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我的1957年-第7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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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吭声，他们是不会放你下来的。‘这样，我才大喊大叫，又过了约 1个小时，他们才解开绳子，放我下来。我这浑身的疼痛，几天后才缓解。我现在的心脏病，就是这次被吊4小时种下的病根。
饲养组长当不成了，我只能搞些打扫卫生的工作。我害怕因此而延长我的劳教期。两天后， 我就去场部找场长刘振宇，诉说冤枉，说我没犯任何错误，就被赵干事吊了4个小时。这位刘场长不知因何故被开除了党籍，跟当支部书记的赵来苟有矛盾。他听了我的申诉，派干部去调查，这时，泼了羊奶的沙子早就干了，没找到赵来苟所说的证据，刘场长就恢复了我原来的工作，又让我放羊去了。
我被吊了4个小时，一声不吭，没有扯出别的人，也没承认自己有什么事，后来又恢复了原 工作。难友们都认为我是硬骨头，对我的看法就全变了，看到我都亲得不得了。景超见到我 更是极表同情，我们之间就更不隔心了。
这年冬天，我又被派去清水，为卫星发射基地铺设铁路挖沙子，先后干了半年。这里，农民 有卖鸡蛋的，一般市价是两毛一个，可是看到我们穿‘劳教服‘的劳教分子，农民就提价到 5毛一个，钱少了不卖。为了生存，为了活命，5毛一个，我们也得买。我身上带的有钱，就 每天花1元买两个鸡蛋。清水有中药铺，我小时候学过一点中医，就自开药方，用枸杞、川芎、当归三种中药配成方子，引子甘草，抓来用搪瓷缸子熬好后，再打上两个鸡蛋，连药渣 一并全吃了，很有滋补的效益。
在清水挖沙子半年，活重，每月的粮食定量是42斤白面，我每天吃一服滋补的中药，身体依然很好。临回来前，我又开了几个方子，抓了几服滋补药带回新添墩。
一天，景超来到饲养室，看见我在熬‘药‘，问我：‘你在干什么？‘我说：‘熬药。‘景 超看了看搪瓷缸里的东西，说：‘不会吧，别的我不认识，枸杞我认得，是补药。‘我笑了 笑，没说什么。他又说：‘长夜漫漫。‘他的意思很清楚，我心领神会。此时，我们的心更 靠得近了。
站上有个名叫贵戚的劳教分子，满族。此人是因学习时说了下流话被劳教的。他懂得公安系 统的规矩，知道当时的劳教没有一定的期限，很会保存自己。那时，大家因为饥饿，腹内空空，都出现大肠头子脱垂的现象。贵戚在上工前，常脱下裤子，让管教干部看他的肛门，说 他患有痔疮。管教干部一看，果然肛门上一堆肉，有时还有血迹，以为他真有痔疮。到了地里，他就睡在地边不劳动。这样混了几年，因为一直不劳动，体力消耗少，他就坚持到最后 活着回到了兰州。右派分子们哪有他这本事？
1960年9月底迁场到高台明水，我们的处境就更艰难了，夹边沟农场是个老劳改农场，我们 住的都是房子，冬天还生个小煤炉子，一切都比较正规。明水分站是河南移民逃离后留下的 一片荒滩，一无所有。我们迁去后，第二天就挖地窝子、挖窑洞，这时，劳教分子们经过两 三年的非人折磨，身体都很弱，伙食还不如新添墩，没有蔬菜，已是深秋，又挖不到野菜， 真是生存维艰，不到1个月，就出现了新的死亡。
我到明水时，原来在新添墩时埋在沙枣树下的小麦无法带来，生存又遇到了新的挑战。但难 友们的死亡，却给我带来了生的转机。当时，身强力壮的人已不多，队上规定，埋一个死人 ，给两个馒头。我埋死人身体没问题，没想到，抬埋难友又使我有了新的食物来源。
景超的身体也垮了。我第一次去看他，他还能半坐着和我说话。我们已是知己了，我去看他 ，他很高兴，对我说：‘咱们国家需要再来一次革命，把全部右派分子都解放出来。这里对 待我们的惨无人道，种种法西斯暴行，咱们都亲身体会到了。我是愧对妻儿，愧对妻儿，出 不去了。‘我问：‘你妻子会不会对你有些帮助？‘景超说：‘她比我更艰难。‘景超接着 又说：‘你是生活的强者，你一定能出去。你出去后，一定要写本书，把这里的一切都统统 写出来。为了吸引读者，你不仅要写我们的苦难，还要穿插写上爱情，像苏联电影《幸福生 活》中乌雅和毕百灵的爱情。‘我说：‘你有什么话要写下来吗？‘景超说：‘我的手指已 握不住笔了，写不成了。‘景超向我要点吃的。我当时背包里有一个半馒头，我那时也很小 气，就只给了他四分之一个馒头，他津津有味地吃下去后，一会儿又要，我就又给了他另外 的四分之一。这次，我们大约谈了有半个小时。
