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击台海风云-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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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比赛应按国际奥委会决议作出一定的承诺，并且要台湾撤销对两岸交往所设置的种种人为障碍。　
１７日上午，何振梁同李庆华会谈。李庆华强调，各说各的方案会带来不少问题。他希望我们从更大的范围着眼，同意台方用“中华台北”的名称。他还表示“如果你们这样做，你们的得会大于失。”何振梁于是不再与他继续就这个问题作进一步讨论，而是提出这次会谈，是两岸奥委会之间的第一次正式会谈，不仅要讲台湾地区体育队伍来大陆参赛的条件，也应把大陆的体育队伍到台湾地区参加国际性比赛的条件作为统一的内容进行考虑。既然双方都已接受国际奥委会的决议，那么大陆的体育队伍到台湾参加国际性比赛时就应该按照国际奥委会的决议进行，名称是中国队，打五星红旗，奏《义勇军进行曲》。　　　
签订两岸第一个书面协议（2）　　　
对何振梁提出的问题，看起来李庆华并没有思想准备。他表示，你们用中国的名称是合乎情理的，但他对旗、歌没有表态。何振梁再次强调了名、旗、歌问题，并提出，两岸的体育交往中，台队已来大陆。但台湾当局对大陆入台设置障碍，这样难以实现双向交往。李表示同意何振梁的意见。　
何振梁表示相信他的话，但是为了避免今后出现问题，希望李庆华取得有关方面的正式认可，并和何振梁签订协议，希望尽快在双方认为合适的地点进行。　
4月4日，海峡两岸的奥委会在香港举行第二次会谈。我方仍然是何振梁和魏纪中、屠德铭。看来台湾方面已经请示了最高当局，愿意有所承诺。会谈时，何振梁直截了当地提出，不管是台湾的体育队来大陆，还是大陆的体育队去台湾参加国际比赛，都应该按照国际奥委会的决议办。至于Chinese　Taipei的中文译法，我们可以尊重台湾方面的习惯用法，在比赛以及会议等正式场合，主办单位都称台湾方面为“中华台北奥委会”。至于大陆的体育队伍去台湾参加国际比赛，如果台湾方面一时做不到按国际奥委会的决议办，唯一的办法是台湾不申办国际正式比赛。考虑到李庆华先生目前的处境，会谈如果达成协议，双方可以做口头承诺，而不以书面形式签字。如台方不便，我们也可以承诺不向外界透露这次会晤。但是台湾应承诺体育队伍来亚运会及其他在大陆举行的亚洲国际比赛，也承诺不以这次协议作不利于两岸交往的宣传。　
李庆华看见我们的态度明朗，表示，如果大陆的体育队伍去台湾参赛，名称无问题，但旗、歌目前还有困难。他还说，大陆杰出人士访台的条件，正努力解决，“既然请客人来访，就不应对客人附加任何条件。”他还说，这次会晤可以公开。于是商定4月7日上午10时，两岸奥委会分别在北京和台北同时向新闻界公布这次会晤结果。　
次日中午，何振梁请李庆华和齐伟超夫妇吃饭。出乎何振梁的意料，李庆华提出，最好有一个书面协议，何振梁当然同意。于是李庆华拿出事先拟好的草稿。大意是：“台湾地区体育团队及体育组织赴大陆参加比赛、会议及活动时，大会（即主办单位）在文件、手册、名牌及所作的广播以中文指称台湾地区体育团队及体育组织时，均须称呼其为‘中华台北’”。何振梁作了两点改动：一是在台方赴大陆参加比赛的一句前，增加“将按国际奥委会决议”；二是把最后一句“均须称呼其为……”中的“须”字册去，改为“均称之为……”。李庆华同意。于是双方共同签署了两岸第一个书面协议。最后的书面协议是：“台湾地区体育团队及体育组织赴大陆参加比赛、会议或活动，将按国际奥委会有关规定办理，大会（即举办单位）所编印之文件、手册、寄发之信函、制作之名牌以及所做的广播等等，凡以中文指称台湾地区体育团队及体育组织时，均称之为‘中华台北’”。下面则是何振梁同李庆华两人的签字。　
协议签订以来，台湾同胞回祖国大陆参加国际比赛和其他比赛的人次已数以千计。大陆地区的体育队多次访台。两岸奥委会领导人也往来海峡之间。隔绝了40年之久的两岸体育界从此架起了交往与沟通的桥梁。　　　　　
邓颖超当“对台小组组长”的日子　　　
出任“对台小组组长”（1）　　　
邓颖超十分关注祖国统一，在对台工作上表现了非凡的胆识和能力。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1979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任命邓颖超同志为组长，廖承志、罗青长为副组长。1980年元旦，作为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的邓颖超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讲话时说，“《告台湾同胞书》所明确宣告的大政方针不是权宜之计，更非所谓的‘统战攻势’，完全是以中华民族的大义和整个国家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的”，“希望台湾当局审时度势，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朝着祖国统一的伟大目标前进。同时，我们相信富于爱国传统的台湾人民一定会为实现祖国的统一大业作出积极贡献。”　
