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机构美国国家安全局揭秘-第4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次代号为“弧光”的行动目的是要将美国极力拯救的南越炸成石器时代的荒芜之地。轰炸的直接目标是越共游击队基地。这些B 52轰炸机起飞后要不间断地往返飞行500O英里，12／J ‘时后再返回关岛。飞机过后的越南乡村被炸得满目疮瘦，仿佛崎岖不平的月球表面。一连数月，8000吨铁雨直落南越大地，平均每秒钟就有400 磅TNT 炸药倾泻到这个国家的某个地方，所及之处无人不伤，无物不毁。
在每次行动前几天的准备过程中，关岛上空总是电波云集。来往的通讯情报包括索要新的炸弹导索及缓冲器、确定轰炸目标及下达出发命令。总之，信号总量在日益增加。
“北部湾决议”通过后不久，一艘苏联拖网渔船在距关岛主要港湾阿普拉3 英里以外的海域上停泊逗留。如一只盘旋在鱼肉加工厂周围的海鸥，这艘布满了天线的情报船收集了大量的情报。随着“弧光”行动的开始，情报信息量大增。关岛是美国海军在东南亚许多作战行动的通信枢纽，而且在越战初期是B －52轰炸机对越轰炸行动的惟一基地。“弧光”行动开始后不久，作战策划人员便开始发现有很多次轰炸没有达到“突袭”的效果。直到一年多后，这个谜底才被揭开。
飘荡在阿普拉湾以外海域上的苏联拖网渔船表面看似无所事事，实际上对B －52轰炸机的起落时间掌握得非常清楚。通过分析攻击前美军的密码通讯，他们能够从标有“速报”的暗语中辨明紧急待命命令。大约在发动进攻前的一小时，近距离的甚高频无线电网会传播大量的飞行人员与弹药补给人员之间的对话。这些对话就像信号员手中的小旗，向苏联人透露了即将发动进攻的信息。而且，类似“652 号在9 点前准备就绪”的无线电谈话还能使苏联人搞清参战飞机的号码，甚至还能知道机组人员的姓名。战略空军司令部所发的未加密的关于太平洋上空某些区域的天气预报也泄露了空中加油站的方位。
越共在南越的信号情报行动会弄清美军的打击目标。除了供下令使用核武器的“特赖登”密码外，B —52轰炸机没有任何编码设备。他们所有的信息通讯都是原声传递。在缴获的敌军文件中有一份美方就一次B52 轰炸机偷袭行动进行的长达两个半小时的详细讨论的文字记录，其中包括袭击的确切时间和攻击目标的确切方位。
经过国家安全局、空军、海军联合对关岛及其他一些地区的秘密调查，才找到“弧光”行动未能对北越人及越共产生突袭效果的原因。这次调查查出了“许多由于安全防范措施不利而使敌人获得机密情报的情报通讯操作行为”。
国家安全局也极为关注苏联拖网渔船通过发现“突破点”而破译美方密码的能力。据国家安全局的一份文件称，“突破点”在技术上被称做“密码信号异常”，表现为编码过程中的电波紊乱，“警觉的敌人可以利用这种‘突破点’发现明码电文或者其他数据”。这在当时——现在也是——破译其他方法难以破译的密码的主要途径。
即使没有“突破点”，苏联情报船仍然有可能通过截获发自美军密码机的辐射来破译美军的编码体系。连续数年，国家安全局一直对高灵敏度的通信及编码设备，甚至电源线的辐射，会泄露出多少情报这个问题困惑担忧。经过仔细的分析发现，这些辐射信号确实能泄露正在进行编码处理的秘密情报的内容，就是说在情报还没有进行编码处理以前就已经泄露了。同样，在打印一份刚收到的情报之时，即在情报刚被解除密码之时，其内容也会被敌人探知。为了消除或减少这种辐射，国家安全局进行了长期的“暴风雨实验”行动。
国家安全局派出一支行动小组飞往关岛，到当时停泊在苏联拖网渔船附近的“查尔斯。白丽”号驱逐舰上工作。在狭窄的信号情报室里，监听人员开始测试周围的电子环境，以确定苏联那只拖网渔船究竟能窃听到多少情报。随后，驱逐舰又开往距关岛3 英里的其他海域进行测试。在围关岛绕行一圈的测试过程中，行动小组录下了7。7 万英尺长的磁带。庆幸的是在苏联信号情报船附近，没有发现任何“危及情报安全的密码信号异常”现象。然而，在关岛周围的任何一点都能清楚地听到空军基地地勤人员的谈话。据国家安全局的报告称：“通讯交谈都使用普通语言，因此，至少在飞机起飞前两个小时，国家安全局的情报分析员就可预测到B52轰炸机开始行动的时间。”
完成了海上调查，国家安全局行动小组又着手对陆地上的通讯线路进行测试。