过了几天，他们同房的一个人找来向我要吃的，我说：‘没有。‘他说：‘那天，我看见你 给了王景超半个馒头，我是挣扎着爬到这儿才找到你的，我都无法走路了，你就给上点，给 上点吧！‘我看他可怜的样子，就给了他点。他走时说：‘王景超不行了。‘这样，我就又 去看景超，我看他身体状况尚无大的变化。这次，我们没说上几句话，就来了个管教干部， 我只好退出门外。
第三次我去看望景超时带了点藕粉。当时，有个湖南难友的妻子来看丈夫，她丈夫已经死了 ，是我埋的。我带她到了坟上，她号啕大哭，我劝了半天。后来她就送了我一小桶藕粉。我 用五分之一小桶的藕粉冲好给景超喝，当时是无糖可放的，景超喝得非常高兴，认为喝到了 天底下最好的东西，显出非常幸福，非常感激的样子。
后来，我还去过一次他们的房子。当时，他们房间里有个原兰州百货公司的财务科科长刘积 开，此人很有理论水平，思维超前，认为当时的国营商业经济弊病很大，无发展前途，因而 当了右派分子。刘积开此时已是临危之人了，他把我叫到身边，一只手拉着我，一只手用手 指在身边的尿罐子里冻住了的尿上写了‘坐以待毙‘4个字。我看了，没说什么。同房的别 人就问：‘他写的什么？‘我回答：‘坐以待毙！‘别的人就也什么话都不说了。景超示意要 我过去。我走了过去，他要我伸出手来，在我的手心写了个‘2‘字，我不懂是什么意思， 他又重复地在我手心里写了个‘2‘字。我问：‘什么意思？‘他回答说：‘平方。‘并用手 指了指自己。当时，我真是恨透了这个逼人毙命的现实，但自己无力无奈，不能对此有任何 作为，不能有任何的改变。景超我们相交相知已很深，他也面临‘坐以待毙‘，使我心酸非 常。
第二天，刘积开就死了。
又过了几天，队上要我赶车过去，我知道就是埋死人的事。没想到，这次埋葬的除了我们队 上的7人，另一人就是景超。原来，他们三大队埋死人的人也病了，我就亲手埋葬了我相交 相识最深无话不谈的挚友景超。
有些难友在临终前都写个条子，写明家属的姓名、通讯地址，要我把他们的噩耗通知家里。 而景超不知为什么，始终没有告诉我你的情况，连你的姓名也没告诉我，所以，我直到1998 年9月到甘肃日报社找到了杨康，从杨康那里才知道了你，同时才知道，你原来也在报社工 作，唉，已经是近40年过去了。40年的沧桑，我知道你这大半辈子过得很苦，如今依然孤独 一人，这可不是景超在天之灵愿意看到的啊！
感谢生活，感谢上苍！在我写出本书之前，陈群终于来到了我的面前，让我了解到景超最后 的日子里的情景，了解到他的遗愿、遗言，并让我知道了在新添墩的两三年里，景超许多为 别人所不了解的生活景况、思想轨迹。我还知道了有一位相知甚深的挚友一直关心他，照顾 他，对他有过许多帮助……
景超为什么没有把我的姓名及其他方面的情况告诉陈群？我思索再三，心想我的亲人在辞世 前，一定从几方面作了考虑：
他嘱咐陈群出去后一定要把夹边沟劳教农场对待他们的法西斯暴行统统写出去，把他们所受的苦难统统写出去，他认定了陈群是唯一可以担当此重任之人，是能完成此重任之人。但， ‘长夜漫漫‘，此后各种情况都难以逆料，陈群要完成此重任，说不定会冒杀头的危险。尽管陈群是生活的强者，政治上的事谁又会想到呢，聪明绝顶的陈群并未逃脱堕入右派分子泥 坑的命运，今后还会有怎样的厄运在等待着他，谁也难以预料。他没把我的姓名及各方面的 情况透露给陈群，主要是出于保护我的目的。他知道我作为右派分子今后还要养育拉扯俩孩 子，生活的道路上还有着万千的艰难险阻、坎坷不幸。陈群如果知道了我，一定会上门和我 联系，说出景超生前对他的重托，甚至会把他如何完成此重托的过程和我交谈，向我说 及他们在夹边沟的种种苦况，这就把危险惹到了我的身上。景超只希望我今后能平安无事地 养育俩孩子，再不要有什么政治上的麻烦干扰我们母子的生活。所以，他未把我的任何情况 透露给陈群。
陈群写此书，以景超当时对所处环境的考虑，他认为只能在秘密状态的地下情况中进行，接 触人越少越好，只有这样才能保存实力，保护好陈群本人。陈群在秘密状态中写好了此书， 今后发表的机会肯定会有。景超追随中国共产党投奔革命，对党和社会主义道路有坚定的信心，他认定酒泉夹边沟农场对劳教分子实施的法西斯暴行，并以长时期的饥饿逼迫他们一个 个走向死亡，这一切都不能代表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总有一天，党会纠正错误，到那时， 这本书就会作为历史的见证，得到公开发表的机会，而成为宝贵的文献。但是，‘长夜漫漫 ‘会有多长，谁也无法预料。为了让陈群独自安全地写好书，陈群忠心耿耿的妻子会全力帮 助他，他还是隐蔽自己，‘人自为战‘，不要和我联系为好。