赵炜说，邓颖超对对台工作抓得很紧。她出任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后，马上就在中南海找到一处地方作为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场所。1980年１月１日，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在中南海西花厅召开会议。邓颖超在会上强调，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８０年代以至９０年代全党的重大任务，要动员全党实现这一重大任务。　
赵炜，1932年出生，１９５１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１９５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干事、秘书，邓颖超秘书；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１９８５年任全国政协第六、七届副秘书长；是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特邀）、提案委员会副主任，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提案委员会副主任。　
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了对台工作的九条建议，即“叶九条”。赵炜说，这是邓颖超领导的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在广泛调查研究和征求意见的基础之上，对海峡两岸的经济、贸易、文化、商务、交通、民航、邮电等方面情况制定的具体对策，经过反复修改，拟定了两岸实现和平统一的具体化方针政策。邓颖超参加了中央书记处会议的讨论，并详细研究定稿，报中共中央常委审批。“叶九条”发表后，引起了海内外的震动，体现了我们的博大情怀，也体现了我们对台湾人民的切实关怀。“叶九条”受到台湾民众的普遍欢迎。　
紧接着，廖承志致蒋经国的公开信在《人民日报》发表，又是引起海内外的极大震动，触动了民族的深情。这封公开信的撰写和发表也是在邓颖超领导之下进行的。1982年7月，邓颖超看到了蒋经国的一篇悼念父亲的文章，文中思乡之情浓浓。邓颖超立即召集对台领导小组开会研究，建议由副组长廖承志来给当年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窗蒋经国先生写公开信。邓颖超和廖公一起推敲文句，文中引用了周总理当年在张治中给台湾故旧公开信中增加的“寥廓海天，不归何待”的话；引用了鲁迅的著名诗句“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极为感人，又道理铿锵。　
赵炜说，邓颖超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和工作艺术，对于对台工作，邓颖超高屋建瓴，思虑缜密，她多次指出，统一祖国大业维艰，不可能一蹴而就，要立足于长期的埋头苦干，要采取细水长流的办法，不要断，然后汇成江河大海；同时要见缝插针，对台工作的政治性、政策性、策略性、时间性都很强，机不可失，要插得有效果，不要把针插歪了，也不要插出血了，也不要拔不出来了，要有耐心和韧心，埋头工作。每件工作都要扎扎实实地去做。这些话朴实、形象而又深刻，对指导当前的对台工作都有现实意义。　
1984年，邓小平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设想，邓颖超在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上强调指出，“赞成统一就是爱国。在统一的大前提下，一切问题都好商量，总会求得合情合理的解决”。　
赵炜说，1985年，邓颖超去沿海地区视察，在厦门，邓颖超听取了厦门市台办的工作汇报，还饶有兴致地通过高倍望远镜看对面的金门，感到特别高兴。邓颖超听到厦门广播“解放军进行曲”，当即要求有关部门研究改为“五星红旗”歌曲，并指出对台宣传要讲究方法，考虑到对方的接受与否。邓颖超还谆谆告诫当地政府领导，你们掌握着第一手材料，要为上级领导决策提供参考。　
赵炜告诉我，邓颖超曾说，对台工作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工作。她了解到我们对海外宣传工作力度不够时，就反复阐述：“我们有很好的政策，很好的内容，我们的同志要学会做宣传工作。一定要准确地按照中央的有关方针政策进行阐述，要实事求是，要有针对性，要注重实效。宣传工作很重要，宣传你的政策，宣传你的任务。你的做法要有说服力，要使人家增进对我们的了解，宣传是前哨。见到不同身份的人，我们要跟他谈谈对台工作，但不是政治话说一大套。”她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赵炜说：“《瞭望》杂志扩版，创建海外版，想找一个有权威的领导人写发刊词。他们找到了我，想请邓颖超撰文。我就跟邓颖超说，大姐（指邓颖超）听了挺痛快地答应了。邓颖超平常并不怎么喜欢题词、写序文，没想到这次这么痛快。所以我就问，为什么这次这么痛快就答应了？大姐说，这是我们对海外同胞宣传对台方针政策，宣传祖国统一的窗口。大姐在发刊词中指出，要使《瞭望》杂志海外版成为世界华人华侨了解中国、认识中国的一个窗口；成为祖国统一，加强台港澳同胞、海外侨胞来往的桥梁；成为增进爱国大团结，实现中国统一的纽带。”　　　
