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氏当国-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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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美国参战以后，协约国在欧战中的最后胜利已十分明显，因此中国应该参加协约国，庶几在将来的国际和会上，有争取胜利果实的权利。
中国的着眼点则集中在山东半岛，因为日本志在战后，承继德国在山东的殖民地而扩大之。中国要抵制日本，收回山东半岛，就非参加战后和会不可。要参加将来的和会，目前参战而成为战胜国，实为必需也。
再者，中国参战之后，不特可以立刻收回德奥等国在中国的所有租借地和一切财产，停付对德奥等国的庚子赔款；还可以参战为借口，要求缓付对协约国英法美义等国的庚子赔款，其年均总数皆在两千万以上。由缓付开始，战后中国，更可乘机要求全部停付一切赔款。前途无限，利莫大焉。
抑有进者，在段党看来，中国参战还得有其参战军。段政府正可乘机扩大国防军，增加北京政府在国内外的军事力量。为着扩军，政府还得整顿税收，交涉外债。总之，对段政府而言，参加世界大战，对中国是有百利无一害的，所以段氏主张接受美国邀请，立刻参战。事实上，段氏为着参战，几乎废寝忘餐，全力以赴。其刚愎自用的个性，在参战政潮上也表露无遗。反参战也另有理由可是站在段之对立面的黎大总统，就同床异梦了。黎元洪何以反对参战呢？说穿了，黎与段至此已是势成水火的政敌。凡敌之所好，我必反之，已成为转型期中国政坛的公式（包括国共两党当政时期）。更重要的还是，黎此时是一位徒拥虚名的政治领袖。但他却有其被利用的政治价值。这时刚刚恢复建制的老国会，和国会之中的多数党（老国民党各派系），和他们现时在野的老党魁孙中山，以及当时盘据西南数省的实力派，像原护国军首脑、现任云南督军的唐继尧、广西督军岑春、广东督军陆荣廷，也都声明反对参战。在他们底影响之下，京沪各大都市中一些商学团体也反对参战。并在北京政府中公开表示拥黎反段。这一来，中国是否应该参战的问题，黎段两派，就旗鼓相当，政府也就随之一分为二了。那位原无政治实力的黎大总统，在各实力派一致拥护之下，也就顶起了‘反参战’的半边天了。（关于参战辩论和舆论的原始文件，上引‘北洋军阀’，第三卷，颇有选录，见页五六─九九。）
反参战的理由何在呢？说来也是大可理解的。就以孙中山先生来说吧，站在一个民族革命家的立场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原来就是一埸白色帝国主义抢夺殖民地的战争。我们这个深受帝国主义之害的中国，有什么理由来参加他们帝国主义之间的分赃战争呢？
再者，在一个革命家看来，中国问题之彻底解决，是个革命成功与否的问题。不幸的是辛亥革命半途流产，革命果实被北洋军阀，拦路打劫去了。现在‘革命尚未成功’（中山口头语），弄得民国不如大清。目前中国的当务之急，是打倒军阀，完成革命。如今袁去段来，军阀盘据如旧，全国上下，还要拥护军阀，乘势壮大，去参加欧战，岂非舍本逐末？所以孙中山就反对参战了。孙中山当时在国内是颇享清望的，在他底号召之下，商学各界，就深受影响了。
至于西南各省的军头，为何也反对参战呢？那就更不难理解了。他们所反的事实上却是北洋系这一政治实体，而非‘参战案’这个政策。因为时仅一年之前，在反袁世凯帝制的‘护国战争’期间（一九一六春季），他们初次摆脱了北洋系的控制，颇尝南北分治的政治甜头。如今袁去段来，北京政府虽然少了个皇帝，然北洋系控制北京政府的本质，却是换汤未换药也。加以他们原来又都和革命派甚为接近，虽然无爱于国民党，但是他们原和黎元洪一样，也都以民国的缔造者自居，对北洋系的军阀，忌嫉与憎恨兼而有之。如今眼见段派北洋系以参战自肥，他们以反参战为借口，而达其拥黎反段的目的，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若论部分国会议员之反参战，其所反者，实际上亦系北洋系之专政，非参战之政策也。中国参战与否，对他们实在非关闳旨。若在任何情况之下，能使北洋系政府垮台，由国会议员来组织责任内阁，则参战与否，原不在话下也。
