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机构美国国家安全局揭秘-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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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出现战事危机以来，他已经给莫斯科发了好几份热线电文。这时，他刚刚打好一份电文，白宫的电话就响了。总统翻译、陆军上校保罗斯基拿起电话，听完指示，告诉雷克夫德务必通报莫斯科等待紧急通知。雷克夫德立刻停手，删掉已经打了的几行字，把“务必等待紧急通知”发了出去。然后，根据保罗斯基上校的口述，雷克夫德打出以下紧急通报：我们得知一艘美国补给船“自由”号刚刚在塞得港附近被以军用鱼雷误伤。我方已经指示我驻地中海的“萨拉托加”号航空母舰派遣飞机前往出事地点进行调查。我方希望你方了解“调查”是这次飞行的惟一任务。希望你方采取适当措施。我们已经向切尔亚科夫通报了这一情况，但是我方认为你方有必要及时了解事态的进展。
电文于上午11点24分（华盛顿时间）到达克里姆林宫，柯西金总理大约45分钟后回电，说美方电文已经传给华约组织。
“自由”号上800 多个弹洞还在冒黑烟的时候，掩盖事实真相的活动已经开始了。袭击事件发生后几小时，以方就要求约翰逊总统不要公开此事。一位高级官员透露，只有极少数人知道“驻特拉维夫使馆来电，要求不要公开此事，因为美国船只出现在冲突区域只会引起阿拉伯国家的怀疑，疑心美国暗中帮助以色列”。这之后，五角大楼实行消息封锁。任何人都不准提及此事，只有少数华盛顿的高级官员知情。
上午11点29分（“自由”号时间下午5 点29分），约翰逊采取非常措施，命令参谋长联席会议召回已经前往出事地点的战斗机。当时，“自由”号还是浓烟滚滚，继续下沉，孤立无援，甲板上人员死的死、伤的伤，又害怕再次遭到袭击，处境十分危险。当时，支援舰队司令劳伦斯。盖斯就在第六舰队的旗舰上，他是美军驻地中海地区航空母舰的司令官。他对召回飞行员的指示非常恼火，于是向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进行通报。
盖斯司令接下来听到的话让他十分震惊。根据国家安全局档案记载：“总统约翰逊对于‘自由’号是否沉没并不关心，他只是不想让他的盟友感到尴尬。”盖斯司令把这番话告诉了安全局在“自由”号上的负责人刘易斯，但是要他保守秘密。
刘易斯答应了。
“自由”号已经有23年的历史，船上的洞大得都能让汽车通过了。右舷损坏严重，大部分设备都毁掉了，32位船员死亡，剩下的三分之二也受伤了，水手长牺牲了，指挥官负了重伤。但是，“自由”号却奇迹般地恢复了生机，慢慢航行到更安全的水域。为了避免沉没，通往被海水淹没的安全局工作间的舱门堵上了，25位信号情报专家的尸体就关在里面。
漫漫长夜中，麦戈纳格尔船长坐在驾驶台一把椅子上，继续指挥着“自由”号前进，靠前面的北极星和船后长长的尾流指引航向。16个小时后，援兵终于到了。
在克里特岛东南420 英里远的水域，两艘美国驱逐舰“大卫”号和“马塞”号与“自由”号会面了。
直升机很快也到了，帮助把船上的伤员送到138 英里以外的“美国”号上。他们从那里由飞机运往雅典，然后再转到那不勒斯的美军海军医院治疗。麦戈纳格尔船长在驾驶台上坚持了18个小时后，终于回到了他自己的房间。这会儿，船上所有的安置工作都已经完成。虽然这位船长身负重伤，但是在“自由”号停靠在马耳他之前，他一直没有离开过该船。
伤员陆续抵达雅典机场的时候，国家安全局有关人员破译前一天EC121 侦察机获取的情报工作已经完成大半。然后，他们通过特定情报通讯线路把原始情报传给安全局。后来，文职人员把原始磁带打包由秘密情报交通员尽快送到安全局。
国家安全局现在最担心的已经不是救援伤员的问题，而是船上敏感情报是否会丢失。驱逐舰在“自由”号周围搜索了两个小时寻找可能泄露的文件。“自由”号驶往马耳他的时候，国家安全局担心苏联的船只会回到出事水域搜索“自由”号的残骸。第六舰队司令接到命令尽一切可能避免苏联船只与“自由”号有任何接触。
如果有可能，设法找到丢失的文件，并采取一切适当可行的措施把损失减少到最小。
任何的疏漏都可能产生非比寻常的政治和技术上的影响。
