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机构美国国家安全局揭秘-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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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美国军人可以擅自采取这种行动，“他总结说，”这个世界就危险了。“礼堂里再次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声。
对衣冠不整、藏在韦泽尔山底下水泥掩蔽室里的美国官员而言，选择这个时候进行早已策划好的“世界末日”演习似乎令人不可思议。五天前，弗朗西斯。鲍尔斯驾驶的UM飞机在俄国中部坠毁。大家都认为飞机已四分五裂，飞行员也随之丧生。
第二天，一份经过编造后合乎要求的消息已经公布。早在越境飞行计划开始时的1956年，经艾森豪威尔批准就已经编好了这个故事：一架属于美国航空航天局的飞机迷失了航向，它一直在土耳其从事一项常规的空气采样任务。“后续计划将立即实施，”
中央情报局在发往各情报站的一份绝密电报中指出，“U2飞机是从土耳其阿达纳起飞执行气象任务的。它的目的是研究大气湍流。在土耳其东南部飞行期间，飞行员报告氧气出了问题……”
藏在山底深处掩蔽部里的艾森豪威尔每看一页赫鲁晓夫的讲话，他的惊讶就增加一分。这批美国官员登上飞机不久，赫鲁晓夫的讲话就用电报传给了他们。苏联人不仅为他们的导弹在外层空间击落间谍飞机大声叫好，而且直接指明总统是罪魁祸首。美国舆论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艾森豪威尔清楚地看到，在大选年间一桩巨大的丑闻很快就会像乌云一样笼罩在华盛顿上空。
上午10点32分，想象中的苏联核袭击结束了。艾森豪威尔留下来准备回击赫鲁晓夫的语言炸弹，但这座掩蔽部却提供不了任何保护。国家安全小组的大部分官员返回了华盛顿，总统只和少数几名最亲密的助手研究着对策。掩蔽部的休息室十分狭小，几个人挤在沙发和扶手椅里讨论着办法。多数人同意道格拉斯。狄龙的意见，即发表一项新的声明以取代国家航空航天局编造的故事，对赫鲁晓夫充满火药味的指责进行反击。道格拉斯。狄龙早年是一位华尔街银行家和法国酿酒厂的老板，由于国务卿克里斯蒂安。赫脱正在国外访问，狄龙临时主持国务院的工作。
但艾森豪威尔不同意狄龙的意见。赫鲁晓夫所掌握的不过是一名已丧生的飞行员和一堆破铜烂铁。尽管国家安全局编造的故事漏洞百出，不堪一击，但现在绝不能改口。艾伦。杜勒斯同意艾森豪威尔的看法。他是U2飞机越境侦察行动的始作前者，正是他逼迫原本不太情愿这样做的总统下令让这种飞机一而再地深人苏联领空飞行。现在不是示弱的时候。除此之外，很久以前他就向白宫“绝对”保证U2飞机的飞行员在飞机坠毁后无法生还。
杜勒斯做出这么肯定的保证令人感到奇怪，因为飞机中已配备了一些安全装置，其中包括特制的弹射座椅。杜勒斯的“绝对”保证只是让人们产生了更大的疑虑：是不是事先就对U2飞机做了手脚以消除飞行员死里逃生的任何可能性？更加令人生疑的是艾森豪威尔的主要助手安德鲁。古德帕斯特尔后来说的一番话：“我们已经得知……飞机将被击毁，飞行员不可能逃生。”
谎言一经说出就得坚持下去，没有人能够控制住。长期以来一直因以公开和诚实的方式开展美国航天计划而备受全世界尊敬的航空航天局此时陷人尴尬的境地，在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发言人沃尔特。鲍尼被迫站在摄像机前一次又一次地说谎。
两天之后，即5 月7 日，星期六，赫鲁晓夫又抖了一个包袱。“同志们，”他俯瞰着出席最高苏维埃会议的代表们，满面笑容地说道，“我必须让你们知道一个秘密。