一言以蔽之，这也就是‘转型期’政治现象的可悲之处了。各实力派都要利用响亮的政策问题为借口，来大踢其与政策无关的政治皮球，从事权力斗争而已。还是李宗仁先生的话说的好：‘在大家斗到白热化的时候，哪还想到什么国家民族啰。’
制宪、参战，两大政治皮球
上面的例子还只是唐氏以亲戚身分，私人干政；国会就不同了，它是中央政府中三个分权单位之一。它如遇事必反，把政府所制定的政策，当成政治皮球，在议会中踢来踢去，这个中央政府便要搁浅了。今日台北政坛的混乱，多少也似乎与这个传统有关。当年的当政者的袁段蒋毛之憎恨议会；后来邓江诸公对议会政治的顾虑，显然也在此。
从大处说，当年黎段当政时代的国会里，就有两大皮球被踢来踢去，最后闹垮了段祺瑞内阁，引起轩然大波，使尚在襁褓之中的议会政治瘫痪到底，天下大乱，至今还令人谈虎色变。这两大皮球，第一是‘制宪’；第二便是‘参战’。
先谈谈制宪，前文曾说过，当年搞政党政治的政客们，最高的理想，和最大的兴趣，便是制定宪法。他们认为，只有实行三权分立的宪法，才能约束独裁，防制寡头。让政党党魁组织责任内阁，使政党政治发生实效，才是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根本办法。他们这一理想，在袁世凯时代，被老袁彻底的粉碎了。如今到黎段时代，他们就企图重振旗鼓了。因此，在老国会恢复之后，国民党的精英都集中到一个新组织的‘宪政商榷会’去了。进步党的精英则热衷于他们的‘宪法研究会’。两党的本身，对他们活动分子来说，似乎都是次要的了。
一百年快过去了，今日我们回头看去，所谓宪政运动，在民初中国，似乎只是笑话一场（且看纵在五十年后，刘少奇还曾手执宪法，向红卫兵喊叫的惨事，其余就不必多说了）。这就叫做‘文章不与政事同’了。但是在当年的国会里，他们却搞得煞有介事。黎总统当时对政党政治就表示支持，段总理，尤其是段之下的省级军阀和政客，对他们就存有戒心，而要加以压制了。
但是国会毕竟是人多势大的机构，段系只是一些旧式军人和政客，他们一不会组党来以毒攻毒；二不会发动革命群众来助纣为虐。他们只能利用便衣军警用零星小钱，来雇用街头失业游民，甚或乞丐妓女，来组织所谓‘公民团’，以最可笑的方式来包围国会，作其下流的反击。反击无效，他们就动刀动枪来对付国会了。秀才遇到兵，这民二老国会，终于被张勋的枪杆解散了。
从‘无法无天’到‘法令如毛’
前节已言之，黎段二人的工作关系如何界定，就只有依靠‘民元约法’上的几十个字了。一旦他们府院两造，对这几十个字的意义，发生了疑问，由谁来解释（释宪）才算正确呢？纵使另有权威（大理院）解释清楚了，有谁能来强迫两造服从（司法）呢？两造纵使都愿意服从国家的法律，则每项政治设施和处理，都得有其特定的法规（行政法）呀！这样一来，岂不是法令如毛了？
老实说，朋友，任何先进的法治国家，都是讼棍如林，法令如毛的。那些都是几十年，乃至几百年积存的成就，不可一蹴而几也。像毛主席在人民共和国当政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法律也没有。从这样一个无法的落后国家要转变成法令如毛的现代化法制国家，就非一朝一夕之功了。法令不全，则贪官污吏、高干子弟，就要钻其法律漏洞来化公产为私产了，就以目前江朱李三公所领导的中国为例吧，大陆今日是迅速的现代化了，为着实际需要，也是法院如林，法官如毛了。但在这如毛的法官群中，据说却没几个法官真正懂得啥叫法律呢！法学教育尚不能配合需要嘛。所以距离真正的法治，纵在今日，都还有一段长路好走呢，何况百年之前？（广东近有法官一万零五百人，六年前有四成半无大专学历，今稍好，然仍有二成。近年有法官六○五人，因不称职，而被免职，见纽约‘世界日报’二○○一年十月七日。）
在民国初年，军阀政府比毛泽东的无法无天虽略胜一筹，但是当时中国的法令也没有几部，大家谈‘法治（制）’，大半也都是搞不清楚的瞎扯淡（例如作为黎大总统喉舌的饶汉祥，就不懂啥叫‘法人’，他以为法人就是‘公务员’因而自称‘汉祥法人’。为此，他也就有了个外国诨名，叫做‘巴黎人’了）。
虽然那时政府之内，也有许多‘了不起的人’（胡适语）像梁启超、王宠惠、顾维钧等人，但是他们只是九牛一毛，一毛要牵动九牛，那就是幻想了。这些洋东西，直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毛泽东、邓小平都还不能掌握，民国初年的政客、官僚和社会大众，就更是花岗石头脑了。花岗石中所保存的就只有毛主席所说的‘下级服从上级，全国服从中央’了。读者贤达，您千万不能以‘现时观念’来厚责古人啦！思想转型是有其强烈的阶段性呢。一切都是黑猫白猫慢慢地摸索出来的，慢慢地培养出来的，哪能一索即得呢？明乎此，我们就知道，黎段两个老军阀，把个府院之争，闹得水深火热，就更不难理解了。
