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氏当国-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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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人研究汉代地方政治制度，固知其创制之完备与用意之深远矣。然犹不特此也。制度之优良固可补人事之不足，然汉代地方行政之基本原则，及其人事制度之完善，则尤有足多者。西汉中兴今主孝宣帝曾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见‘前汉书。元帝本纪’】。三者并用，换言之，即厉行法治，而不伤儒道雍容的精神。以儒道调和法治，故汉代政风至为纯正。汉武帝时董仲书辈即首倡以经术饰吏事。至宣帝时惩武帝之严酷，政重宽和。故汉宣帝时之政治风气，尤为高雅清正。官场陋习甚微。
后世之言法治者。政府官吏上下之间，但有法定的关系。在上者恒恃法以绳下；在下者至多亦不过守法免过而已，彼此之间，无精神上的联系。以故居高位者每至运用其政治地位，辞严色厉，奴役属僚；居下者亦易流于敷衍公事以取悦长官为能事，而恬不以为耻；甚或承奉长官颜色，用招恩宠。即有贤者，亦难免失其敬业乐群之心肠。但求无过而已，不能发挥其最大的工作效能。以故宫吏上下之关系，如非划若鸿沟，即侵幸阿党。流风所至，清正之士每视从政为畏途，而戒惧敛足。如此则国家行政场合遂为宵小征逐之乡矣。
而汉制则不然。汉法虽严，然官吏上下之间的关系则一以‘礼’为纪纲。上下之间除有法定的关系之外，复以‘礼’维系之。长官属僚，职分主属，而礼同宾主。长官以师长态度以遇僚属。而属僚之与长官则行师弟子礼，上下以揖让相处，无后世之官僚恶习。故以一代大智大贤，无伤于屈为小吏。虽处至卑之位而能安之若素，良有以也。试观即汉代丞相府属官之与丞相，亦仅行师弟子礼，白录不拜。丞相有事于属僚，亦称‘请’，而不日‘召’。属吏有过，司监察者据以报丞相，丞相亲按之，如三日不白其冤，即暗示所控属实。被控者即自行引退，绝无伤于个人人格之尊严。务使被控者内心感愧。散发其良心。而冀其知耻也。盖虽为大圣大贤，不能无过，如偶一不慎遂受难堪之侮辱，则气节之士，将视补吏为畏途而不肖者则日久亦恬然受之不以为耻矣。
丞相府犹且如此，则郡太守县令长更无待言矣。是故太守出典一方，率以礼聘当地俊彦为郡吏。如西汉孙宝为京兆尹，征名士侯文为吏不应，宝乃遇之以宾礼，与之为布衣交，时人美之。故汉代太守之征聘郡吏也，直同在位者之‘趋士’，因之侧身官府者多引以为荣，非同在下者之‘慕势’也。故一郡名流归之如水之就下也。以故官府之所在即是一郡名流荟萃之所。上下之间以礼让相维系，以法令为依归，在下者不卑不亢；居上者不纵不抑。后世失之，遂流为官场逢迎之仪式矣。
节要而言之，礼治与法治相互为用，则礼治不致流于颓滞；而法治亦不致流于冷酷，故能政风穆穆，而政府于人民之间亦庶几无截然之鸿沟也。以故西汉郡守虽如黄霸、龚遂之宽和，而吏无骄纵不法之习；即如严延年之酷，而属僚亦不乏良吏，良有以也。至后世此风渐颓，晋陶渊明乃有折腰之叹矣。
再者，汉代地方政治之特点，更以其富有民治之精神也。试观太守受策由其一方，俨然唯我独尊矣。然汉制非本那人不得为郡吏。放太守隶属诸曹，率由本那士民任之，佐治其郡，是不啻以其民治其地，而由太守总其成。郡丞统领后曹为幕僚长，率百僚佐太守为治。以本那人参太守幕府。既如以‘科员政治’目之，则负一郡之实际之政治运作；而既以同那人组成太守府‘后曹’，则不啻为一变相之参议会也。且复以学有专长之士组‘议曹’，佐太守议郡政之得失，直是一专家委员会，作太守之顾问机关，太守但秉中央政令，维系对中央关系，擘画大计，总其成且。故汉代的地方政治能得乎民治之长，而不致失其向心力也。
其县政亦复如是，县吏既出诸察举，更有所谓‘三老’、‘孝悌’、‘力田’者，皆一县年高德勒之士。与县丞尉以事相教，让政治得失，是亦不啻一参议会也。是亦汉代政治之特点，不幸傅至后世则变质矣。（五）汉制为后世所不及
今日试一回顾我国政治制度之沿革，莫不祖述汉制。流变二千年，举凡中央地方之设官升职，几皆不脱两汉制之范畴。且后世因袭汉制，往往失其原意而流弊滋生者。盖后人之因袭汉制也，有但取形式，而忽略其用意者。或有模仿其用意，而失其人治之精神者，几经流变则变质矣。
