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氏当国-第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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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米，入关未成，反被打得头破血流，退回沈阳（原名奉天或蒙古屯）。（见‘图三’上部）
正当华北的曹吴对奉张在长城各口打得炮声隆隆之时，华南的粤系（刚打平两广的国民党）阵营之内也出了事，孙中山和陈炯明拔刀相见。孙陈失和始于一九二二（民国十一年）四月。粤军因此放弃了广西地盘（新桂系李宗仁因此乘势而起），孙陈同时回据广州，到六月十六日便发生粤军炮打孙中山总统府的事变了。
在粤军枪炮声中，中山易服出走，几遭不测，而孙夫人宋庆龄受惊过剧，竟至当街小产（见何香凝回忆录）。这次广州事变的过程，不前不后，正与华北的第一次直奉战争同时发生，又是一记同时平行发展的‘区域内战’。（见同上‘图三’）可是胜败原是兵家常事。这平行发展的两记内战中的胜利者，两年之后，又都变成了输家。原来陈炯明既赶走孙公便独霸了广州，而广州却是当年华南（今日仍是如此）最‘肥’的城市，为南中国大小军阀所垂涎。中山既失广州，国民党的主流派乃号召散居邻省并与国民党略有渊源的游离小军阀，入粤勤王。果然各路英雄闻风而起，一致冲向广州，如水之就下。陈炯明孤军不敌，终于一九三一年底败退东江。一九二三年二月，孙中山又重返广州执政，改原‘总统府’为‘大元帅府’，自任大元帅。夺回广州地盘之后，中山原是当年华南‘统派’（且用个今日台湾流行的名辞）的领柚，不甘心雌伏于广东一省，乃信使四出，既要联络逐渐得势的奉张父子，也要争取皖系的残余势力，一致打倒贿选当政，盘据北京的直系曹吴。──所以孙中山先生在晚年率领一些大小军阀，不断的搞其‘北伐’，和奉张父子率其奉军精锐，累次‘入关’南下，二者并无太大的区别。事实上他们都是当年军阀混战中的主要成员。（见图三）
再者，孙陈之争最后中山转败为胜，卷土重来，其情况与张氏父子在‘直奉战争’中，转败为胜，卷土重来，也是平行发展，一模一样的。原来盘据北京的直系军阀（曹、吴），在打败奉系之后，因胜而骄，终于演出一幕‘曹锟贿选’当总统的丑剧（一九二三）给奉系以卷土重来的机会。在全国各界一致支持之下，奉系的张氏父子于一九二四年九月再度率大兵入关。直系曹吴全师迎击，这便是史书上的‘第二次直奉战争’了。（见‘图三’上部）
奉军此战不但秣马厉兵、志在必得，战前并以重金贿赂直军前敌将领，那位有名的‘倒戈将军’冯玉祥。因此在两军激战正烈之时，冯氏忽然于长城前线‘倒戈’，并于十月二十三日回师占领了北京，幽禁了曹锟总统。前线各路直军因之一败涂地。吴佩孚仅以身免，自海上逃往华南。（见同上）自此华北和东北连成一气；长城内外九省三市（按：‘长城内外九省三市’分别为辽吉黑热察绥直鲁豫九省及北京天津沈阳三市），就逐渐变成奉系军阀主宰的天下了。
民初的军阀混战发展至此，首先由合而分；接着再由分而合，便逐渐走向传统的套路，终至楚河汉界，刘项相争（或后来的蒋毛对立）的局面。但是在两强对峙、你死我活之前，双方还得清理战场，整合内部，才能短兵相接，一决雌雄。为此奉张不惜恩威兼施，以达其整合华北之目的。一面以高位重金招降旧皖直两系之残余，以为己用。另一面则以武力驱逐依赖苏俄，日渐赤化之冯玉祥。
奉张的另一着棋便是向广州的中山先生示好，也邀请中山北上共商国是。以奉系九省三市的地盘与实力，中国如能和平统一，则天下谁属就不难想像了。
可是以电脑细查凡四千万字的‘二十五史’，我们也找不出中国历史上有‘和平统一’的先例。试问我国历史上哪一个朝代不是枪杆打下来的呢？──刘邦叫做‘马上得之’；毛泽东叫做‘枪杆子出政权’。
孙中山先生原来也不相信‘和平’可以‘统一’。所以他晚年一直在搞他底毫无希望的‘北伐’；与陈炯明弄翻了，他由于中山坚持‘北伐’，并力主参加军阀混战而起。他的‘遗教’上也分明指出统一中国必须通过一段‘军政时期’。
