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武北洋-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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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睦，且很吝啬。有例为证：陈独秀外出，欲索妻子十两金镯为游资，妻“坚决不肯”。人们说，这是因为受传统教育太深的高氏与夫君思想相差太远所致。其实，这种说法有失公允，且太有“为尊者讳”的嫌疑——漫道男女之情外人向来说不清，单以陈独秀纵情追求新鲜事物的性情，再温顺的妻子也会生怨。后来，关在南京第一监狱中的陈独秀曾亲口向同案的难友濮清泉承认过：建党之前，他“确曾放荡不羁”。所以，当时的高夫人就坚决不肯献出自己的金镯，别无它，只因不愿夫君离去而已。结发夫妻同居十余年，宁无感情？不然，松年就不会在他们结婚十多年后来到人世。然而，正所谓“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陈独秀还是顺长江水东去了。他与受过现代教育的小姨子高君曼在外地结为良伴，并有了一双儿女。有了新夫人，身心都很阳刚的陈独秀还是不满足，还曾忙里偷闲去当时京城里的红灯区嫖娼呢！于是，高君曼也开始与他吵闹。高言简意赅地骂丈夫为“无耻之徒”，而陈夫子则十分机敏地反讥新妻为“资本主义”（只想垄断私产之意？）。从北京回到上海后，两人关系也未恢复昔日的融洽，后来高君曼不得不带着两个子女去了南京（那里有陈独秀购置的一处房子），由陈的皖籍好友亚东图书馆老板每月寄去三十元生活费，再将此钱从陈的版税里扣除。铁石心肠的陈独秀甚至没给前后两位高夫人送终，高家姐妹先后在南京与安庆谢世时，他都没到场，都是亲友帮助料理的后事。甚至，他连一首怀旧的韵句也不肯留下，尽管他留给后人不少非常有功底的旧体诗。高君曼走了，潜伏在上海滩的中共总书记究竟住在了哪里就谁也不知道了，有一段时间，他失踪了！党内人包括他的秘书都不知道他的下落，连其长子、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来党中央汇报工作，也见不上当总书记的老爹一面。大家悲痛欲绝，都以为领袖已惨遭反动军阀的暗算。万不料，就在延年已经登船离去时，捂得严严实实的总书记却出现了，原来他因病住院了，是一位年轻女子服侍他的。直到半个多世纪后，深得陈独秀信任的原中共中央出版部部长郑超麟才意外地获知，那位女子叫施芝英，是一位有地位有身份的医生，那段时间，曾与陈秘密同居。但郑超麟不知道的是，这位施医生是何时出现的，是高君曼出走之前还是之后？她与陈同居了多长时间？为什么最后嫁了别人？这一切，已成千古之谜矣！在有了神秘的施女士之后，某次郑超麟去陈独秀的秘密住处时，还曾闯见领导屋里有过舞女模样的人。陈独秀难耐寂寞又一证也。被中共开除后的陈独秀，依然呆在上海。尽管已年过半百，居然又把后楼邻居的一个年仅二十出头的小女子潘兰珍发展为生活伴侣。见过潘氏的人称，潘很摩登，是“七分人材，三分打扮”的时尚女性。陈独秀面对比自己小二十九岁的小潘，倒是坚持组织原则，一直没告诉人家自己的真实姓名与身份。直到某次两人吵架，小潘一气之下跑回了浦东娘家住了一个多月，有一天突然从报纸上看到了被捕的共党魁首照片时，才惊悉，原来夫君即那个久被国民政府通缉的大名鼎鼎的共党领袖陈独秀！
蒙尘独秀峰——祭陈独秀（3）
你说，像陈独秀这样的大思想家，这样不肯为世俗改变自己的奇人，和哪个女人能有长久的共同语言？莫道“旧派女人”高晓岚最终被弃，就是在京受过高等教育的“新女性”高君曼不也一样吗？之后的那个连大字也识不几个的女儿一样的潘兰珍呢？陈与潘的结合曾令他的“托派”同志大惑不解，“为何此女愿嫁老倌，更惊叹陈猎艳技术之高明”（濮清泉语）。罢罢！莫以俗念论英雄，燕雀安知鸿鹄心？陈独秀乃时代之超人，旷古之狂才，哪里是传统道德观念所能旌表的良人！因入狱服刑，陈独秀不得不结束了对异性的追求史，上海英美烟厂女工潘兰珍成了这位总是骇世惊俗的人的爱情终结者。潘从来没有妻子的名份（陈独秀对最亲近的人也只称潘为“女友”），而且，长年不识郎君真面目。按说，被骗久也，幽怨深矣！况且家里被抄，私物尽失，何不借机离去？可这位时髦少妇，偏偏忠贞感人，不顾陈的劝阻，频繁赶往南京探监，后干脆从上海搬到南京租一处陋室住下，以便每天白天进狱中照料陈独秀——对外就称她是陈的“学生”。陈先生的人格魅力可见一斑。而受狱方优待的陈独秀也真叫本色，尽管身陷牢狱，且年近六旬，竟激情难耐地与潘氏在囚室里做起爱！不幸的是，这种极为罕见的狱中“春景”被负有监视之责的看守窥见。