试观汉代之实两级地方政治，太守出典一方，中央即付以专治一方军法政财之大权，及选举进贤之责，独掌士子上进之途，有专杀之权，集一切大权于一身，俨然一土皇帝。然行之百年，不特流弊绝少，且治续斐然者，实有赖于监察制度，与人民参政制度之得法也。刺史不干涉地方行政，实行其超然监察制，且专以举察郡太守为事，故行政与监察制渡，各自发挥其最高效能，而无相互牵制之弊
且人民与政府之间无截然鸿沟，以其地之民而治其地。如郡县属吏，对行政长官，既可作积极之佐治，复可作消极之监督。既为负责实际责任之政府官吏，复为变相的参议员，负有行政、监察、建议的多重意义，故于一郡县之行政得失，所见尤深。即有建议，亦不至于流之空洞；而兴利革弊亦能便捷从事。试以之与今日民主政治之地方人民参议会制，作一比较，正不知其孰得孰失也。而郡太守一秉中央为治之原则，以其民，治其地，而总其成。长官幕僚相互依赖，故地方既不致失其向心力郡守亦不得以政入私门而刘公得道，鸡犬升天也。
而维系此优良的政治制度，自亦有赖于为政得人而为政得人，端赖于政风之高雅清正，而汉代政治即能充分表现其雍容儒雅的政风。上下一以礼为纪纲。居上者，既作之君，复作之师。不以位高权重而倨傲；居下者，既为之佐，复为之宾，揖让相处，不以居下为卑贱，已故政风高雅，无后世官场之陋习。以故郡守一旦征辟，则名流节士归之。虽微人皂吏衙役，亦能不失纯正。以故但有贤明在位，不亲小事，亦可一郡大治。如两汉知名之士，每多为毫无行政经验之匹夫，然一经政府征辟作不次不迁，亦有擢为郡守，一郡竟能大治者，良以此故。后世相传有所谓‘卧治’为美谈者，良非史家专美之辞也。及观乎后世之政治场合，一味以官术相尚者，能无慨然。
窃以两汉之盛，基于民生之安定富庶，政治修明实为民生之本，而地方行政尤为国政之基。或谓两汉政治头重脚轻，实则汉代中央政局，虽仍限于帝制政府寡头政制之格局，而其地方政治组织与运作，却于无形中早开民政治之先河也。（本文小标题为作者所补入）
王刚解纽 军阀割据 政客纵横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最糟乱的一段时期，应该就是民国初年的所谓军阀时期了，而军阀时期实在是从袁世凯死亡之后才正式开始的。因为在帝制前，袁氏主政下的北京政府，还是一个可以号令全国的政府。地方军头还不能目无国家法纪，随意横行的。野心政客虽然也难免结党营私，但是在大一统的国家之内，纵横捭阖，多少还有些顾虑。可是到袁氏一死，那才是真正的王纲解纽，全国皆兵，政客纵横，中国近现代史才正式进入一个所谓‘军阀时期’了。这也就是笔者在拙作里，不厌其烦的一再解说过，我国史上第二次大转型，从帝制向民治转去，这个总方向是必然的，不会变动的；但是在各小阶段中的变动，则往往是偶然的，不可捉摸的，和反覆无常的。这个偶然出现的军阀阶段，就是个很标准的说明。
所谓‘军阀’者，便是一个军人，拥兵自重，甚或割据一方（一区、一省、一县，乃至一城、一镇、一乡、一村），在名义上，他还是国家军政体制上一个有名分的单位，但是在实际的权利运作上，则是个不受政府法令约束，而自作自为的独立王国。在中国的传统历史里，通称为藩镇。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这样的一个军人就叫做军阀了。‘军阀’这个现代名词，似乎是早期日本人从西文Warlord翻译过来的。所以军阀有大有小。大的可以统兵数十万，占地数省，自成派系。有时甚至可以暂时取得国家元首的地位，如曹锟、段祺瑞、张作霖等等皆是也。次一级的，如山西的阎锡山、广西的陆荣廷、新疆的杨增新和后来国民党时代的山东的韩复矩、四川的刘湘、新疆的盛世才等等也都是军阀。再小的，有的只有枪兵数十人，占领区域不过一两个小城镇，但他也可征夫抽税，自治自为，不受任何法令的约束，做个最小最小的土皇帝。
