在来，对这些 人 的到来，我们是欢迎的。考虑到这些“同志”没有参加过劳动的特殊情况，在劳动上主要看 态度，该照顾的还要照顾，在生活上和原有职工一样对待，不歧视，对你们也是这样。省上 早来的一批“同志”表现都很好，很能吃苦。希望你们在这里安心劳动，争取早日摘掉帽子 。李副场长和邹士杰说话态度和蔼，都是陕北腔。他们所说的，在以后我们相处的几年里都 是实现了的，大家都得到了应有的尊重和爱护。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能心情舒畅地劳动和 生活，这样的处境值得全国的右派分子们羡慕。
会上，把我们这些右派称之为“犯错误的同志”。“同志”这个词，使我感到既惊讶又亲切 。近一年来，已无人称我们为“同志”，我们是货真价实的阶级敌人！副总编辑樊大畏挖苦 地称我们“右派先生”，我觉得特别不顺耳。苏联诗歌“同志/这宝贵的称呼/你一旦失 去”常萦回在脑际，提醒着我追忆有着“同志”称呼时的美好时光，对成为人民之敌的 不幸伤心不已。在这里，农场领导上称我们为“同志”，是习惯性地脱口而出呢，还是出于 别的什么原因？我们心里都有点纳闷，但是都感到有些宽慰，这里的政治空气与兰州似乎 有些不同。
当时，领导上就宣布把我们5人分在3个大队，我和杨康分在了场部的三大队。
我们是吃过饭才到农场的。午饭时，我看到排队打饭的长队中，有一梳长辫的年轻姑娘， 长得十分漂亮，脸晒成了绛红色，显然才从地里劳动回来，也是右派。另一年龄稍长的女同 胞站得比较靠后，戴最新潮的琅架眼镜，穿深蓝色男式制服上衣，米色毛料长裤，绛红 色 的长脸略显得黑。长队中的男同胞也有几个戴眼镜的，大都是书生相，衣着破旧，烈日的曝 晒已使他们破旧的衣裤发白，他们的脸色一律是城市里绝对见不到的绛红色和黑红色。他们 也好奇地看我们，并议论一番。看来，他们都是先我们而来的右派难友。
我和两位女同胞住在了一个宿舍，这是一排坐南向北的平房中的一间，是个套间屋。里间屋 有1米多深，有个可住1人的小炕，外间屋由南向北延伸是个大炕，两间屋的通道约1米 宽，大炕前有1米多宽的空地。大炕靠墙的前面，有一个长平台，这是用1寸多粗的树枝支 撑，高于炕，平面搭上木条、细树枝，再抹上泥，表面抹得光光的，成为一个1尺多宽的长 平台，这便是我们的桌子。戈壁滩上木材奇缺，除了场部的办公室，所有的工人宿舍都只有 这样的平台聊充桌子，放些日常用品，如碗筷、洗漱用具等。我们能享受到同工人一样的待 遇，应该说已是一种优待了。
我们3人同住外间屋的大炕，3人并排睡，小徐靠墙睡，我睡中间，年龄稍长的石天爱睡在 靠通道的那面。
小徐，名福莲，浙江金华人，只有20岁，是地质勘探队145队的队员，但她已做了妈妈，也 是夫妻俩都打成了右派。她3月从勘探队驻地永昌县来农场时，硬是给生下才七八个月的小 女孩断了奶，把小女孩狠心地交给婆婆，流泪不止，难割难舍地离开了温馨的家。她这是第 一次离家，年轻的她独个儿离开家来到农场，但全家人的苦难都重重地压在了她的心头。
石天爱有个有名的父亲军阀、大汉奸石友三，母亲程竹溪原是唱京戏的艺人，是石友三 的三房姨太太，只生了石天爱1个。石友三被卫立煌处死后，她们母女俩相依为命，一直住 在天津过着富裕阔绰的生活。解放后，一个曾得到她母亲帮助的中医向她母亲传授了一种治 疗关节炎的竹管疗法，她母亲便成为自食其力的医生。1956年，石天爱从天津志愿支援大西 北，来到张掖市医药公司工作，才1年就当了右派。作为女人，她手上常夹着纸烟吞云吐雾 ，手指都熏黄了，在劳动和生活上肯定比别人更难适应，而且她是单身，还没结婚，这就很 容易引起别人的议论。她比我大1岁，虚岁28岁，后来，右派难友们常戏谑地说她：“年方 二八！”
她俩都已没有了工资，因为她俩受的处分是监督劳动，是仅次于劳动教养的处分，只是还保 留公职。她们从农场每月领取20元左右的生活费。报社给监督劳动处分的只有杜绍宇1人 ，他没有和我们一起来，大约是想自谋出路吧。这里专县来的右派普遍都是监督劳动，这反 映出有的地方越是到基层执行政策越左，监督劳动可以省却本单位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