不幸，此时蜗居广州的孙大元帅却英雄无用武之地。他的大元帅府设在广州的士敏土厂；可是他大元帅的命令却不出厂门。那时帮他赶走陈炯明的原是外省‘来粤就食’的流亡小军阀，如来自云南的杨希闵、范石生；来自广西的刘震寰、沈鸿英；乃至中山的老同志在母省湖南政争失败的谭延辏А⒊糖焙退堑南婢踔林猩降睦习嗟住⒔槭睦仙纤驹辆芩玖钚沓缰堑鹊龋际且慌徽鄄豢鄣木删АＫ抢丛辆褪橙琶袷钦妫邓锔锩羌佟Ｋ蔷偷卣魉罢骶瑁贪陌剑蠓⒑岵疲锎笤б卜植坏揭晃模撬嵌际谴笤У牟肯隆５彼桥锰炫嗽梗愣习傩罩寥涛蘅扇讨保笤Щ挂嬲庑┬【П澈诠亍Ｋ裕谀且欢巍龉愣说谋А贝嬲芪臼∪恕祷暗模炊悄切┲髡拧寥酥卧痢某戮济鳌⒊铝ü阒萆掏抛馨欤┑确锤锩摹淹健）ぉに镏猩较壬淙凰档寐诘墓愣埃缘钡毓愣习傩绽此担愕娜词且恢至畋臼∪瞬荒芩醯摹饫凑ā ）ぉに阅鞘惫愣∧谡嬲睦杳癜傩帐翟谘崴懒怂镏猩剑褪且蛭猩胶么笙补Γ倮戳宋奘∧谑⊥獾南罕方压愣梦谘陶纹脑倒省）ぉけ收咦鞔舜蟛昏钢裕钪降呈芳叶蓟峥谥锉史サ摹５侵醇蚨咦苡σ允肥滴萋铩�
中山那时为南方小军阀搞得走投无路，乃玩个新花样搞‘联俄容共’。可是俄岂好联？共岂易容哉？此事非本篇主旨，容另论之。中山其后不得已只好放弃‘北伐’，转而于一九二四年秋，接受北方三大军阀（段、张、冯）的联合请柬，北上首都去搞其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和平统一’未成，却于翌年三月赍志以殁。
可是话说回头，中山如不北上而病死首都，则广东的政局便不能发生后来的蒋氏独裁，江浙帮回潮的局面。盖中山如仍健在广州，则蒋介石这位宁波佬要想一口气赶走三位‘本省元老’（胡汉民、汪精卫、许崇智），实不可能也。蒋氏后来之能扶摇直上者，成败之鉴，关键在中山之短命也。──中山一死，介石才能抓住军权不放。终能扫平东江、清除杨刘、放逐许氏、逼走汪胡、压抑共党、联络李白（新桂系）而统一两广。有两广地盘与实力作底子，搞出真正的‘一国两府’，然后‘革命军’的蒋总司令才能北伐中原，和‘安国军’的张总司令，一决雌雄。直至张老帅于一九二八年六月四日在皇姑屯被炸身死，中华民国的‘北京政府’也正式关门之后，南京的‘国民政府’始被全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一致承认为中国的合法政府，才结束了那历时十六年的军阀混战之局。（见‘图四’）
以上的四个圆圈的图解，目的只是把袁世凯死后，南北军阀十多年的‘混战’清理出点眉目，找出点系统，让一般读者和本科学生不致因‘混战’两字便对军阀时期这段历史，望而却步就是了。所以这看图识字的方法对研究‘军阀史’只是个起步，虽然这个起步的知识，对许多非专业人士，甚或中学文史老师作为班上文史教材，已经很‘够’了。我所教过的美国‘在职训练’课程中的大批中学老师，便很诚恳的向我说过，有的还备有礼品相赠呢。
但是这‘起步’对求知欲旺盛，有更上层楼愿望的读者和听众，就应该另有阶梯，循序渐进。这就是我想进一步浅介的‘四方’图表了。
在国外大学里教授中国近代、现代、当代中国史，其最难讲授的一段，我个人的经验，是莫过于中华民国初年，军阀时期那一阶段了。这一阶段的中国史是一段军阀混战史，而军阀又分‘皖系’（安福系）、‘直系’、‘奉系’、‘桂系’和有实无名的‘滇系’、‘粤系’，另外还有无数其他的小集团、小派系。
各系军阀之外，帮凶文人还组织了一些政客的小集团，什么‘研究系’、‘交通系’、‘政学系’等等数不清的帮派；有的还挂着政党的招牌，从事政治活动。真是系类纷繁，莫衷一是。──他们打起仗来，又是什么‘护国’、‘护法’、‘直皖’、‘直奉’、‘定桂’、‘援鄂’……，打仗的将军们，又有什么绿林大学毕业、倒戈将军出身等等……，总之，一个历史家要把这文武各系的来龙去脉，抽丝剥茧，弄出个头绪，真谈何容易。再要把这个错综复杂的故事，向你课室里一大群青年学生讲解清楚，那就难上加难了。你的学生如果再是对中国甚或东亚都一无所知的五色洋人，那几乎就不可能了。
在五○年代的中期，笔者尚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当研究生的时候，由于毛周诸公闹出的‘中国热’，使美东十数家大学都开了些‘现代中国’（Modern China）和‘当代中国’（Contemporary China）一类的课程。选课的学生除‘本科生’、‘研究生’之外，还有一些‘成人教育班’（Adult Education或General Studies）中的成人，和大批的中学教员和公务员。因为那时的中学教育也受感染，中学课程中也不免要讲授有关中国的课题。那些对中国毫无所知的公教人员，这时甚至在学校和政府的特别资助之下，也临时抱佛脚，来搞点‘恶补’，所谓‘在职训练’（In…Service Training）。──因为他们之中很多人对毛泽东究竟姓毛或姓东；蒋介石姓蒋或姓石，都搞不清楚。至于‘北京大学’是私立（像哈佛和哥伦比亚一样），或是州立（像加州大学），那就更莫名其妙了。再谈起‘国立’北京大学，这‘国立’二字就更费解了。美国有啥‘国立大学’呢？！──所以那时各大学和补习班，对各阶层的中国学教师，真是需才孔急。