李宗仁先生在他的回忆录中所说的那些广西地方军头刘日福、陆云高、陆福祥、蒙仁潜、林俊廷、陈天泰、张春如、梁华堂等等，‘人枪较多的，自封为自治军总司令，或师长旅长；人枪较少的，则自称为司令、帮统、营长不等，各视本身势力而定。割据一方，派县长、设关卡、征钱粮，各行其是。’【见李传第十三章】。这些都是当年在广西省内，土生土长的小军阀。笔者回忆幼年时期在安徽家乡就知道一些割据乡镇的小军阀。记得有个诨名叫魏三闹的‘司令’兼个小镇的镇长，他一共只拥有枪兵二三十人。但是他摊夫派税，‘保护’一镇的治安竟至数年之久。上级的县政府中的县长，在动乱时代，皆存五日京兆之心，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因此对他也不闻不问；他对上级也向不买赈。彼此河水不犯井水，相安无事；虽然他们平时也有些礼貌上的往还。上级的县长来来去去，而魏三闹却能在本县之一角，稳坐钓鱼台，不受太多的影响，而一镇居民的生命财产，却多赖他的‘保护’呢。你能说魏三闹不是个土皇帝、军阀？
据张学良将军，英雄不论出身低的告诉我，张作霖早年当‘胡子’时代，也是个在东北地方上收‘保护费’的张三闹。后来愈闹愈大，才被招安当了管带（营长），以后由团长、旅长、师长、军长，而总司令，而大元帅。割地为王，他在东北所统治的地区，加上后来‘入关’所占领的地盘，竟远大于欧洲史上有名的神圣罗马帝国；最后主政中枢，竟然变成了全国一人的国家元首，虽然他只能统治‘九省三市’【见下卷论奉系专章】。
长话短说，地方军阀之形成，在一个国家强于社会的帝国之内，中央政府一旦失控，古史上所谓‘王纲解纽’，一解到底，全国顿成无政府状态，‘遍地黄花开’（这是太平天国时代地方成无政府状态，群雄并起时的安徽土语，倒颇能道其实况），就形成大小地方军阀割据的局面了。所以这些军阀也不一定全是坏人。农民领袖乘机起义，打天下，固无论矣。有些游离军队（像李宗仁在六万大山中落草）和正常士绅，组织武装自卫，也未必全是坏事。这样，始割据，终兼并（三字经上的话）野心家或革命政党，再乘机逐鹿中原，逐渐兼并的结果，终成两强的刘、项之争，或国共之战，中国政局就再次从合久必分，到分久必合了。这个循环，在古代中国如此；在近代中国还是如此；在转型期的中国，尤其如此。我国近现代史上，从袁世凯死后的分裂，到毛泽东生前的统一，就是这个循环很标准的现象。
袁死后各省督军省长一览
今且将袁世凯死后各省的督军省长，制一简表如下。这个表显示出中国军阀时期，全国军阀分配的基本情况，下围棋的术语，叫做‘布局’。黑白两方棋手，把整盘棋的‘金边，银角，屎肚子’，都大体你一子，我一子，作个总体的割据规画，然后再分区厮杀。每区双方都要围绕着，可以独立生存的‘眼’，建立根据地，向外发展。先是一县、一省的各自独立；然后搞联省自治，或五省联军；或五省、七省、十三省联盟；最后才逐渐连成黑白两大阵营，刘邦、项羽；蒋、毛，国共来一决雌雄。下列这个袁氏死后，地方各自为政的督军省长的分配，就是民初军阀割据的总布局，以后的军阀混战，就是根据这个总布局，分区混战下去的；有些地方军头的势力，竟延长至十余年至数十年之久。例如由张氏父子所统率的奉系，直至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的‘九一八’，才开始崩溃。山西的阎锡山；广西的新旧桂系；云南从唐继尧到龙云、卢汉，都一直延长到中共席卷大陆，才真正结束。人民政权初期的高岗，中期的林彪，也都有割据的野心，而出师未捷身先死。后来邓小平，口口声声不离‘稳定’；目前提心吊胆的江泽民，最怕的也是国家分裂，军阀割据重见于中国。他们对建立法治民主的制度，没有信心，才回头走袁世凯、段祺瑞用武力镇压的老套路。下面的一览表，就给与我们一幅军阀时代最原始军阀分布图，读者可一望而知当时的情况。其后的演变，也就不离按图索骥了。
袁后中国各省督军省长一览表（一九一六年夏季）
东北地区：奉天（今辽宁）张作霖 督军兼省长
吉林 孟恩远督军 郭宗熙省长
黑龙江 毕桂芳省长兼督军
华北地区：直隶 朱家宝省长兼督军
山东 张怀芝督军孙发绪省长
山西 阎锡山督军沈铭昌省长
西北地区：陜西 陈树籓督军兼省长
甘肃 张广建省长兼督军
新疆 杨增新省长兼督军
华中地区：安徽 张勋督军倪嗣冲省长
河南 赵倜督军田文烈省长
湖北 王占元督军范守佑省长
湖南 陈宧督军兼省长
江西 李纯督军戚扬省长
东南地区：江苏 冯国璋督军齐耀琳省长
浙江 吕公望督军兼省长
福建 李厚基督军胡瑞霖省长
西南地区：四川 蔡锷督军兼省长
云南 唐继尧督军任可澄省长
贵州 刘显世督军戴戡省长
华南地区：广东 陆荣廷督军朱庆澜省长
广西 陈炳焜督军罗佩金省长
上列简表为笔者根据政府公报等官书，及当时媒体报导辑成的，只是让读史者知其大略情况足矣，细说就太琐屑了。例如蔡锷督川未逾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