结果发现，电传打字机在打出未加密的绝密文件时会把信号泄露到未加密的语音通讯频道中。这样，通过截获并仔细分析语音信息，苏联人就能破译出机密情报。
此次调查的结果使国家安全局就通讯情报泄露的问题又进行了几次大规模的分析。其中代号为“紫龙”的分析认定北越可以通过好几种方式了解到美军袭击的预定目标，其中一种方式是监听KC135 空中加油机队传发的未经加密的无线电通讯情报。
分析结果令国家安全局的许多人感到极度震惊。前国家安全局负责通讯安全的副局长沃尔特。迪雷说：“因为敌人总会在预定的打击目标区神秘地消失，所以美军空袭行动的成功很值得人怀疑。地面扫荡遇见的也都是非老即幼的百姓；海军陆战队强击猛攻的往往是空寂无人的海滩。显然，敌人之所以能够成功地避开我们的部队，极有可能是提前知道了我们的行动计划。”
迪雷还说，更为令人震惊的是，在被国家安全局告之情报安全方面存在严重失误后，军方竟然拒绝采取任何补救措施。驻越南的美国军事指挥官常常忽视通讯安全并且对给他们发出的安全警告不屑一顾。通讯情报人员还把这些警告称为“混帐东西”，因为监察小组竟然监听美军自己的情报信息。对此，国家安全局无可奈何。
一份国家安全局的报告称：“情报安全监督与分析人员只可做顾问，而无权下令改变现状。出于种种原因，指挥官们常常对情报安全机构的调查结果不是置之不理，便是一读了事，而不采取任何改进措施。”如此一来，所引发的严重后果常常是不堪设想。
一次，一个美国陆军指挥官正在第一步兵师总部里打电话，有人进到他的办公室里提到了将于“明天在距此35公里以北的地点”发动一次特别行动。通讯安全监督人员窃听到了这个电话，且听到了即将进行的行动的方位，于是马上通知了这个指挥官，但这位官员根本不愿改变行动计划。国家安全局的报告说：“刚一到达目的地，袭击部队就遇到了异常猛烈的抵抗。美军损失惨重，约有58人死亡，82人受伤。”当时在场的军队安全处的指挥官“认为这种结果正是敌人利用我们在情报方面的疏忽大意造成的”。这次由于美军情报安全措施不利及北越成功获知这一情报造成的重大伤亡后果引起了人们极度的担忧。国家安全局曾指出：“敌人信号情报机构确实截获了大量的美军情报，并用之于作战行动。美军的许多战斗行动因此而失败或损失惨重。”
美军重蹈了德军和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覆辙，在对北越的情报战中意外地败北失利。有了俄国人的帮助，北越可能一直能够窃听到国家安全局使用最安全的密码系统传输的情报。北越在情报战中的突破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破译德军“谜”码和日军“紫”码的情形如出一辙。即使没有这种突破，北越人也获取了大量的美军信号情报，足以使他们多次避开美军的袭击，进而还击美军。
从一开始，美军官员就妄自尊大，目空一切。他们以为北越军队和在丛林里安营扎寨的越共都是“土包子”，认为他们头脑简单，不可能搞懂美军复杂的情报通讯网络。他们怎么可能把这支穿废轮胎做成的凉鞋，进行行军打仗的部队放在眼里呢？一项国家安全局的研究表明：“绝大多数美军指挥官怀疑敌人是否有能力开展有效的信号情报活动。这些官员认为，美军在训练、火力及灵活性方面的绝对优势使情报安全工作变得几乎没有任何意义。”然而，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惨遭重创的德军和日军指挥官一样，他们大错特错了。
1965年3 月8 日，美军两个海军营对大南进行了猛烈攻击，这是第一支参战的美军正规战斗部队。到同年年底，加入越战的美军数量猛增到20万人左右。经过一段相对平静的时期后，越共于5 月11日在全国范围内突然大举进攻。1000多名游击队员冲到美军力量薄弱的柬埔寨边境，攻下了西贡以北50英里外的省会城市嵩边。
为了堵上柬越边境的缺口，美国决定派国家安全局的“牛津”号情报船投入战斗。“牛津”号是美国派往越南的第一个水上信号情报工厂。5 月26日，“牛津”
号接到命令后，即刻起航驶往东南亚。当时，“牛津”号正在完成一项为时将近四个月的西非巡航任务。当得知此次航行不是回家，而是去参战，而且从此以后他们的大本营不是诺福克，而是圣地亚哥，这些家在东海岸的船员仿佛迎头挨了一棒。
当时在船上工作的一位电子情报员乔治。加西迪回忆说：“在西非，我们负责监视当地某些区域之间的通讯联络，搜集任何与共产主义相关的信息。搞到任何与共产党或苏俄有关的情报都是无上光荣的成就。我们的主要目标就是搞到与苏俄有关的情报。”
