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我的1957年-第6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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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地窝子里睡觉的长土台上，依然堆放着不少死难者的被窝，依然没有一根麦草。我们都 哭得乏力了时，便胡乱地拉开那些被窝，胡乱地又铺又盖，在梦中去寻觅自己的亲人，继续 那没完没了的痛苦与悲伤去了……
大约在第三天早上，就得到通知，吃过上午饭后去火车站搭车回兰州，那姐弟俩是途经兰州 后回天水。那男孩子愤愤地说：‘多少人的牺牲，才换来了少数活着的人回去；人不死这么 多，农场里别的人还不能回去，这也太惨了！‘我只觉悲戚不已，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我们已在这里吃了四五顿饭，今天吃最后一顿饭，要结算粮票饭钱了，姐弟俩不知从哪里听 说，来这里探望亲人的家属凡是没见上亲人面的都不付饭钱和粮票，并表示：‘我们也绝不付粮票饭钱，我们哪有粮票饭钱给他们！‘当时粮票极为珍贵，每个人都处于半饥饿状态， 谁也愿意省下自己的粮票。何况在这夺去了自己亲人宝贵生命的所在，尽管大家不怎么敢发 泄自己的愤怒和怨恨，对于管教过自己的亲人，又眼睁睁地把自己的亲人送往死亡的那些干 部，谁心里都愤恨万分，不交粮票饭钱又算什么！我们忍气吞声负垢受辱，在临离开这个害人性命的地狱之前，也得有所表示。所以，4人一致决定，拒付粮票饭钱。
这天上午的饭依然是胡萝卜、洋芋丁熬稠粥，几天来的饭顿顿如此，毫无变化。我们按掌勺人分配的数量吃完了自己的一份，有个干部果然结算这几日的粮票、饭钱，依次向每个人收要。姐弟俩先表示粮票钱都丢了，交不出来；那位年轻的女职工也说丢了；最后问到我， 我也说：‘丢了！‘那干部说：‘你们怎么都丢了？‘我说：‘人的命都能随随便便地丢了，丢了粮票饭钱算什么？‘那个干部没有料到我会这样回答，气急败坏地说：‘你，你！你和他 们还不一样，你怎么，怎么敢这样说话！‘我冷笑一声，并不理他。他想了想，好像也没了词。他当然清楚我的右派身份，在以往，依仗管教干部手中的权力，对付我这样一个女右派 ，他有的是招数。而现在，他知道不能把我怎样，所以便也不再说什么，闭住了他那惯于骂 人的嘴。我们几人一起回到地窝子里，准备行装。
我离开四工农场时带的小行李卷，里面包裹着五六斤饼子，来到这里的当夜便放在了队上。 第二天我转到现在的这个地窝子时，由队上派人送了过来，送来的人当然是劳教人员。我打 开行李卷取饼子吃时，发现一半已不翼而飞。丢了的饼子无法再要回来，我只好什么也不说 。我打点自己随手提的帆布提包，才发现那个装了大半瓶牛羊肉的玻璃瓶，因为走得匆忙， 竟忘记带上，留在了四工农场的宿舍里了。这使我心疼不已，那是我每天从饭盆里一块块拣 出，从自己的嘴里省下来的牛羊肉啊，景超已无法享用，带到兰州给孩子们吃也是很稀罕的 。我相信兰州的供应一定也很紧张，孩子们一定很馋，而我在匆忙中竟没带上，我真恨自己 的粗心。
我带的衣物不少，小行李卷有些分量，队上干部在上火车前还派了个难友帮我提行李卷到车站。我送了个花卷给提行李的难友，以表示感谢。他原来也是部队战斗文工团的。以后又几 经沧桑，到1989年，听说他担任甘肃省歌剧团副团长，同另一位改正了右派问题的同志高平 ，共同创作了歌剧《咫尺天涯》，在北京调演后得奖。此人个头很高，身材魁梧，我们只简 单交谈了几句，他的名字叫王志。王志后来对我的一位熟人说，他看到当时的我凄楚痛苦的 神情心酸非常。30多年后，我们再相遇时，他说，他一直记得，我曾给过他一个花卷。
大地仍一片白茫茫。我从白茫茫中来，又在白茫茫中离开了这个恐怖的地狱。
这次，我们向西边的高台县车站走去。
我一点也没想到，在去县火车站的大路上，竟然巧遇四工农场于前一年9月底派到高台的许 多难友。他们大约有三四十人，报社的杨骁、汪志英、风琴手周至德、省委组织部的关维智 ，还有武威步校的王洪勤许多熟人都在其中。他们都亲热地走来和我打招呼，惊讶地问我怎 么也在这里？我悲伤地说出了景超的噩耗及我来此的缘由，他们一个个便不再说什么了。他 们已见过了太多的死亡，心肠铁硬，麻木不仁。
