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我的1957年-第6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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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度苦难的岁月里减轻了许多孤独寂寞，增添了许多慰藉。
夏天，汪星和他再婚的妻子余润珠带着女儿去五泉公园游玩，回来时路经我家，还进屋坐了坐，闲话一阵。在我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之前，汪星到我家看望我，给了我莫大的安慰。
我和俩孩子住在一起后，常来看望我们的是杜博智。他在农场当过炊事员，现在又在报社 食堂当了炊事员。 由于当时副食供应仍短缺，报社食堂的副食来源较多，我们在报社食堂也打饭，去打饭的常 是孩子。和杜博智一起的有个炊事员冯得贵，是我们去安西后才来的，杜博智和他对孩子们 打饭多有照顾，主要是菜打得多，有时付一个菜的钱，打给两个菜的量，如菜有剩余，则打 得更多。我有时因事去伙房，也会受到炊事员们的特殊优待，如王银福、范生荣，看到我进 了伙房，就让我吃菜案上洗净了正在切的西红柿。我吃了一个又一个，在不好意思 再吃时，范师傅仍热情地一再劝我：‘吃，吃，再吃，再吃！‘我就再吃上几个。他们对劫 后余生的我非常同情，特别是想到我还要拉扯俩孩子，过日子难着呢，就伸出他们援助的手 ，在一旦有机会时就帮我一把。
杜博智在下班后常来我家聊天。在反右期间，我就听说他和食堂管理员张志杰的女儿张玉 荣相好。在挨批判期间，他们仍一起逛马路，看电影，在双城门的小吃店一起吃八宝稀饭。 这些情况当时是作为批判他的材料揭发出来的。我问起这些情况是否属实，他说：‘有这事 。‘他还说：‘咱们去安西时，荣她妈给我炒了几个菜，烙的馍，用菜盒子装了，我就是从 她家动身上卡车去的火车站。‘他总是把张玉荣亲切地叫‘荣‘或‘荣荣‘，几十年如一日 。
我们到达安西县城的那天正是‘五一‘，杜博智和难友们在街上闲转，看到商店里有卖的条 绒，不要布票，当时兰州无条绒可买，就和几个难友一起各买了几尺，后来托蒲廷珍带回兰 州送到张玉荣家中和各自的家中。
回兰州后，杜博智已打听到张玉荣在青海湟源畜牧学校上学。有一天，他就在我家的桌子上 给张玉荣写了封信，问她现在是否有男友，是否还愿意和他继续好下去？在安西的农场3年， 他俩没啥联系。这封信使他俩中断了的关系又接续上了。
在此期间，有些难友陆续打听到我的地址，先后来家中看我。他们有：省劳改局的欧阳夏、 公安厅的符文虎、李德寰、梁正光、李鸿元、谈宇波等，还有杨得春、赵芝贵等，徐福莲、 梁富杰夫妇此时都住在兰州，也先后几次来看我。
公安厅、劳改局都有基层的劳改单位进贡，他们的副食供应就较充足。一次，我去公安厅他 们的宿舍，符文虎虽已回到自己家中，这天也在场，他指着一位从夹边沟农场回来的难友介 绍说：‘此人是高尔基的弟弟高尔泰。‘他就是20年后在美学理论方面颇有建树的著名学者 高尔泰，其主要著作有《论美》，曾轰动一时。当时我已知道他的名字，而且知道他曾在 新添墩劳动教养。他幸免于难，是由于公安厅办公安展览，他会画画，就被抽出来在兰州搞 展览，他当然得吃饱肚子才画画。就说这次我在他们宿舍，难友们知道我平日里吃得不及他 们，就留下我吃饭，一次再次地劝我吃，让我饱餐了一顿，饱得几乎弯不下腰来。这天，他 们还分到猪肝等肉食，符文虎用报纸包了一包，当然，他们也让我沾了些光，送给我一些猪 肝。只记得符文虎说：‘猪肝沾上了苦胆汁，吃以前要用水泡一泡。‘符文虎有幸去了玉 门黄花农场，没去四工农场，所以我们受过的苦他连边也没沾过。
赵芝贵只来过一次。他进门就数了26元钱给了我，我觉得数目太大，不好意思拿，因为我知 道他也是降了几级工资的人，手头不宽裕。但他说：‘我老婆孩子都在天津，不要我负担， 你就留着用。‘仍态度坚决地把26元给了我。