在老黎心目中，乃至在他身边，为他撰写文告的‘巴黎人’饶汉祥先生的忠告里，他是一国元首，下级服从上级的最高上级，掌握著「印把子’，号令全国，怎能作橡皮图章，只盖印不管事呢？
可是在段的眼光里，乃至在他不可须臾离的秘书长徐树铮的认知中，中国当时实行‘民元约法’是责任内阁制，他段总理才是全国的最高行政长官呢。黎总统只是个花瓶，哪能遇事干扰国务院的行政呢？所以徐秘书长对总统府就颐指气使了。他两造原来是各有道理，在一个现代化的民主国家里，他府院两方的正常关系，应该是分工、合作，双方依法行事。可是行之于中国，双方的关系就纠缠不清了。长话短说，他们的关系就变成不分工、不合作，不依法行事。事实上，也无法可依。所以他们的府院之争，也就永远无法和平解决了。其骨牌效应，至今未已。
幕后的经济暗盘
以上所述都还限于中国政坛上冠冕堂皇的表面文章呢，历史家如揭开他们舞台后面的帏幕，看看他们台后的运作，就与台前颇有不同了。因为在民国政治史中的政争，和其他历史上的政争，也只是大同小异的，那就是政治背后往往还有其经济暗盘也。首先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也是国际关系史上所谓秘密外交的高潮期。表面的公开外交是一套，暗盘中的秘密外交又是另一套。第一次大战期间，也是世界历史上国际间秘密条约最为茂盛的时代。君不见，我们轰轰烈烈的爱国‘五四运动’，不就是因为中日之间的密约曝光，而爆发出来的？从秘密条约搞起，对本国或异国当权派，和有影响力的政客军阀作经济之贿赂，那就更是不在话下了。
在参战案初起之时，欧洲战场中对立的协约和同盟两集团，对中国的参战与否，都极为重视。对协约国的英法来说，日本既已参加了协约国对德作战了，中国再随之加入，德奥在亚洲的势力，不用说就全部扫地出门了。中国虽是个老大无用之国，它却有无限的人力资源、廉价劳工、原料和市场，能补协约国之不足。还有就是日本，乘欧战方殷，在东亚混水摸鱼，已势不可遏。日本曾为英国在远东的贸易之劲敌。为久长之计，制衡日本，为战后重返亚洲着想，英法两国都有强拉中国入伙参战之必要。
对同盟国的德奥来说，中国一旦对德奥宣战，不用说它们在中国数十年来所享有的一切外交特权、租借地和所有的经济设施，立刻就化为乌有。他们留在中国的所有商人、官吏和情报人员，全部都要被作为战俘而失去自由。所以柏林也就使出全身解数，派出最资深专家和有影响力的外交家，挟大批马克，来华活动；并暗中资助（事实上也就是贿赂了）反参战人士反参战到底。口头工作效率不够，双方对中国各实力集团，就用美金、马克作重赀贿赂了。
顾维钧V。S唐绍仪
经验丰富、观察入微的当年的国务总理顾维钧先生，就曾经告诉我一则他亲身经历的，和他岳父唐绍仪龃龉的小故事：
据顾氏回忆，在他第一次出使华府时，适逢袁死段继。国库枯竭，官府薪饷不继，财政总长陈锦涛，乃连电顾使在美国试举外债，以渡难关。顾氏奉命之后，乃使尽浑身解数，在美国银行界寻觅不带政治条件之放款。并尽量避免旧有借外债之陋规，压低利息，为中国举债六百万美元，以济北京政府的燃眉之急。交涉完满解决，北京大乐，优电褒奖。顾亦私心自庆，斯为中国政府举借外债以来，条件之合理与优越，均为前所未有之创举。殊不知正在此欢庆期间，顾家突然收到岳丈大人、前国务总理唐绍仪拍来的急电。严嘱顾氏停止此项交涉，注销此项外债。顾氏接电之后，夫妇皆为之惊诧不已。顾如遵岳丈之嘱，一通电话，便可立刻中止此一外债之签署，则北京政府便立刻陷入经济危机，段内阁即有倒阁之虞，国家势必再遭动乱，前途可能也就不堪设想。
当顾氏告诉我这段秘史时，我问：唐前总理此时退休在沪，何以忽然静极思动，起而干涉朝政呢？顾说：唐绍仪是国民党员，此时他显然是奉中山之命行事也。我问顾氏，在此公私两难的夹缝中，您自己何以自处呢？顾说，他身为国家驻外使节，一切当以国家利益为重。此时国家的安定问题要紧，他们自己私人间的翁婿之情，就不应该越分了。我再问，当时国家统一，国民党也是支持北京政府的嘛，财政总长陈锦涛，不也是国民党员参加内阁的吗？何以唐绍仪还要乘危捣乱，制造政潮呢？顾说正是这话，他覆电岳父，也就说这次举外债，是奉财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