只有王洪勤走上前来，送给我装有1斤多炒胡麻的小布袋，也算是对孤苦无告的我的抚慰罢 。我含泪接下了这珍贵的礼物。他们也是去火车站准备回兰州的。因为另有带队的人，走了 一段路便分开了。
到了车站，西来的火车刚一停下，人们像是逃难的一拥而上，呼喊着，互相推搡、抢挤着爬 上了火车。火车的停站时间被迫推迟了几分钟。在一个车厢门口，来自临洮的难友高仲英迈 着浮肿的双腿刚踏上火车的脚踏，就被蜂拥而上的人挤倒，摔在了车下，在这最后的一刻， 他没有能够再爬起来。
王志帮我挤上了车。
车厢里，人挤得满满当当的。坐定以后，我才发现全车厢都是农场里的难友，也有少数像是 家属模样的。火车启动前进了，这里已不再是死寂的活地狱，人们大声说话，像沸腾了的开 锅水，暂时自由了的人们自由地述说起各自经历过的苦难，感喟不已……
王志没有上车来，他还有些事没办完，要停留几天。我身边没有一个认识的人。难友们从我 的神情相貌上有所猜测，有人试探着问：‘听说王景超的家属也来了？‘我急忙回答：‘我 就是。‘这一应声，立即有三四个人凑过来和我搭话。这第一个试探着和我说话的人，穿一 身黑棉布制服，30多岁，名叫邹春生，河北口音。我问：‘你认识王景超？‘他热情地说： ‘认识，咋不认识呢，我们在一个小队，平常我们都叫他‘眼镜‘，他为人不卑不亢，我们 挺合得来。他没有能够回来，真是……‘他咽下了心中的遗憾。另一个原临洮供销社的干部 告诉我，我的亲人临终时因水泻送了命，他在景超病倒时曾问过要不要给我发个电报，回答 是：‘不要。‘这个回答使我的心又流血不止……他明知自己行将赴黄泉，却还在为他可怜 的妻子着想，他知道妻子无能为力，他怕同样在挨饿的妻子精神上承受不了这打击，他怕处 境危险的妻子会因此而出问题。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在成全他可怜命苦的妻子……啊，我 的亲人，那个电报你原该发的，只要收到电报，就是拼命我也要为营救你想尽一切办法，何 况那时政策已有松动，抢救人命的呼声已开始受到上面的注意。但是，你已被禁锢得太久了 的生命想不到这些，你已被摧残得太久的躯体支撑不了多久，你终于悲壮地倒下了，你可怜 命苦的妻子未能见到你……现在，面对关心你、爱护你的难友，我只能垂泪相对，说什么也 已经晚了。这位临洮的难友又问我：‘他的坟上你去了没有？‘我说：‘没有。站上的干部 说埋得很远，叫我不要去了，我觉得话说得支支吾吾，心想坟已经找不到了，就没有去。‘ 这位难友生气地说：‘坟就在近处，很好找的，他们为什么不让你去呢？‘我万万没有想到 那些可恨的干部竟骗了我，他们一定是怕麻烦，就让传话的小右派也帮着骗我，而我竟相信 了他们骗人的鬼话。我知道，我已无法再回到明水去寻觅亲人的坟茔。为这，我饮恨终生。 由于那些干部的无人性，也由于我自己的过错我没有坚持一定要找到亲人的坟茔。这位 临洮难友的述说，又在我的心上插了一把尖刀。
邹春生是‘三八‘式的年轻老革命。他不是右派分子，他原来是西北军区工农速成中学的文 化科科长，因为狂热地爱上了他科里的一个女孩子，当军医的妻子坚决不同意和他离婚。他 不顾一切地和女孩子厮混在一起，还生了个孩子，毫无悔改之意。领导上对他的多次教育， 他视若耳旁风。在那个年代，像这样目无党纪国法的军人，自然要受到严厉的惩处。他被开 除党籍军籍，送到了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原配妻子这才果断地和他离了婚。他心爱的事实 上的妻子，在他受处分之前就离开部队上大学去了，以破坏军婚的罪名也受到处分。在他来 夹边沟以后，她念完了大学，在宁夏的一个中学当了教员。在他受苦受难的3年里，她一直 写信寄物给他，用滚烫的爱温暖着他的心，直到他爬上火车，离开炼狱。他正是传说中和小 个子铁路员工一伙从火车上偷粮保卫自己宝贵生命的一个。
曾是军人的他，用他在战场上的经历描述了农场里每天大批死人的惨状。他低沉地说：‘以 前每次打仗也没死这么多人，死人也没这么快，像风卷落叶一般。‘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期间，他多次出生入死于战场上，他了解战争的残酷。当衔着绿色橄榄枝的和平鸽展翅于城 市的各种公众场所，毕加索苍劲的笔勾勒的和平鸽大型复制品正召唤着世界人民保卫和平之 时，在这没有战事荒凉寂寥的农场里，却让许许多多来‘改造‘思想的男子汉们永远地消失 了。
