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我的1957年-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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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天爱头枕在叠起来的被子上，一口接一口地抽着8分钱一盒的廉价烟，谈笑自若地说起挨 斗的情形，倒好像说的是别人的事，她打着哈哈说：“哎呀，我的妈呀，我长这么大哪见过 斗争会那阵势，可把我吓坏了，他们说什么，我都认了。他们说我反党，我就承认反党。不 就行了吗？”由惊恐不已，到被迫承认一切，而后又玩世不恭，这一心路历程是由血和泪滴 成的，我的右派难友很多都有这样的经历。但是，有些人在他的一生里都只吞咽委屈和痛苦 ，他们的性格和心性使他无法对人生开玩笑，直到了却了悲苦的一生。
小徐絮絮地说起自己的事来，仍不免心绪低沉。她问我：“我们都是因为右派问题才受处分 到这儿劳动的，可我到现在也没弄懂，右派到底是个啥问题，干了什么才叫右派，你是报社 来的，你说说看！”我觉得她提这个问题有些好笑，便不经意地回答说：“你真没弄懂吗？右 派就是资产阶级反动派，我们都是因为犯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才到这儿来改造思想的 。”她的脸色竟陡地变了，喃喃地说：“我们都是反动派……”我丝毫也没有料到，我的 回答竟成为对她的沉重打击。她虽已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在单位上只开过一个小型斗争 会，对很多事还摸不着头脑。斗争她时，有个劳改过的工作人员为了立功赎罪表现自己，“ 揭发”说她同意储安平“党天下”的观点，还有“教授治校”，等等。她那时生过小女儿不 久，心都放在了小女儿身上，很少看报，不知道鸣放是怎么回事，更不知道“党天下”、“ 教授治校”是怎么回事。一个普通的还是女性的地质勘探队队员的她，对这些哪会注意 到呢？但是，不关心国家大事的她，此时倒是受到国家大事的关注，用不着对证落实别人的 “揭发”，也没怎么批判，就给她定了性。几天后，她被迫来到农场劳动。她记得十分清楚 ，她是3月18日来到十工农场的，属于来农场劳动的第一批难友，而她确实还没弄懂右派是 干啥的。我的回答使她清醒了，从此，她才真正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常常一个人偷偷饮 泣。
她说的最多的，还是小女儿的事。她来农场参加劳动前，不得已给才刚七八个月的小女儿断 了奶。刚劳动时，奶水胀得乳房疼痛难忍，她常要跑到地边挤出奶水，可她的小女儿却没有 奶吃。50年代，女犯人在哺乳期间尚可缓刑或在监外执行，没有触犯刑律、具有公民权的女 右派却是别样对待。永昌是个小县城，无新鲜牛奶可买，奶粉、炼乳都难以买到。她一边挤 奶，一边哭，心里在呼唤，为什么小女儿也要跟着自己遭罪？为什么？饿着肚子不断哭叫的小 女儿的哭声，时时响起在她的耳际，撕扯着她做妈妈的心。她问我：“兰州能不能买到奶粉 ？”我说：“能买到。”她立即兴奋地想请送我们的人事干部蒲廷珍买几瓶寄给她的小女儿 ，说她来时带了些钱，买奶粉的钱还有。那时，蒲廷珍因无去县城的顺车，留在农场还没走 。蒲廷珍为人憨厚，可也不能为一素不相识的右派办事。此时，为了小女儿，她似乎忘记了 自己的身份，或者说，她根本对右派分子作为阶级敌人的严重性没认识。但我不愿拂她的意 ，她做妈妈的心意，急不可待地要让小女儿吃饱肚子的热切感情，一副泪汪汪企求帮助的神 态，使我不忍心说出此事难以办到。她大概是看出了我的犹豫，后来竟自己找到蒲廷珍要求 代买奶粉，当然，未能如愿。