监狱长闻报后，左右为难，只得把陈的同乡晚辈、同案犯濮清泉提来，大发牢骚：“陈先生近来忘了他是在坐监，把我们这里当作旅馆了。此事传出去，岂不要叫我同他一样坐牢吗？”末了，这位先前崇拜过陈独秀，“以为他的道德文章可以做青年模范”的“党国”牢头大为感慨：“现在看来，陈先生文章虽好，道德有限。”而陈独秀听到濮的相劝后，竟“毫无赧颜”，反问道：“难道我不能有个伴侣吗？”喏！这就是陈独秀，一个我行我素决不肯委曲自己的伟丈夫！除那位若隐若现的施小姐之外，人们已知的陈独秀的三位女伴，均与他共同生活了十余年，她们一个比一个年轻，却也一个比一个短命——潘兰珍二十二岁与陈同居，三十四岁为陈送终，后与“国军”一名下级军官结婚不久又守寡，四十一岁时因患子宫癌谢世。高君曼二十五岁时与陈结合，不到四十岁时成为弃妇，四十五岁那年因肺病辞别人间。受苦最长的高晓岚活得也最长：她二十一岁成为陈家的人，三十五岁那年夫君一去不回，至五十四岁寂然辞世，守空房的时间长达二十一年。生前，这位将门之女自己在安庆城外的叶家冲购置了茔地，咽气前，嘱咐身边唯一的儿子松年说：我与你父，生不同林，死要同穴，待他百年之后，务必与我合葬一起。在第二个儿子被政府处决的两年之后，她撒手人寰。于冥冥阴间等了十七年，亡夫的游魂才被小儿带回故土。历史将感谢陈松年，因为正是这个陈家唯一没投身政治的人平安地活了下来，把父亲的形骸带回了故土，把动荡而诡谲的历史风云埋在了长江边的城外，也把解析20世纪中国历史的完整答案埋在了这长江岸边的青山下——只要挖开它，仔细看透了，就一定会明白我们走了怎样大的一段冤枉路啊！安庆窑厂退休会计师陈松年先生已于1990年过世，晚年被安排为安庆市政协副主席。
有亲历者回忆过，上世纪30年代初，二十岁的松年在国民政府的南京“模范监狱”里初见陌生而苍老的老父时，禁不住哭了。孰料第一次见到幺儿的陈独秀把眼一瞪，来了句：“没出息！”仅此一句，即可窥知陈独秀性情之刚烈。那位坐了一辈子监的郑超麟也回忆过，某次，陈延年自外地来沪，郑陪他往见总书记。原以为阔别数年的父子相见场景会很激动人，但爷儿俩却平淡如路人——陈独秀正在石库门房子的天井里等候，见到儿子出现，表情安之若素；而延年也一样，随手拖来张椅子坐下就谈起了工作。对亲生子女没表现出应有的慈爱，但对他的年轻的同志，如赵世炎、郑超麟等自欧洲回国的晚辈，却表现出了由衷的父爱。不知陈独秀“内外颠倒”的亲情，是否与他对两任前妻的嫌弃有关。人生有情泪沾衣，硬汉也有恸哭时。同样在监狱，同样为儿子，他也爆发过山洪般的忆念，只不过，那时，长子与次子已经先他而为共产主义殉命。后来关在共
产党狱中的“托派”骨干濮清泉在交代材料里写过，当初，“西安事变”的消息传进南京的大墙里——
陈独秀对这件事，简直像儿童过年那样的高兴，他托人打了一点酒，买了一点菜，对我和罗世说：“我生平滴酒不喝，今天为了国仇家恨，我要痛饮一杯。”他先斟满一杯酒，高举齐眉说，“大革命以来，为共产主义而牺牲的烈士，请受奠一杯，你们的深仇大恨有人给报了。”于是他把酒奠酹地上。他斟了第二杯，呜咽起来说，“延年啦乔年，为父的为你俩酹此一杯！”接着他老泪纵横，痛哭失声。
他出狱后，国民党方面有意聘他出任国防参议会议员甚至政府的劳工部部长，他非但不识抬举，反倒切齿回答：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有两个儿子，我与他不共戴天！想拿我装点门面，真是异想天开！你看，他还是有骨肉之情的。
“有出息”的儿子已经先父母而去，留下了“没出息”的儿子照料起他的晚年。因抗战猝发，日本人的飞机轰炸了南京，国民政府提前释放了陈独秀，而迎接他出狱的，便是松年与潘兰珍。松年陪父亲先到武昌居住，后又去了四川江津，在安徽流亡学校江津九中找了份工作，与父隔江而居。1942年5月25日上午，也许是个日照江花红胜火的时辰，陈独秀却如深秋之落叶，摇摇欲坠，他艰难地喘息着把松年与潘氏等人召到病榻前，分别作了遗嘱。他告诉松年，日后将其棺带回故乡。两天后，斯人长逝矣！然而，直到五年之后，陈松年才得以将亡父与亡母的遗愿一并完成。
蒙尘独秀峰——祭陈独秀（4）
陈独秀归葬家乡两年后，江山易主，他始创的中国共产党终于把宿敌蒋介石赶到了台湾岛上，他的学生毛泽东在世界东方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沧海桑田，万象更新，但陈独秀后人的生活却一如旧时代。因生计窘迫，在安庆窑厂工作的陈松年甚至不得不将父亲在北京的一处房子卖了。“叛徒”、“汉奸”、“机会主义路线头子”的遗属的日子可想而知。然而，到了1953年春天，情况突然有了变化——中共安庆地委统战部开始按月发给陈松年三十元人民币作生活补助金，且一直发到1990年陈松年过世！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大陆的一个普通工人的月薪也不过三十多元啊！