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机构美国国家安全局揭秘-第1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当苏联的一艘新货船“贝勒雷特斯科”号于5　月下旬到达阿尔汉格尔时，本来它应该装载大约7800吨木材，而实际上只装了5240吨。那批货的数量只占这艘挪威制造的具有14150　吨装载量的三分之一。“由此可以断定，”国家安全局的一份报告做出这样的结论，“‘贝勒雷特斯科’号可能装载了部分军事物资。”
随着夏天的结束，这种消息越来越令人不安。在古巴最西边大约40英里处，一架装有天线的侦察机发现了苏联的第一台无线电拦截雷达。这意味着古巴空防基地现在可以准确地瞄准并击落飞过或飞近的美国飞机，从而大大增加了对其进行窃听的风险。同一天，情报监听人员开始通过古巴国内的通讯联络收听到俄国人的谈话。
“电讯情报表明，俄国人而不是古巴人的说话声在古巴革命空军作战的频率里出现。”
一份报告中这样写道。这又是一个令人担忧的征兆。
1962年5　月，当苏联在古巴的军队越来越多，越来越使人感到恐怖的时候，海军中将弗罗斯特开始了他去远东各情报站视察的行程，其行程包括建在日本上世室的海军监听站。一个月后，他突然被局里解雇，被调到波托马克河海军司令部，这是一个给即将退休的海军将领提供休养的地方。担任了不到两年的指挥官，弗罗斯特忍受了来自各方面讯问的打击，内容是有关马丁和米歇尔两人双双叛变的过程。
由于这个原因，再加上他与五角大楼的争辩，所以他的秘密工作生涯被过早地中止了。很多人都觉得弗罗斯特在处理国家安全局的人事问题上遇到了麻烦。“我认为弗罗斯特是国家安全局中最没有用的人之一，”前国家安全局研究部主任霍华德。
坎佩恩如是说。另一位前国家安全局官员说弗罗斯特不能控制自己的脾气。“我曾见过他在简单汇报工作时训斥弗兰克。雷文、比尔。雷（安全局资深官员），还有一些空军准将，”前国家安全局史学家罗伯特。法利说，“而这一类的事不胜枚举。”
取代弗罗斯特位置的是51岁的空军中将戈登。艾尔斯沃思。布莱克。布莱克清楚自己的处境；他早年曾在国家安全局空军安全服务部任职。16岁时，未到服役年龄便匆匆穿上了西点军校的军服。“我从没有去过北部的明尼阿波利斯、东部的芝加哥。南部的代斯莫尼斯，或西部的苏族城，”他回忆道，“我那时很幼稚，缺乏经验。”
后来布莱克被授予飞行员证书，又进了通讯学校进修，之后，于1939年被派往夏威夷的珍珠港。1941年12月7　日早晨，他作为机场军事指挥官正在执勤，等待返程的B17　轰炸机正确着陆。轰炸机从加利福尼亚返回应于早晨8　点到达机场。“突然我们听到一声巨响，”布莱克说，“我冲到门外看到一架轰炸机俯冲过来并炸毁了一座飞机棚南端的横梁。它拉升向上，我们可以看到其机翼底下的那个红色圆标。
哎呀！毫无疑问，可怕的事发生了。“布莱克奔向操纵塔警告B　—17处于险境，最终他设法使飞机安全着陆。由于在日本偷袭珍珠港期间的英勇表现，他被授予银星奖章。
布莱克清楚弗罗斯特的艰难处境，而且对于其前任的退位和自己的就任还有些于心不忍，他这样说道：“由于马。米切尔事件的缘故，弗罗斯特处于一种很难说清楚的位置。我对他的沮丧心境感到非常难过，他对此也表示理解。”
布莱克让路易斯。托德拉博士留任，还当副局长，并把大多数机构中最机密的工作交给他负责。“我把那些权力都授予了托德拉，这样做对国家安全局和工作都有益。”布莱克说，“我们的工作关系就是这样。以此我就可以对各部门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但我绝不想对任何一个部门太过深人，这样做既保险又明智。或许，这是一个古怪的想法，指挥官们来来往往，对每一个小秘密都很留意，但这从未打动过我，在我看来，这算不上什么。”托德拉作为国家安全局的主要秘密保管者正一步步地朝着他的非凡统治迈进。
1941年夏天，战争的恐怖已经能感觉到，30岁的托德拉当时还是芝加哥洛约拉大学的一名数学助教。一天，他走进了附近的美国第五军总部，毛遂自荐。然而当他解释说他拥有博士头衔，爱好密码分析学，持有无线电执照，愿意服役之后，负责的少校竟然对此无动于衷。或许他觉得这位新兵更适合于和粉笔，而不是和子弹打交道。他冷笑着拒绝了他：“我们需要你的时候，会去征召你的。”