小徐和石天爱都是由县武装部派人押解到农场来的，坐大卡车一起来的还有当地的不少右派 ，送他们的县武装部的干部腰里都别着手枪。两三天后，我见到荷枪的解放军押送来农场劳 动的右派，两三个背着行李的难友在前面急急赶路，荷枪的解放军跟在后面监视。他们大概 只在场部办了一下手续，分到了别的大队，未能在场部停留，就急急走了。这些难友的处境 比我们可惨多了，我倒抽一口冷气，原来，所谓不剥夺右派分子的公民权，也可以如此执行 。
我在到农场的第二天就参加了劳动，是到一个很大的羊圈里除粪，全部工作是把一个冬天积 攒的羊粪铲起来，用木制的独轮小车推到羊圈外面，堆积起来做肥料。有五六个人一起干， 铲的铲，推的推。组长是个工人，发给我一把铁锨让铲，他亲切地笑笑说：“匀着劲干。” 意思是不要拼命猛干，他看出我身体单薄瘦弱没有力气，特意加以关照。我已脱去来农场时 还穿在身上的浅咖啡色旧呢子上衣，换上了一件破旧的蓝平布上衣，戴了一顶新买的蓝平布 无檐帽遮挡沙土，提起铁锨就干了起来。羊粪是和垫圈的黄土、喂羊的麦草搅和在一起的， 有半尺多厚，由于麦草很长且未腐烂，铲起来很费劲，干得很累。突然，一阵狂风刮来，用 树枝搭成的圈顶虽也上过房泥，其空隙处刮进的风十分尖利，圈门口更是阵阵风尘，柴草、 纸片、杂物乱飞，啪的一声，一根小木棍猛刮到了我的脸上，刚戴上的玻璃风镜被打碎 ，我心疼已打碎的风镜。这风镜是我们得知要来安西劳动时新买的，当时已听说安西号称“ 世界风库”，整个河西走廊风沙都很大已为众所周知，所以报社的难友们每人都买了一副风 镜，连同景超也不例外。谁承想第一次参加劳动就打碎了。但，我又为它保住了近视眼镜而 庆幸，我是在狂风刮来时才急忙戴上风镜的，我还戴着一副600度的近视眼镜，是双层眼镜 同时戴着的，风镜碎了，须臾离开不得的近视眼镜保住了，也算是万幸，不然，在小城安西 是无法配新眼镜的。
人事干部蒲廷珍因等车无事可干，还走进羊圈看我们劳动。他拿起我的铁锨铲了一阵，关心 地说：“这么大的铁锨你哪能拿动？ 罢了换把小些的使！”他祖籍陕西，在兰州长大，操 兰州口音。但他哪知道，农场是生产单位，同干部劳动锻炼大不一样，为了出活，农场就没 有小些的铁锨。从这天起，我使着这种明光闪闪的方头大铁锨，一使便是几年。30年后，我 在高台见到了曾在十工农场四大队一起劳动过的阎廷梁，他祖籍兰州，在四大队时听说我是 兰州人，曾 几次想和我攀谈几句，都因男性的羞涩未能张口。当时，我和小徐在几百右派的男性王国里 十分引人注目，他只是怀着年轻小伙子的亲切感情注意着我。后来他也到了四工农场，在场 部遇到过我，但仍未和我说话，所以我是30年后才和他相识的。他说，他刚到农场时， 队里发给他一张方头大铁锨，他一看到这张方头大铁锨，就禁不住地流下了眼泪，心想自己 从小没有劳动过，这般大铁锨如何使得动？他，个头矮小，比较瘦弱，内心非常害怕劳动， 按他自己的说法，劳动表现确实也不怎么样。他的坦率，使我了解到难友 中的另一种类型。柔弱不禁的我使用方头大铁锨并没有流泪，是因为心中还有另一种力量支 撑着我，我从来就没有认为自己是右派，在这里劳动改造就是继续为革命而战斗。要竭尽全 力尽快改变目前处境的天真想法，使我在劳动中不顾一切。使人受尽奇耻大辱的右派身份， 我觉得太令人痛苦。为了改变它，什么样的苦我都吃得下，一切的一切只能是逆来顺受。
这天下午收工时，我累得路都走不动了。回到宿舍，小徐和石天爱都安慰我，说她们才来时 也累得够呛，现在就好多了。石天爱还向我介绍经验，说推小车比铲土要轻松一点，让我学 学推小车，她们这些天干的活都是平整土地，她俩都已学会推小车了。石天爱说：“铲土是 连续作业，每铲一锨土都挺累。铲满一小车，小车推走很快又转回来，你又得连续铲。推小 车倒土，送出时累，回来时已是空车，拉着并不累，人家铲土时你还在休息，你说是不是比 铲土要轻松一些？”她还说：“平整土地时，把高处的土往低洼处推，推第一车土时地里都 是软土，没车轮印儿，吃力，顺着别人第一次推时压下的车轮印儿，或按别人已推过几次的 车轮印儿推，就好推。如果几个车都向一个方向推，地很快就压硬了，推起来就省劲。”她 这些学问，当组长的工人是不说的，常年参加劳动的人也许倒还没有这种真切具体的体会。 她还告诉我：“在地里蹬锨铲土，光是腿脚上的劲不行，人的腿脚上有多少劲呢？