再说，我对酒泉夹边沟农场的情况知之甚少，陈群同我有了来往，我对他的写作也不可能有 什么帮助，不可能对他提供他需要了解的情况。
以上种种的考虑，我觉得都有些道理。
陈群来到了我的面前，真是一次奇遇。
1960年12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兰州会议作出‘抢救人命‘的重大决策，所有因各种问题送到农场劳动的全体人员，全部回原单位，增加粮食定量，死亡制止了。我就是和高台明水分站 的难友们坐同一列火车，回到兰州，回到甘肃日报社的。
十年浩劫使全国人民遭受浩劫。但是，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建国以来 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拨乱反正与改革开放起步了。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 开之前，中央在同年9月就发布了55号文件贯彻执行，对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划为右派分子 的55万多人进行查证落实。文件明确规定：‘凡不应划右派而被错划了的，应实事求是地予 以改正。‘‘经批准予以改正的人，恢复政治名誉，由改正单位负责分配适当的工作，恢复 原来的工资待遇。‘在这政治暖流的涌动下，全国反右派斗争中定为右派分子的55万多人中 ，有99。98％以上都平反了。中国共产党纠正了1957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错误。尽管许 多人对于坚持‘扩大化‘了的‘‘必要论‘持异议，但景超的‘咱们国家需要再来一次革命 ，把全部右派分子都解放出来‘的遗愿算是实现了。甘肃日报社错划了的11名右派分子已全 部改正。景超在九泉之下，可以含笑瞑目了。
40年来，陈群为生存而拼搏，他也在进行着一部巨著的写作。
我，在生死两茫茫中，仿佛听到了景超在冥冥之中的召唤，所以，在10年前我提起了笔，开始了本书的写作。追忆往事，使我清泪如注，笔尖上流着滴滴鲜血。但是，这一段沉重的历 史，我经历其中，我心灵的创伤，感情的遭际，非平常人所能想见。我把这一切如实地描述 奉献给读者，是为了以我特殊的经历，让读者对这段沉重的历史有个较为深刻真切的感受。 警示后人，使这样的历史永远不再重演，是我最大的愿望。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作为人民的 普通一员，我愿意在前进的历史中，以这本书作出我小小的奉献。
我万万没有想到，8月18日我和陈群的相见，竟是永诀。我把他讲述的以上的内容写完以后 ，想请他过一下目，在8月30日打电话请他再来一趟，他回答说：‘我老伴病危，来不了。 ‘这样，我只好将此事先搁置下来。10月25日，我估计周大姐辞世已多日了，想请他看一下 文稿，或者我上门，或者请他来。电话打过去，接电话的是他女儿，我说：‘我找老陈。‘她说：‘你找他有什么事吗？我爸爸他去世了。‘我大吃一惊，问：‘不是你妈妈病 得很重吗？你爸爸他怎么去世了？‘那边女儿哭着说：‘我妈妈是9月2号去世的，我爸爸51天 后也去世了，是心脏病突然发作去世的。‘我和陈群的4个儿女都没见过面，在电话上我向她作着自我介绍，哽咽不已。我向她说起景超就是死在酒泉夹边沟农场，是她爸爸埋葬的。 女儿哭着说：‘我爸爸算是幸运的，多活了近40年，他最近还去了一趟夹边沟，回来后说， 他要为夹边沟农场的冤魂们写书。他的灵感来了，他要调整一下情绪，好好写书。‘说到这 里，我想起陈群在8月18日见面时说过的话，在明水分站时，他身体尚好，曾埋葬了许多死难者，埋一个死难者给两个馍，他当时就靠埋葬死难者活着回到兰州。他说：‘我是踏着难友们的尸体回到兰州，回到自己家里的。‘言下不胜凄楚。为了众多的冤魂，他重访夹边沟 ，正想调整情绪大干一场，却倏尔离去，他的遗愿已无法实现了。我和他相识一年，他几次 说到他和景超的‘生死友谊‘，他向我讲述到他和景超之间交往的故事，我万分珍贵。我还 想在本书出版后有了闲暇，我们再多多交往，对于那段沉重的历史，我们会有许多话题要絮 叨。我认为他博览群书才华出众，共同经历过的苦难，会使我们成为挚友，就是在写作问题 上，我们也会有许多可探讨的地方。但是，这一切都已灰飞烟灭……
中午、晚上，我和他的儿子、儿媳又通话两次，问及他辞世前后的一些情况。10月21日，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