邹春生和左近的几位难友都说，夹边沟农场原来有劳教人员两千八百多人，能够回来的只六 七百人，是个零头。
这样大规模的死人事件，使夹边沟包括明水分站，成为名副其实的地狱。从此，夹边沟 农场恶名远扬，甘肃人凡是知情者一说起夹边沟农场便不寒而栗，幸存者及死难者的亲属忍 辱负重，多年来对此惨案只在亲友中诉说，谁也无权把此事件放在光天化日之下曝光。就是 这样，60年代凡在甘肃工作生活过的人，几乎无人不知晓在夹边沟农场发生的这一惨案。
火车在向东奔驰。按照惯例，此时列车上仍向旅客们供应面包、饼干等食品，我们是早联系好集体上车的，列车上供应的面包、饼干并没有发给大家，让每个人都饿着。此时，我带来的花卷、饼子等，都已吃光。在等待发放食品中间他们一再声言将把食品送到每个人手 里，我饥饿难耐。后来，身旁一个好像是家属模样的男人，农民打扮，从一个小布袋里拿出 炒面吃了起来。我找出半斤粮票，给了他3毛钱，那家属就舀出半碗炒面给了我，我这才解了饥荒。快到兰州车站时，大家讨要面包、饼干的呼声更加强烈，又传过话来，说是下了火车就发给大家，下车后大家先不要走，集合到一块儿就发。但是，等下车后，我们仍未领到食品。后来听说在回兰州的列车上仍有难友死亡。
在列车的奔驰中，虽说我就要回到兰州，那是生我养我，我工作过8年的地方，家里的亲人 们都企盼着我回来团聚，俩可怜的孩子正眼巴巴地等着我。在地狱里走了一趟，永别了患难 与共、情深爱笃的景超，让他寂寞地孤单单地永远留在了荒滩戈壁上，我的思绪无论如何也 难以转换。我忧伤不已，一个不幸的女右派所遇到的各种复杂的感情遭际全都奔涌而来……
路漫漫，
路漫漫。
第二十二章回 到 兰 州
两天后的下午五六点钟，我终于风尘仆仆地回到了兰州父母的家中黄河沿前 街32号。已是寒假，除了父亲到街道上的食堂打饭尚未回来，全家人都在。
大家看到我突然归来，都很高兴，但看到回来的只是我一人，心中已明白了大半。我哭着说 出景超的噩耗，房子里的空气似乎凝固了。已上了甘肃工业大学二年级的二妹低着头在桌子 旁啜泣。她和大姐夫最亲，上兰州女中时，因离家远，中午就在报社食堂和我们一起 吃午饭，由于学习上拔尖，景超曾多有鼓励。现在，大姐夫已永远地去了，她再也见不到大 姐夫，听不到大姐夫和她说这说那，同我们再一起吃饭。当时报社食堂办得挺好，家里饭桌 上吃不到的螃蟹，会在午饭的餐桌上吃到，她特别爱吃，而现在这一切已永远地成为过去 ……
这时，大家都愣怔住了。在我回来之前，街坊邻居对夹边沟农场饿死许多人已有传闻。妈妈 的学生王秀莲的丈夫上过延安大学的刘彦璋也被划为极右分子，送到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 王秀莲在黄河沿小学任教，她家就住在黄河沿前街。刘彦璋老家在陕西白水县农村，他二哥 几次从陕西农村赶来，背上吃食送往农场，来来往往的中间，王秀莲把她了解到农场的情况 ，经常向我的父母告知。中共中央西北局兰州会议后，为贯彻会议关于抢救人命的决定，刘 彦璋已由原单位接回，于1月5日回到自己家中。他，人浮肿得厉害，总算活着回来了。
景超劳动教养后，兰州家中给他寄过干馍片、饼干，数量都极有限。到1959年后半年，兰州 已是一座饥饿的城，每到星期日，三妹凤琳带着上小学的小妹凤仪，徒步十数里，到雁滩拣 胡萝卜缨，到了地边，还要等到农民收获完毕，铲下胡萝卜缨，她俩才能急急忙忙各装上半 麻袋，再徒步十数里走回家中。胡萝卜缨以前在兰州人的家庭中都是丢弃物，当时，却要两 个十几岁的小女孩徒步跋涉二三十里路背回家中，当作蔬菜补充口粮。在全家人饥肠辘辘如 此艰难的情况下，他们明知景超饿得更厉害，又有多少力量去支援他呢。所以，景超基本上 是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苦熬苦度了两三年。他能够活着回来吗？全家人心存侥幸地要我去解 救他，而父亲写信时对高台明水分站的严重情况尚估计不足。全家人商量定，如我到了高台 明水，必要时可从兰州再派一两个人前往救助如二妹和三妹。但是，这些设想和打算都 晚了一个多月，一切都已不可挽救了。
俩孩子离开爸爸两三年，感情上和爸爸已有些疏远，他们都还小，伐夏不到10岁，小夏6岁多，不懂得没有了爸爸，生活上将会出现什么……他们看到哭着的我，幼小的心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