出任“对台小组组长”（2）　　　
邓颖超在做对台工作时不论接见哪方面的客人，一直强调我们要做人的工作，首先要知道人家在想什么，有什么疑虑，然后我们才能切实地做解惑释疑工作，真正做到从关心与关怀台港澳同胞、侨胞的切身利益出发。因此，要先听人家的意见，了解人家的想法。要有民主的精神，不能灌输，要改变工作方式。赵炜说，有一次邓颖超接见来访者，她向客人诚恳地表示，今天要先听大家的，在场的客人都很惊讶。一位朋友说：“我第一次见到这么高层的领导人，心里很紧张。今天听到您的这段话，感到很亲切，您的态度是坦诚的，说的话也很实在，没什么客套。我们来就是想实实在在地跟国内领导人谈一谈，把所知道的都提供出来。您的谈话使我感到我的想法实现了，我很高兴。”　　　
童小鹏聆听“邓大姐”教诲　　　
据童小鹏回忆：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是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共同愿望，并为此做了很多有效的工作。“文革”期间，对台工作遭到林彪、“四人帮”的严重破坏，许多爱国的台属被当成“特嫌”看待。　
粉碎“四人帮”以后，党中央在恢复统战工作和落实各项政策的同时，把恢复和开展对台工作作为重要工作来抓。　
我也是在这个时候，重新担任统战部副部长，分管香港、澳门和对台工作。但当时没有机构和专职部长。经统战部部长乌兰夫同意，不久组成了以马正信为局长、龚陶怡为副局长的联络局，并配备了几个干部，工作逐渐开展起来。　
1978年10月，中央批准召开了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会议研究了新时期的统战工作的方针、任务，得到中央的批转。中央在《通知》中指出：“在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仍然是一个重要法宝。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应该加强。那种认为统战工作可有可无和宁‘左’勿右、‘左’比右好的思想是完全错误的。”“现在，台湾回归祖国已经提到我们的议事日程上来，这是统一战线面临的新的重大任务。要放宽视野，把统一战线的范围搞得宽些，只要赞成祖国统一，即使不赞成社会主义制度的人们也要团结。”　
粉碎“四人帮”后，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曾表示，我们要继承毛主席、周总理的遗志，“要在我们这一代解决台湾问题”；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认为“现在条件很好，要重整旗鼓”。于是党中央决定以蒋经国为对手进行谈判，争取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共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并于1978年7月恢复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由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领导。　
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提出：实现祖国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我们寄希望于1700万台湾人民，也寄希望于台湾当局”。建议双方通邮、通航、通商。同日下午，邓小平在全国政协座谈会上发表《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提上议事日程》的讲话。他把“台湾归回祖国，实现祖国统一”作为80年代我国人民要做的主要三件事之一。同日，国防部宣布，停止炮击金门、马祖等岛屿。　
童小鹏说，1979年12月27日，中央批准改组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决定由邓颖超当组长。她对工作抓得很紧。1980年1月1日上午，她参加全国政协座谈会；下午，她就召集领导小组成员到中南海西花厅开会，我和罗青长都参加了。　
第一次领导小组会议，邓颖超讲了对台工作要有时间性、紧迫性；领导小组的任务是调查研究对台湾的方针政策和重大事件，向中央建议，是中央的参谋、助手，必须兢兢业业全力以赴地做好工作。会议接受她的建议，由全国政协发出《致台湾同胞春节慰问信》；决定首先抓对台湾同胞和去台人员家属落实政策的问题；决定将领导小组办公室搬进中南海。　
童小鹏说，在邓颖超的直接领导下，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立即把工作开展起来：元旦决定办公室搬家，2日看房子，3日便搬到新址办公。决定领导小组每周二固定开会，每周至少开会2次，从1月1日至4月4日我在北京的三个来月中，共参加过22次会。每次会议，除廖承志因病请假外，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