两天前我做报告时，我故意没有说出我们已找到了飞机的残骸，更重要的是我们还抓住了飞行员一一他不仅活着，而且还在提抗议！“礼堂中发出哄堂大笑，欢呼声震耳欲聋。接下来，赫鲁晓夫又说了一段令国家安全局高级官员头皮发麻的话，他对参加会议的代表们说苏联还找到了”记录我国地面雷达站所发出的信号的录音带——这是无可辨驳的间谍证据“。
正在葛底斯堡视察的艾森豪威尔注意到了这条消息，他的反应只有四个字：“不可思议。”华盛顿此时是一片哗然。梅森等总统的高级助手立即着手用谎言为总统打造防护墙，原先编造的谎言顷刻之间就得重新捏造。国务院新闻发言人林肯。
怀特就像《艾丽丝漫游奇境记》中的某个角色一样急匆匆地从一个兔子洞钻到另一个兔子洞。他告诉惊呆了的新闻界此前说的一切都是不真实的。一名记者后来写道：“你马上就会觉得一股怒气从心中升起。记者们惊讶地发现他们已参与制造了一个谎言。”
就在此时，国防部长盖茨给国务卿赫脱打电话，他指出必须有人站出来说明事实真相。“必须有人为此项政策承担责任，”盖茨坚持说，“尽管总统可以说他不知道这次飞行的情况，但他确实批准实行这项计划。”赫脱紧握着黑色的电话听筒对盖茨的话进行了反驳：“总统并不否认这一点，但在这个时候他什么也不想说。
我们一直尽力使总统在这件事上保持清白。“
5 月9 日早晨，当总统走进椭圆形办公室时，他通常挂在脸上的那种开朗幽默的表情变成了一副沮丧的样子。“我打算辞职，”他对他的秘书安。惠特曼说。有传言说国会将对UZ飞机事件展开彻底调查，这是艾森豪威尔不惜任何代价也要避免的事。这天下午，赫脱和杜勒斯按计划将参加国会的秘密听证会，向少数高级参议员和众议员简要介绍这一丑闻的来龙去脉。艾森豪威尔说，杜勒斯能对国会山的议员们讲的仅限于“根据一般性授权，这一行动已持续了四年”，仅此而已。随后，为了彻底打消国会议员们进行调查的念头，这位间谍首脑应该“指出任何非正式调查都将产生非常糟糕的后果”。
对艾森豪威尔来说，处理这一丑闻的过程很快变成了难以忍受的酷刑。每天每日他都得被迫一点点地讲出事情的真相。但他已下定决心，有一个秘密绝对不能公布，即便他的内阁成员为此不得不向国会撒谎也罢——这就是有关他本人卷入UM飞机事件和轰炸机越境侦察的情况。在国会召开听证会之前，古德帕斯特尔打电话向赫脱强调了这一点。他警告说：“总统不想让自己和这一特殊事件有任何干系。”
当杜勒斯和赫脱在国会山开会时，艾森豪威尔也在召集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开会，他告诫他们要避开新闻界。“我们的侦察行动被发觉了，”他苦丧着脸说道，“我们不得不经受一场风暴的考验，大家要尽可能少说话。”不久，林肯。怀特又发表了一份例行公事式的声明，它的内容和以前发表的三项声明是相矛盾的。这回政府承认“非武装民用飞机进行了扩展范围的大气探测飞行……这些飞行通常是在边缘地区进行的，偶尔也超过了边界。这些特殊任务……并没有获得授权”。这份声明把艾森豪威尔摘了个干干净净。无论付出任何代价也必须把艾森豪威尔卷入这一倒霉行动的事实掩盖起来。
艾森豪威尔从一开始便本能地感觉到越境飞行计划注定要以灾难性的失败告终。
但他的顾问们，特别是艾伦。杜勒斯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内森。特文宁却一次又一次地不厌其烦地催促他。再不能这样做了。“取消所有的挑衅行动，”1960年6月的一次内阁会议结束后总统向盖茨下达了命令，他丝毫没有掩饰他的怒气。然而，国家安全局的边缘侦察飞行仍可继续进行，但只限于国际空域。随后艾森豪威尔示意赫脱和古德帕斯特尔跟他走进他的办公室，他以斩钉截铁的口吻告诉他俩UZ飞机飞越苏联领空的飞行必须中止。“通知艾伦。杜勒斯，”他烦躁地命令道。艾森豪威尔转天就要启程前往巴黎和赫鲁晓夫举行期待已久的首脑会晤。他不想让任何意外事件再度发生。