杨得春买了5元1斤的高价点心留给我和孩子，情义可感，因为此时大家都手头拮据，1斤高 价点心是很珍贵的礼物。我和杨得春相识在十工农场的演出队，当时我是演员，他是乐队的 。我们都回到兰州后，他重操旧业，在五泉公园的露天舞场的乐队又当上了伴奏。五泉公园 离我的住处很近，有时也会有难友邀我去那里的露天舞场跳舞。到了70年代，当我再次身处 逆境之时，经卢全福指引，我在他母亲家里找到他，他又热情地帮助了我，为我家搭了个厨 房小棚，砌了个做饭的锅台。可到80年代后，他母亲住的平房拆迁后不知去向，我再也找不 到他了，只知道他在兰化公司，不知他在兰化哪个厂。我苦苦找他，还想从他那里了解他们 在高台时受苦受难的情况，而最终未能找到他。现在高台的一章在全书中写得最简略，就是 由于我无法了解得更多，而成为遗憾。
武威步校的原军官们，只有徐保安来看过我。他来到我家，看到我正好买到一卷可作卫生纸 用的大张白纸因为当时卫生纸脱销，就说：‘我老婆快生孩子了，买不到卫生纸，干脆 ，把你这些纸都送给我吧，你又用不了多少，自己再想办法去。‘硬是把我才买来的一卷白 纸拿走了。以后我也再没见到他。只是听张露玲说，杨爱珍生了个男孩，为了不忘记在安西 四工农场经受的苦难，他们给孩子起名叫‘记西‘。
武威步校的原军官们后来都未安排工作，在招待所住了一年半载之后，都各回各的家乡，自谋出路去了。此后，我和他们也就断了音讯。只有留在玉门黄花农场的陈明还和我有过来往 ，到打倒‘四人帮‘后，他调来兰州，在省人民政府任职，后来官至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
在火车上认识的‘三八‘式老干部邹春生，以及后来在兰州认识了的参加过长征的官锦文，他俩都是在部队上犯了事被送到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的。据说，官锦文在农场因忍受不了饥 饿，曾大发牢骚，表示不满说：‘长征时也没这么苦啊，长征时没啥吃时大家都挨饿，射杀一头野牛，大家就能饱饱地吃上几天，这里长年累月地挨饿，从来也吃不饱肚子，这种苦日子才真难熬得很呀！‘管教干部对待他们这种人多少还有点区别，所以他俩作为幸存者后来都回到了兰州的部队上。据邹春生说，他们一回到部队，单位上就把他们每月的生活费增加 到了100元，这在当时就够宽裕的了。后来，官锦文还和几个年轻人重返夹边沟农场，去取回他们迁场到高台明水时留在夹边沟的东西，他们把这个信息告诉了我，我就委托他们去时 把景超留在那里的箱子也捎回。
过了几天，他们就捎话说景超的箱子已取回，就放在他们住的甘肃军区招待所，要我设法取 回。我只好写了封信，委托杜博智下班后去取。他大概是用绳子捆绑后把箱子背到我家里的 。 这天晚上又停电，二妹和三妹正好来看我，看到杜博智把箱子背回，二妹连忙说：‘谢谢， 谢谢你了！‘帆布箱是上了锁的，自然是没有了钥匙。我们硬是用剪子把锁撬开，打开箱子 ，举着蜡烛，着急地翻看，看他有些什么遗物留给了我们。首先触入眼帘的，是两套叠得平 平整整的深灰色卡其布中山服，还有两件漂亮的带条的府绸衬衣，这是他当年新做不久的衣 服，衬衣也都很新，还有一件绸子棉背心，海蓝色的前襟，后背是黑绸的。50年代初期，舅 舅全家去了敦煌棉花农场，妈妈、几个妹妹和外祖父母住在一起，有个保姆魏嫂，针线活特 别好，外祖母就从箱子里找出些零碎绸子，让她给我和景超各做了一个棉背心。这几件衣服 都是景超心爱的，在农场一直没舍得穿，他是对未来充满期望，心想有一天解除劳教，走出 农场，他将穿得体体面面，人模人样地重新出现在人们面前。我回来了，可他永远地留 在了戈壁的荒野里，长眠在那里了！箱子里有不少干辣椒，我一眼就认出，这些干辣椒正是 我从四工农场寄给他的，他怕全部带在身边一时吃不完，就装进了箱子里，他一定是想到， 我买干辣椒很不易，他要留下慢慢吃，存着吃。令我惊喜不已的，箱子里还有他在农场记的 两本日记，这可是无价之宝！我不禁连声说道：‘这是最可宝贵的，最可宝贵的！‘他总算把 在农场劳动受苦的印迹留了一些给我们，我将细细地 读，刻骨铭心地咀嚼他受苦受难的岁月是怎样度过的。他再也想不到，这两本日记对我是多 么贵重的一笔财富啊！想到他在那样艰难的岁月里竟然还坚持记日记，我的心灵就震颤不已 。我亲爱的人是个多么坚强的人啊！多年后我才得知，在新添墩时，因有人揭发，他曾烧过 一本日记，这两本日记肯定是以后又续写下来的，在那样艰难的日子里，他又是怎样继续把 日记记了下来，至今仍是个谜。在十年浩劫中，我知道在劫难逃，竟把他所有的日记， 他写过的小说底稿，他写给我的信、我在十工农场记过的日记，以及我回兰州后守着孤独和 心灵对话所记的日记，全都付之一炬。造反派来抄家时，我没有留给他们可资利用的片纸只 字。但是，景超宝贵的日记、信件等等，也都烟飞灰灭，全部消失了。看到张贤亮根据劳教 时的日记写的《我的菩提树》，我则痛悔不已。景超劳教时的日记，比张贤亮写的要更详实 一些，其中写到有代表性的一些人物，如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美学理论家的高尔泰。其中还 提到傅作恭。傅作恭是起义将领、水利部部长傅作义的弟弟，早在1960年3月就已遇难。景 超的日记里，还有对饥饿的人们各种不同表现的简略描述，以及他自己心路历程的简单提及 。