的确有一艘苏联导弹驱逐舰像一条闻腥而至的鲨鱼尾随“自由”号，但是两艘美国驱逐舰和一队海洋拖船队紧随“自由”号的后面，搜索可能遗漏的文件，没有给苏联人任何机会。一路上，拖船队使用钩子和拖网搜罗落水的绝密文件。如果文件无法收回，就用船桨把文件绞成碎片。虽然如此，5 位专家的尸体落人海中，再也没有找到。
另一个让国家安全局担忧的问题是有3 位阿拉伯语的专家当时在船上。他们是在罗塔登上“自由”号的。阿伦。布卢已经死了，唐纳德。布洛克受了伤；罗伯特。
威尔逊没有受伤。卡特将军命令安全局的官员在马耳他接船，尽最大可能安排布洛克和威尔逊尽快悄悄地返回美国。
6 月14日，“自由”号抵达马耳他时，美方还在全力掩盖事实。如果船上人员泄露一个字，他本人包括家人甚至是同事都将受到讯问甚至坐牢。拉里。韦弗说：“有人警告他们如果有人走漏风声，就将蹲监狱，永远抬不起头来。”
现在“自由”号已经脱离险境，六天前停止的安全局工作间的搜救工作又开始了。斯坦。怀特说：“我和一个船员到了底层的安全局工作间清理设备和文件。那里的味道腥臭难闻。我们把尸体放到袋子里抬出去以后，开始清理现场。当时的场面我至今记忆犹新。当时，水手佩奇勒也在船上待了两天半帮助清理残破的安全局工作间。有一次，他向我描述了一件非常可怕的事：他撩起一件设备却无意中看到了恐怖的一幕：”下面是一个人的胳膊……我看着胳膊上的肌肉，于是我知道那是谁的胳膊了。我虽然和他不熟，但是我认识他。“‘1967年7 月，”自由“号从马耳他回到了诺福克港。最终国防部还是没有批准安全局的请求：安全局希望得到1020万美元的拨款用以恢复该船的本来面目。于是”自由“号就在1968年6 月28日退役了。
“自由”号遭到袭击后大约两年，也就是1969年4 月28日，以色列政府才最终向每位受伤的船员支付2 万美元作为补偿。得到赔偿是船员们通过私人律师团与以方律师在华盛顿谈判的结果。因此，相当数量的钱用于支付律师费。大约10个月以前，以色列政府向每个在这次袭击中阵亡的船员家属赔偿大约10万美元。
后来美国政府只是象征性地向以色列政府索要了7644164 美元赔偿“自由”号的损失。实际上，几年前美军花了2000万把它改造成一艘信号情报船，并花费1020万配备了精密的硬件设备，所以该船造价相当高。但是，就连这么一笔微不足道的赔偿金，以色列政府还是赖了13年才支付这笔钱。到了1980年冬天的时候，光这笔钱的利息就达到了1000万。于是，以色列驻美大使艾哈米。艾亨提出建议：如果美方只索要600 万美元，而且把以前的利息全抹掉，以政府愿意支付这笔钱。当时执政的吉米。卡特总统马上就要卸任了。他同意了以方的建议，于1980年12月接受了这笔赔偿。
袭击事件发生后，以政府向美国政府递交了一份秘密报告，试图为“误袭”进行辩解。基于同样的理由，以色列法庭没有对以政府和所有涉及此案的人员进行起诉。没有人为此上军事法庭或降级，甚至没人受到谴责。相反，以方却嘉奖了203号摩托艇，因为这艘船给了“自由”号致命的打击。这艘船的船轮和船钟陈设在海军博物馆显赫的位置上，与以色列海军最为骄傲的海上飞机摆在一起。
事实充分说明是以军精心策划袭击了“自由”号，并造成人员重大伤亡，约翰逊政府和国会却极力掩盖真相。因为约翰逊总统要谋求连任，需要亲以色列的人支持。这是国家的耻辱。虽然，麦戈纳格尔船长因为在战斗中表现出来的大无畏精神而且指挥“自由”号脱离险境而获得国会荣誉勋章，但白宫高级官员决定将此事低调处理。国会荣誉勋章代表了国家的最高荣誉，很少有人获此殊荣，所以通常都是由总统在白宫举行盛大的仪式。而这次却有所不同：为麦戈纳格尔船长授勋的是海军参谋长，仪式仓促简单，规格也不高，地点是华盛顿海军大厦。
托马斯。摩尔将军在袭击发生后几周出任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他后来说道：“我至少15次在白宫亲眼目睹总统亲自把国会荣誉勋章授予勇士们。所以当麦戈纳格尔船长的授勋仪式在华盛顿海军大厦举行而且是由海军参谋长授勋时，大家都十分纳闷。这是自己在打自己的耳光。别人都是在白宫受勋的，只有麦戈纳格尔船长不是。约翰逊总统当时一定只考虑以色列朝野的反应而不顾别的。”
后来，一位知情的海军军官告诉了“自由”号上的中尉吉姆。恩尼斯这样做的原因：“政府对以色列方面有些怵。国务院甚至询问以色列驻美大使对于向麦戈纳格尔授勋是否有意见。以方的答复是：”当然不！‘但是，为了避免冒犯以方，在麦戈纳格尔的授勋演讲中根本没有提及以色列，而且授勋仪式尽可能采用低规格。