年复一年，在普遍困厄的年代，这是多大的一笔财富！陈松年及其子女一直也弄不明白，共产党的这笔钱究竟是给陈独秀的儿子的呢，还是给陈延年、陈乔年两位烈士的遗属的？他们当然更不知道，这风雨无阻的关照竟然来自最高层！那年早春二月，春风满面的毛泽东乘军舰“洛阳号”巡视长江沿岸，21日上午，安庆地委书记傅大章和市委书记赵瑾山登舰迎接主席下地。“大革命时代”，毛泽东曾多次乘船经安庆往返上海与武昌，却从没在此登岸。这一天，毛泽东兴致勃勃地坐定安庆城，见傅大章等拿出厚厚的本本和各种文字材料要汇报工作，他大手一摆：今天不用你们汇报工作，随便谈谈。随即，毛便打听：陈独秀家在安庆什么地方？傅大吃一惊，没想到主席竟然会问起本地一向讳莫如深的人来，便谨慎禀报：在独秀山下。毛一怔：安庆有个独秀山？傅实话实说：独秀山是怀宁县内的一座小山，离这里有三四十里地。毛再问：是独秀山以陈独秀得名，还是陈独秀因山得名？傅答：原来就有独秀山——先有独秀山，后有陈独秀。毛颔首，释然。俄尔，问起陈的家人情况，当得知陈松年一家尚在此地生活且曾卖房以维持生计时，颇不以为然，说：“陈独秀后人有生活困难，可以照顾嘛！”最高领袖一言九鼎，陈松年一家遂有了固定补助。毛泽东与陈独秀缘份极深。早在西北的窑洞里时，毛泽东就对第一个采访他的外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坦言：青年时代与陈独秀的结识“成为我一生转变的原因”。他还说起早年在长沙读书时，“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除上课、阅报以外，看书，看《新青年》；谈话，谈《新青年》；思考，思考《新青年》上所提出的问题。”对陈独秀的崇拜竟让这位湖南学生领袖在自己主办的《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喊出了“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的口号！成为职业革命家后，毛泽东更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昌等地与“老先生”有过亲密接触—当初，中共重要干部大都二三十岁，他们背后称四十来岁的领袖为“老先生”甚至“老头子”，有人在党的会议上记录陈讲话时，干脆只写一个“老”字。且看毛泽东与陈独秀同在一地时的概况—在北京时，陈乃堂堂的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系主任）和威名赫赫的《新青年》杂志的主编，毛是该校图书馆里的一个毫不起眼的助理员；在上海时，陈是中国共产党执行委员会（即后来的政治局）委员长，毛为中共中央秘书，直接在陈的领导下工作；在广州时，陈是国共合作时的共方首脑，毛乃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担任过该党中宣部代理部长的高级干部。苏联人在中国大力推行的“国共合作”政策，终以国民党统一了中国而共产党差一点被赶尽杀绝而告结束。斯大林恼羞成怒，乃让曾在莫斯科喝过洋奶的青年干部瞿秋白等取代了陈独秀。彼时毛泽东只是中央委员，尚不具备竞争领袖的资格，更重要的是，苏联人很不了解这个湖南山沟里走出的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所以，在清算陈独秀“错误”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只是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尽管几乎中外的传记都称毛泽东在那次重要的换班子会议上作过批判“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长篇发言，且有会议记录为凭，但偏偏当时以中共湖北省委代表身份列席会议的郑超麟不这样认为——郑老生前在他的那本弥足珍贵的《怀旧集》里另有一说。郑文道：1927年8月7日上午，主要是十几位与会者听瞿秋白念了由共产国际驻华代表起草的《告全党党员书》，之后，几个人发言……
最后，毛泽东从床沿上站起来发言，他只说了几句，我忘记了说的甚主编《新青年》时的陈独秀么，但罗亦农制止他说下去，理由是：我们现在很不安全，今天的会已经开得太久了，要快点散会。于是毛泽东坐下来。八七会议就此结束了。
郑超麟老人特别补充道：有一种传说，说毛泽东召集和主持八七会议，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