虽然受到了陆军的冷遇，托德拉却很快为海军所青睐。在一份美国科学院的有关他的背景的问卷调查中，托德拉这样写道：劳伦斯。桑福德，海军军官，海军电码编译之父，开创了这一领域的先河，非常热情地欢迎我。到1942年4　月，托德拉作为海军上尉被派往华盛顿的一个海军密码组织工作。在宪法大道上一幢临时的大楼外面，这个瘦瘦的大个子，在受过一次八小时的训导之后，站了他的第一班岗——监督方向定位操作。
不久，托德拉像夜行贼撬锁一样运用数学知识，分析一串串数字以解破像谜一般难解的德国密码体系。1942年7　月，托德拉上尉被派往华盛顿州的本布里奇岛，那是一个窃听日本电讯往来的重要拦截站。但是，几年后，在这个西北部边远的情报收集中心，由于战争的气氛已开始淡化，托德拉渴望能够离前线近一点，以检验他的技能。1944年当他接到去中国的命令时，机会终于来了。
然而，在去集合的途中，他在华盛顿特区做短暂停留的时候，得知自己被排挤下来，不能去完成这项任务。这样，他没能投身战争，而是登上了去纽约城的火车，在贝尔实验室学习了12周有关专为译解日本声音密码而设计的新设备的课程。最初，托德拉本想去南太平洋一显身手，测试各种设备和技术。然而，在整个系统部署之前，太平洋的军事形势发生了改变。托德拉又一次被重新委派。这一次他是被任命为新建的海军拦截试验基地的负责长官，这个基地建在旧金山附近斯卡格斯孤岛的一片潮湿、蚊蝇肆虐的地方。那里，青蛙跳跃，虫蛇爬窜，一派战争后颓废的景象，托德拉就工作在这样一块土地上。
1946年10月，托德拉被调离，但他并没有对破译密码失去兴趣。他没有回到芝加哥的课堂，而是以一个民间数学家的身份和海军破译密码组织签订了工作合同，那个时候，该机构被称为通讯附加活动组织，后来名为海军安全组。1952年国家安全局成立后，托德拉被调任，并成为了国家安全局一70部的首脑，负责高级密码的破译工作。他就像一颗正在冉冉升起的新星，1958年8　月被任命为国家安全局副局长。
由于托德拉和中央情报局行动部门首脑理查德。赫尔姆斯保持着亲密的工作关系（理查德。赫尔姆斯后来得到了升迁，成为局长），布莱克还让这位数学家处理一些在中央情报局里偶然发生的问题。这样，当中央情报局通过发布信号情报报告强行挤人国家安全局的工作范围时，就会形成一个困难的局面。“由于某种原因我会把这个问题交给卢（路易斯。托德拉的呢称）来解决。”布莱克说道：“他和迪克。赫尔姆斯关系铁着呢。”
由于在古巴方面投人了很大精力，布莱克几乎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处理公务，直到有一天警钟被敲响。7　月19日，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把国家安全局这台机器推向高速运转。“国家安全局在国防部的指挥下要在古巴的哈瓦那附近建立一个信号情报收集站，”布莱克立即向海军作战部长官报告，‘作为最优先的情报去做。“他于是调回在南美巡逻的”牛津“号信息搜寻船，命令它直航哈瓦那。
“牛津”号是完成这一使命的最佳选择，当一箱箱利马豌豆。卡车轮轴、铅皮管和其他货物被存入仓库的时候，戴着耳机的信号监听员们便坐在放满听筒和一卷卷磁带的架子前开始工作。靠近船头的上方，声音和莫尔斯电码收集专家拨动着刻度盘，搜寻信号。古巴人从未想到过干扰声讯频谱，这对国家安全局而言是再幸运不过的了。上一层甲板上是一系列密林般的天线。在船尾，有另一片细长的金属林般的长柱和坚硬的电线支线。电子情报专家们正努力地辨听着俄罗斯雷达在古巴空军基地发出的快速而柔和的颤音。
“我们从船上可以上下观察岛的长度。”苏联分析专家哈罗德。帕里什说。
“牛津”号仿佛是一叶漫无目的的扁舟，它似乎是在绕着圈航行，几周内在哈瓦那的摩络城堡外六英里以每次好几个星期转圆圈和绕八字地徘徊游七。轮船慢吞吞地移动，很适于在微波导射束附近游逛。这种无线电射束是一种不易被空中飞行的搜寻飞机捕捉到的精确信号。“拦截的质量非常好，”帕里什说，“即使是驾驶C130，以其飞行速度穿过微波，也不会捕捉、译解这样多的信号。”
几周以后，拦截工作变得愈来愈不妙。8　月17日，“牛津”号上的一名电子情报操作员听到了一种不同一般的声音，像一只罕见的鸟离巢时的鸣叫。那是一种代号为比目鱼的雷达的电子呼叫，这种令人不安的声音意味着俄罗斯防空武器系统已经建立起来。