你看那些 工人们蹬铁锨挺有劲，那是把全身的劲都使上了，全身的劲都集中到一条腿上，一脚蹬下去 自然有劲。”她一边说，还一边拿起立在墙角的铁锨，在屋内炕前的土地上，用分解动作， 做出如何将全身的劲集中在右腿上蹬锨的示范，让我心中了然。她也做了做只用腿上的劲蹬 锨就没劲的样子。她还告诉我，铲平地上的虚土，工人们弯着腰连续铲过去，速度很快。你 绝干不了，只能是一下一下地慢慢铲。你再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他们每铲一下，锨把 都靠在左腿上，使左腿也使了劲，才使他不断前进，铲得很快。对这，她也做了一下示范动 作。她热情耐心的讲解所传授的知识，对我都很有用。我蹬锨一向只知道用一条腿上的劲， 蹬不动就干着急，没一点辙。铲地上的虚土如何才能铲得快，铲得平，我还没实践过顾不得 去思索，去观察哩。她比我早来一个多月，多长了许多见识，这些宝贵体会对于我真是太重 要了，这些方法以后我全都学会用上了。看来，她在劳动时挺有心眼，很动了些心计。这些 学问，工人组长自然也没有告诉她，而都是她自己细心观察所得来。
记得我们住在县城的小旅店等场部来车接我们时，我曾遇到了1955年在天水公安处采访时认 识的李德寰，没想到在安西相逢，我们都已成了右派。他当时在五大队当管理员，是进城来 采购的，五大队是个开荒队，人员绝大部分都是由省级机关送来的右派难友。他是在省公安 厅当的右派，他简略地谈了谈五大队的情况。他说，开荒队的活主要是用铁锨，男子汉们初 来时也很不适应，其中也有个技术问题。他还说：“咱们这些人表现都很好，很能吃苦，放 水时，为了堵住水口子，有的人就把自己的棉袄脱下堵在水口子上，防止了水流失，让工人 都感到吃惊。”后来，又有人告诉我，原省服务厅的尚正，在一次开荒时受到一武威民工的 奚落，嫌他干活没劲。好个尚正，当即对民工一顿迎头痛击：“小伙子，不要盛气凌人，我 下3个月的苦，绝不会亚于你，我给你3年的时间，你比不上我尚正的今天。”民工看不惯的 书生们心气很盛。这位民工只图痛快批评人，并不懂得把使用铁锨的方法像石天爱那样教给 书生们。这既是阶级的阻隔，更是一种文化上的阻隔。
多年后，我听到一位朋友对李德寰家庭情况的介绍：李德寰出身于一个革命家庭。他的一个 叔父在30年代是北平地下党市委书记，被捕后英勇不屈，牺牲于狱中。他的伯父是民革中央 委员李兴中将军，曾任杨虎城将军的参谋长，参加了西安双十二事变。他和另一个兄弟在天 水参加了地下党，他的哥哥在西安参加了地下团。他的父亲是军校教官。解放前，他们弟兄 都参加了学生运动和反蒋活动，但相互间对自己的政治身份都保密，到解放后才知道彼此 的身份。李德寰是怎样当上右派分子的呢？一次在学习会上，他读报念到有些群众对公安工 作的意见，自己也加了些议论，就这样划成了右派。他当然不服。他满门忠烈，以他从小在 革命家庭受到的熏陶，以他参加了地下党后的表现，他一门心思为党为人民，说及群众对公 安工作的意见，也还是为了进一步搞好工作，其结果却为自己争来个右派分子的帽子。他只 能咽下满肚子的委屈，在劳动中重新塑造自我，开始他新的人生起点。 再说小徐在炕角放着一个装有丈夫照片的镜框，她丈夫梁富杰，是焦作工学院地质测量系53 届毕业的高材生，大学毕业时才20岁，已教了几年课。照片中的他，年轻英俊，一双大眼睛 十分有神，正笑嘻嘻地望着这个让他既熟悉又陌生的世界。小徐拿照片给我看，眼神里流露 的是苦苦的思念，几多眷恋，几多悲凉。我再仔细端详小徐，觉得她真是个美人儿，她脸上 的线条、棱角像是雕塑家的创造，明朗，流畅，精美，无可挑剔，双眼皮下扑闪着的黑黑的 大眼睛颇有些魅力，薄薄的红嘴唇，妩媚动人。这是多般配的一对恩爱夫妻，却又多么地不 幸！命运对他们全家的安排，也不比我强多少。“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我们，今后将如何在 农场里度过我们苦难的生涯？为什么，为什么不公正的命运对我们3人造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