“该事件发生后不久，海军和中央情报局还有其他一些官方机构迅速做出反应。
他们谈到的主要是诸如海军通讯系统失灵和船员在事件中的英勇行为等。没有人去追查为什么会出现这一事件，也没有任何人把矛头指向以色列。他们只是轻描淡写地接受以方荒谬的“误袭”说法。一份文件中有这样的记录：根据鱼雷艇的船员讲述，当时，“自由”号居然企图以每小时30海里的航速逃跑。这就是实施空袭的原因。事实上这样一艘老掉牙的二战货船，最高航速不过每小时17海里，出事时航速只有每小时5 海里。
然后，以方编造说以军人员查找《简氏年鉴》时误把“自由”号当成埃及运送部队和战马的轮船“埃尔。吉塞”号。《简氏年鉴》中记载“埃尔。吉塞”号的最高航速只有每小时14海里。怎么可能把一艘航速达每小时30海里的轮船当做“埃尔。
吉塞“号呢《简氏年鉴》中也有关于”自由“号的详细记载，这一点以军空军总部的帕奇。帕奇斯司令在事发前已经十分确定（并且他向以色列海军总部报告了”自由“号的身份）。
以方报道还说袭击的目的是为了阻止“自由”号继续前行，而且只使用了短程机关枪从十几英里远的岸上向阿里什城进行扫射。这是一派胡言。
尽管如此，美方绝大多数的调查人员由于受白宫的左右对此听之任之。更加不可思议的是：这一事件导致34名人员死亡，171 人受伤，一艘美国军舰几乎沉没，而国会却没有举行公开的听证会。由于大选在即，白宫和参议院都不想得罪势力庞大的亲以色列派，失去他们的支持。
后来，根据文件显示，那些有权接触到机密磁带和机密文件的安全局上层官员都认定对“自由”号的袭击是有预谋的。一定是以军认为“自由”号侦察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秘密，才对该船下毒手的。
以军一口咬定无论是在空袭中还是在鱼雷攻击中，从未看到“自由”号上有国旗飘荡。事实上，船上的所有生还者都认定当时船上确实悬挂着美国国旗。所谓的“误袭”报道说：“整个交火过程中，以色列的战斗机和鱼雷艇都不曾看到船上有美国国旗或是其他旗帜。”
前情报部门负责人马文。诺维奇，当时就在出事现场上空的EC121 飞机上，他精通希伯莱语，因此他清楚他听到了什么，“我记得我们录下来袭击的大半过程。
我听到他们好几次提到旗子“。诺维奇后来获得政治学的博士学位，在大学教授公共管理学。他一直是以色列政策的坚定支持者。因此，以色列政府原以为他的证词会对以政府有利。但是，他的这番话使以政府处境十分尴尬。如果以军看到了美国国旗，那么这次袭击就是残酷的阴谋——跟那天在阿里什的大屠杀一样。
袭击事件发生后不久，卡特将军命令一个由国家安全局高级官员沃尔特。迪利领导的小型工作组负责追踪有关“自由”号的所有情报，然后向上级汇报。这个工作组负责搜集所有的细节，包括EC121 上的磁带和与“自由”号上的信号情报幸存人员的会面。由于安全局情报工作属于绝对机密，特别是这次的任务涉及到最高机密——对最亲密的盟友进行间谍活动，所以外人永远都不可能接触到这些细节。最后，沃尔特。迪利根据对以色列情报部门的了解得出的结论是：以军绝不可能不知道“自由”号是一艘美国船只。也就是说，这是有预谋的屠杀。
安全局的局长卡特也同意这种说法。他在1980年接受本书作者采访时说：“这件事完全是有预谋的，不可能有别的解释。”但他要求这一点不要公开。此后，卡特就死了。
安全局副局长路易斯。托德拉持相同的观点，认为以色列政府企图掩盖事实。
根据国家安全局长期封存的绝密文件显示，托德拉不仅把他的观点写人内参备忘录，而且向来自得克萨斯州的国会议员、拨款委员会的乔治。马洪谈起这一点。1967年6 月20日，也就是袭击事件发生大约两周后，托德勒在备忘录中写到：“马洪先生好几次试图找出袭击事件的原因。我告诉他无论从情报部门还是从公开的渠道都无从知晓事件的原因。但是我们料到以方一直在否认和掩盖事实可能是为了维护他们国家的利益。然后，他问我对这件事怎么看。我说，这次袭击可能是西奈半岛上某个高级指挥官下的命令，他们一定认为当时‘自由’号正在侦察他们的活动。”
托德拉接着写道：“他问我所谓的‘误袭’会时常发生吗？能预料到吗？我告诉他，这件事不可能发生在‘自由’号上，因为它比埃及船只大得多，而且这样一艘标记明显的货船不应该被训练有素的以海军和空军误认为是埃及的战船。最起码这次事件也是因为他们玩忽职守造成的。”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