笔者这个‘研究生’，那时在哥大所‘研究’的原非‘中国学’。但是打工自给的‘蓝领工作’实在太辛苦；想找个‘白领工作’轻松轻松，所以就经友人介绍，到纽约市立各学院的夜校，干起‘月光教师’（moon…lighting teacher），教起‘中国现代史’来了。
教中国现代史的第一堂课便是‘军阀史’（China under War lordism）。乖乖，皖系、直系、奉系、桂系……，我从哪一‘系’讲起呢？──最初我讲得结结巴巴，我的学生也被我讲得晕头转向。这宗新媳妇的过程，岂是老师没经验，学生没底子哉？未必也。君不见纵迟至今日，一谈到军阀，几个汉学大师不晕头转向呢？不信且去翻翻那本最近才出版的光彩辉煌的‘剑桥中国史’便知道了。这部号称最具权威性的钜着，说起军阀来，还不是结结巴巴，不知所云。
‘北洋军阀’这段历史的确是很复杂。但是当老师的在课堂之中，不管面对的是那一种学生，讲起中国军阀来，只能结结巴巴的蒙混过去，吾不信也。既然吃这行饭，就得讲个清楚。试讲若干堂之后，我乃以幼年学习英文文法的办法，把这群最复杂的军人和政客的故事，来‘表解’（diagram）一番。这就是本篇拙作所想‘浅介’的海外教学经验，那两张‘四圆’、‘四方’的图解了。
想不到这两张小图表──一张专讲‘军阀混战’；另一张则讲‘政客乱政’──倒十分管用。讲课时把它们分别向黑板上一挂，然后教鞭所触，不特来自非拉两洲的大一新生，顽石点头，那些早有硕士、博士学位的恶补教师和商场律师们也大为称赏。后来在长春藤盟校研究院之内很多准博士和未来的大使学人，也不禁鼓掌欢迎。因为这两组小图表，原是可简可繁，可浅可深的──其浅也，则一目了然，游鱼可数；其深也，那就卧龙藏蛟，没个潭底了。各阶层学生可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自得其乐而互不干扰也。个人一得之愚的小经验，对海内外的同行师生或不无参考的微效，因不揣浅薄，自珍敝帚，略事回译，聊博同文一粲。若不吝惠教，那就抛砖引玉了。
直系曹吴也自成一单元
直系的曹吴当权时期（一九二○──一九二四○）
论才干，甚或论道德，曹锟、吴佩孚二人纵以军阀目之，也未必一无可取。曹锟原是个不识字、跑单帮的布贩子，但是他有当领袖的天才。一旦投身军旅便扶摇直上。等到他于一九三二年‘贿选’成中国现代史上唯一的一位‘文盲大总统’时，顾维钧博士充当他的国务总理。顾公一辈子见过的和服侍过的‘领袖’，据顾氏告我（“off…the…record”，不列入正式纪录），应以曹为第一云。顾说他是一位‘天生的领袖’（aborn leader）。曹氏其他部属后来之知名国史者，亦均有同感。余亦颇有涉猎，未暇多赘也。
这儿笔者得加点‘附注’：曹氏作大总统时已略识之无，至少会签名。但在现代教育学的定义上，他仍然是个‘实用文盲’（Functional Illiterate），识字而不能实用之，如看公文或写信。──那时胡适虽已锋头一时，但是大总统府内公事公办，还得用‘文言’啊！顾维钧先生曾一再很得意的向我说，他自己会以文言文批公事，甚至撰写公文。宋子文‘划行’，往往只写‘OK’二宇母。‘行’的意义本来就是英文的OK或Go ahead嘛。
若论‘道德’，列宁不说过，道德是依附于阶级的。你如属于曾文正公、左文襄公那一阶层，那自然言必称孔孟，以‘四书五经’为道德规范。但是你如属于曹锟、张宗昌、韩复渠、杜月笙那一阶级，那你就言必称关岳，你的道德规范就是‘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了。──他们都是在各自道德规范之内的仁人志士呢。
至于蒋介石所提倡的‘旧道德’；毛泽东的‘革命道德’，胡适、蔡元培的‘新道德’，他们各自的‘道德规范’（Moral Code），究在何处呢？鸡零狗碎的，他们自己也讲不出所以然来。所以如此者，则是传统的孔孟道德，和江湖道德，都有其‘定型’可明确遵行。不幸我们生于一个现代的‘道德转型期’，‘新道德’尚未定型，还没个标准足资遵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