在国家安全局，A　组的几名苏联电讯情报专家突然接到命令向指挥官约翰。戴维斯少将报告。“我们受到了申斥，并且得知已经证实发现了攻击性型导弹，”哈尔。帕里什说。之后，他们被派出去B　组的古巴事务处帮助西班牙信号情报专家摆脱困境。“我们全体到了那里，然后分配了针对古巴导弹危机的值班时间。所有从事古巴问题的人要么不见了，要么被放到了一边。我们做出决定实行24小时行动并多少离开了一点。帕里什说国家安全局的平民和军队士兵们发生了一点摩擦。”多少有点，“他说，”其实一直都有。“在华盛顿，在收到含有关键情报电文信息的几个小时内，高级官员开始小跑着去开会。中央情报局的约翰。麦科恩告诉上级组织，他认为证据表明古巴正建立进攻性弹道导弹的系统，这种导弹可以打到美国南部。他问道，那样防空武器还能保护什么呢？但是国务卿迪恩。腊斯克和麦克纳马拉都不同意这种看法，仍然认为这种集结完全是防御。
为了更好地协调数据的收集工作，布莱克建立了国家安全局第一个24小时信号情报指挥中心，后来它成为今天的国家安全指挥中心。“这是我们大多数人头一回和电话另一端的用户接触，”一个被派到指挥中心工作的人说，“这是我第一次同国防情报局的上校交谈。还有中央情报局……我们以大量的报道为主要议题，有现场的还有当时每日的简报总结和每天两次的简报……我们每天工作8　————0　个小时。”
布莱克花了很多时间会见美国情报委员会成员。“我们休会几个小时，以便工作人员可以打出东西，”他说，“然后我们可以再回来，我们关心的最基本问题是：如果我们和俄国人摊牌，他们会怎么办？对啦，我肯定你会意识到问题有多么严重，因为你谈到你的意向，可是你不看任何可以给你意向的信息。我回忆起交给总统的最后文件，其基本的看法就是：”我们认为俄罗斯人会犹豫不决。“‘国家安全局面临的关键问题之一是缺少西班牙语专家，至少是在危机的初期，缺少监听的信息。”一种收集装置……收集几百台工作着的发射器从古巴地区发出的信号，“国家安全局密码破译专家哈尔。帕里什说，”我们正是缺少这个。所以这是个问题。“另一个问题是缺少国家安全局与情报收集中心之间的安全通讯。”通讯的确是个问题，“帕里什说，”需要安全的通讯。我可以说我们是在公开的电话线上提出相互间的意见。“牛津”号独有的月球反射抛物面天线把信息和截听到的信号从哈瓦那转到指挥中心的分析家手中，在这方面是很重要的，但是据帕里什说，“很不幸，它仅仅是个每天12小时的系统，因为我们有时是看不见月亮的。”
至于目前处于合适位置的“牛津”号，有关古巴的通信情报数量骤增，如涓涓细流汇成江河涌出。截获的信息明白地显示出俄国人正在越来越多地控制古巴军事活动。“来自苏联集团的飞行员和控制者们已经集中力量来改变完全用西班牙语的局面，”有一篇报告说，“但是，偶尔他们也恢复使用他们的本国语言来向其他苏联集团飞行员和控制员传达难以用西班牙语传达的命令或要求。其他的截听信息揭示了在夜间进行火箭炮演习、轰炸练习和广泛巡逻的情况。国家安全局公布了一个令人瞩目的报告，指出这次集结的规模是如何地庞大。1961年的最后三个月中，驶往古巴的轮船总吨位为183　吨、923　吨。但是仅仅在过去的两个月内——1962年7　、8　两个月，其总吨位猛增至518　吨。196　吨。
肯尼迪总统担心信息泄漏，他命令严格禁止将针对古巴的情报活动外泄。当时的中央情报局副局长马歇尔。卡特说：“总统命令把情报放回盒子里，把盖子拧紧。”
在国家安全局，布莱克下令重新编制一组新的密码，进一步限制知道这套密码的人数，另外还限制对揭示进攻型武器信息的监听。
对于空中的窃听者，古巴上空领域突然变得非常危险，一架RB47高空侦察机在坦帕外的麦克迪尔空军基地每天起飞出动三次。装上窃听装置，沿古巴海岸飞行，从空中搜寻信号。录好的磁带很快送到国家安全局；在那里分析家们从建设中的地对空导弹基地附近搜寻新的信号。其他C130“空中监听站”也沿海岸飞行，但仅仅在古巴以外的附近地区。所有的搜寻工具都装备有特殊的自动扫描装置，能很快地搜集到有关萨姆一2　导弹的信号。
在白宫，肯尼迪总统正在讨论将搜寻设备移到离古巴海岸稍远地方的可能性，但国家安全局反对这一观点，即使每天的飞行路线是在古巴导弹的射程范围之内，因为飞机离古巴海岸越远，所能搜索到的信号就越少。“这种设备是在导弹能力的边缘运转，国家安全局表明，如果它再离得远一些，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