不过话说回来，在十年浩劫期间，我是无论怎样也无法把这些材料保存下来的。在反右斗争 期间，不仅我们在报社的家被抄了，连我父母家都受到搜查。十年浩劫期间，我能把这些材 料藏到哪里去呢？谁会担风险把它们藏下来，谁又是靠得住的呢？我销毁它们是唯一的选择。 我在十年浩劫中再次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开除公职，遣送原籍监督劳动，读者由此就会 想见到我艰难险恶的处境。
我和孩子们搬到力行新村56号，瞒住了父亲一人，他那时显得反复无常，常常寻衅闹事，我 怕他干扰我和孩子们的生活，觉得远远离开更好。这期间，有一天，我回父母家中取一样生 活用品，我推开房门，家中无人，只见满地都是垃圾，家中唯一的书架被拉开斜放在一边， 像是常年无人住堆放杂物的所在。父亲的神志不清更严重了，他把家里几只老式箱子上的铜 匙件全部拆卸下来拿到街上卖了，但是箱子里比铜匙件更值钱的衣物，他没有注意到，还留 在箱子里。
有一天，他跑到在报社工作的我的堂叔和保鼎家里，打听到我住在力行新村56号，竟怀抱一个旧铝制痰盂，坐在人力车上，一直拉到了大门前。我住的小屋在院子的第一间，我一出房 门，就见他正抱着痰盂从人力车上走下。他见到我，说：‘我从你九爸家里出来，他说你住在这里。‘看到他这等模样，我当即说：‘我不想再见到你，你到这里来干啥，你看你像啥样子嘛，你赶快回去！‘我向人力车工人付了车钱，他就坐上人力车又走了。他怀抱铝制旧痰盂大概也是为了卖几个钱，当时市场物资奇缺，什么东西都能卖出。也许，他在抱着痰盂 在自由市场上兜售时，突然想起应该找到我，就坐上人力车找来了。
此后，我就再没见到他。
5月初的一天上午，小妹凤仪突然来到家里，告诉我：‘大大死了。‘我大吃一惊。我怎么 也没有想到他会突然死了。我随即和小妹一同来到黄河沿前街的家中。
我和小妹来到家中时，父亲已停放在地上的木板上。妈妈正用湿毛巾擦拭他脸上和手上的污 垢，看来，他已多日没洗脸了。已是5月，他上身穿着三妹的一件蓝底带黄色花朵的棉袄， 外套一件深灰色他自己的中山服上衣，领口没系好，所以三妹的花棉袄从领口处就能看见。 他自己的几件旧衣服都不见了，当时就有人说，他是把几件衣服送进了洗染店，这也是他神志不清的表现，几件旧衣服哪里值得送洗染店。
父亲的突然离世，大家心里自然是悲凉的，但都流不下眼泪来。父亲一生也历经苦难，尽管 这两年的饥肠辘辘改变了他，他对这个世界依然有许多眷恋，对未来依然有憧憬有希冀，他 还想好好活下去，但是，他病态的胡闹，他对全家人的不信任，他的自私，使全家人都离开 了他，谁也受不了他。到他咽气时，身边没有一个亲人。他咽气时，从心灵到肉体肯定都很 痛苦。是房东黄家的人，夜里听到他痰壅塞到喉间呼吸困难发出很大响声，到早晨发现他已 停止了呼吸，就急忙到外祖母家找到母亲和妹妹们通知了此事。全家人流不下眼泪来，是觉 得父亲自己总算解脱了，大家也都解脱了。
母亲和妹妹们赶进家门时，父亲躺在炕上，原来铺在炕上的旧栽绒毯斜放在当地估计父 亲是想把栽绒毯从炕上取下拿去卖掉，但他已没有力气把栽绒毯拿出房门，更不可能拿到街 上去卖。满地都是垃圾，脏得不像样子。再看水缸里竟是他拉下几天的大便。院子里有厕所 ，而不知他为什么竟然把大便拉在水缸里。家里也还有别的可拉大便的家什，不知他怎么竟挑中水缸当作了便桶。这就给母亲和妹妹们造成了难题，水缸不能不用，买新的没钱也买不 到。幸好当时兰州城里还有专门挑水沿街叫卖的下苦人，这些下苦人只要给钱也不嫌脏，就 叫来个卖水的，挑了三担水，方才把水缸清洗干净。这事当时瞒住了所有的人，是怕别人知 道水缸里拉过大便，吃饭喝水恶心。我也只是多年后才听说。
到下午，我们的几家主要亲属都来了，父亲的同父异母弟弟、当工人的和保中来了，我的亲 叔伯兄弟和温、和良也都来了，还有父亲的亲外甥、我的表兄王原泰也来了。当即打发表兄 王原泰去兰工坪甘肃工业大学把正在上课的二妹凤翔叫回了家。
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