接到国家安全局的调令后，加西迪说：“我们离开德班，出于某种原因，我们绕到了南非的另一边。大约下午3 点钟，船长宣布命令。大家听后都焦虑万分。我的意思是说，船上有些弟兄的婚姻正濒于破裂，这下可好，夫妻更是天各一方了。
在东海岸我们有房子、家、汽车、孩子、老婆、情人，我们的一切都在东海岸，可是却对我们说‘现在去越南’。我可以告诉你，这种军心涣散的程度不亚于肯尼迪遇刺时引起的民心涣散。“
在驶往东南亚的长途旅行中，加西迪发现了一种鼓舞士气的办法，他把船员们在执行任务期间，逛各种妓院时所拍的照片搞成集成照片。他说：“船员们在妓院里拍了照片，带到船上让其他船员冲洗出来。我让他们发誓保证绝不给船上任何人看，尤其是不给长官看。同时我会把精彩的照片多加印一份，锁起来保存好，放到一个没人能找得到的地方，就是洗相室通气孔处的一个大金属罐子里。
“这件事（奉命前往越南）发生以后，我跟几个弟兄说了照片的事，他们建议说你怎么不用这些照片做一个大的招贴画，鼓舞一下大家的士气。我说：”我可不能这么做，他们会杀了我。‘后来，我找到舰长，跟他说了我的想法。他说：“如果照片上的内容不是不堪入目的话，看看照片未必是个坏主意。’所以我就到每个船员那里问他们是否在乎展出他们的照片，他们的确没人介意。这样，一天下午，我们就在寝居甲板上展出了照片。说实话，这还的确鼓舞了士气。这些照片有的是弟兄们在金丝雀群岛的德班和女人们在一起，甚至也有我在加勒比海拍的几张，还有几张是在智利瓦尔帕莱索的苏黎士大酒店拍的。”
与在其他地方一样，在亚洲，任何有关“牛津”号的消息都是秘密。糟糕的是这给从美国本土派来加入“牛津”号行动的人员带来了麻烦。其中一位来自加利福尼亚的约翰。德车尼回忆说：“他们对‘牛津’号的行踪高度保密。开始我们先到了菲律宾的苏比克湾，因为‘牛津’曾在那里登记过。我们到达克拉克空军基地，再乘巴士走小道用了四个小时进入苏比克市区。到了那里却被告知‘牛津’号实际在日本的横须贺。所以我们乘车返回克拉克空军基地，随后飞往横须贺。到了那里却听人说从来就没有听说过这只船。后来，又有人说这只船在西贡附近。所以我们就飞往西贡，但那里的人却说船不在那儿，而就在苏比克。我们又返回苏比克，但还是见不到船的踪影。最后，他们发了舰队搜寻令，才知道‘牛津’号已经在日本的佐世保干船坞待了两个月。所以我们就飞往日本的某个空军基地，然后乘坐日本火车一路直奔那里，次日一早到达了佐世保。我们辛苦奔波了一个星期，最后总算找到了它。”
“牛津”号从干船坞出发驶向泰国湾地区的指定目标，那是富国岛南端安堂附近的一个偏僻海域。德车尼说：“我们在柬越边境的这个地区待了两个月，抄写、记录所有来自敌方和友方的通讯情报。大多数时间我们离海岸只有约两英里远，这是能窃听和确定该地区上百个通讯机构方位的理想位置。”
在“牛津”号舰首国家安全局的工作区内，监听人员使用高灵敏度的KG14多频道接收器进行监听。为了翻译情报，“牛津”号信号情报组里配有高水平的泰语、几种汉语方言、俄语及越语专家。舰上的情报人员中至少有一人熟悉菲律宾土著语——他加禄语。德车尼回忆道：“我们尽最大的努力做着情报工作。米德堡既要情报录音，又要文字记录，还要破译的信息。我们能做的情报工作，我们都做遍了…
…一名国家安全局的人在舰上待了大约两个星期，他独来独往，没有人知道他待在船上干什么。“在船尾区，电子情报人员把从数百个雷达系统中收集的信号用32声道的爱派克斯录音机录在磁带上。
“牛津”号在东南亚期间执行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监听马尼拉七国首脑会议。
会议于1966年10月23日至27日在菲律宾举行。停泊在马尼拉湾的“牛津”号恰好在斯坦利角海军机场的对面，正好能听到谈判的内容。这样，美国的谈判者可以通过了解其他谈判者的战略计划和谈判要点而先发制人。德车尼说：“会议期间，船上的监听员发现了一个企图行刺（美国总统）约翰逊、（菲律宾总统）马科斯，我想还有顾仁草库的阴谋。”策划者是受共产主义鼓动的新人民军运动成员。由于情报人员报告有功，船上的每个成员都受到了嘉奖。
在这条船上，情报人员和一般的工作人员事实上互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