4 引擎的伊尔—18客机越过白俄罗斯的黑森林，往巴黎方向飞去。端坐在机舱里的赫鲁晓夫想到美国人竟选择这样一个时机让U2飞机飞越苏联领空搞间谍活动，心中的怒火又一次升腾起来。“美国人好像故意要为这一次首脑会谈设置一颗定时炸弹，”他心中默默地念叨着，“正当我们打算和他们坐在谈判桌前时，这颗炸弹爆炸了。”他特别担心他的国家在苏联集团内部失去威望。“如果我们自甘受辱，不敢提出强烈抗议，它们怎么可能指望我们伸出援助之手？”惟一的解决办法是要求艾森豪威尔公开做出正式的赔礼道歉，并且保证不再进行越境侦察活动。这一要求令美国总统再次感到意外。
但是，赫鲁晓夫并没有得到他一直在期待的道歉。尽管在过去的四年中美国的U2飞机和重型轰炸机曾经数十次穿越苏联领空，但这位老将军不可能说出道歉的话来，他压根就没想过道歉的事。然而，他确实已经公开宣布直到他的任期届满都不会允许再度进行越境飞行。但这样做是远远不够的。定时炸弹已经爆炸，这次最高级会谈因此早早结束了。两国元首返回奥利机场，各自打道回府。赫鲁晓夫邀请艾森豪威尔在离任前访问莫斯科的计划也同时取消。“我们不可能向某些早已经——姑且这样说吧——把东道主的餐桌搞得乱七八糟的人表现出我们的热情好客，”赫鲁晓夫后来说道。
返回华盛顿后，艾森豪威尔心里一直闷闷不乐。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正打算就U2飞机事件和巴黎首脑会谈流产进行一次秘密调查。在公开场合，艾森豪威尔摆出一副英勇无畏的样子。他“诚心诚意地”同意国会进行调查，“当然也会全力配合”。但私下里他却非常烦躁不安。数周来他一直想阻止这次调查。他最担心的是他本人批准越境飞行，特别是批准进行“五一”那天的灾难性飞行的真相被公之于众。使他同样担忧的是可怕的轰炸机越境侦察飞行的细节会被泄露出去。事实上，大规模越境飞行可能是任何一位总统都难以批准的最危险的行动之一。
5 月24日上午8 时40分，就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即将开始之前，戈登。戈雷拉开椭圆形办公室5 英寸厚的木门，急匆匆地从印着总统徽章的草绿色地毯上走过。
这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知道艾森豪威尔不喜欢来访者等被人召唤进去。戈雷带来了坏消息。“显然，”他告诉他的上司，“已经不能指望国会停止对UZ飞机事件和最高级会谈流产进行调查了。”由于距国会举行听证会的时间只剩下了三天，戈雷建议艾森豪威尔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明确表示他希望他的主要顾问们在证词中该说些什么”。
过了一会儿，二十多位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鱼贯进入椭圆形办公室旁边的内阁室门口。“总统到，”戈登的嗓音低沉而有力，好像在发布一道命令似的。
当艾森豪威尔走进会议室时，与会者纷纷站了起来，嘴里咕咕哝哝地说着“早上好”。艾森豪威尔随后在会议桌中间他的专座上坐了下来。由三个金属环串起来的巨大的活页本——他的“黑皮书”——放在四周镶有皮革的吸墨台上，翻开的那一页上写着会议的第一项议程。旁边的盒子里装有白宫的便笺纸。一部有七个按键的黑色拨号电话放在他的左手边上。坐在他对面的是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副总统身后有一个书柜，里面摆放着一座象征着共和党的金黄色的大象，还有一座立正敬礼的殖民地时期民兵的塑像。此外还摆着一排雕刻着图案的皮面精装书，这些书显然从未被打开过。
“总统先生，”戈登首先说，“第一项议程是艾伦。杜勒斯先生通报情况。”
中央情报局局长坐在艾森豪威尔右手会议桌尽头的位置上，这个座位通常是留给他坐的。这位教授手握烟斗侃侃而谈。艾伦。杜勒斯对这些神情沮丧的官员们说，莫斯科在首脑会谈即将举行之时“做出大肆渲染U2飞机事件和取消总统访问苏联的决定”。但“取消首脑会谈”的这项决定，杜勒斯说道，恰恰是在美国承认总统曾经认可了越境侦察飞行计划后做出的。
这正是艾森豪威尔最不想听的话。谴责这场灾难的声音已经传到了椭圆形办公室的门口。他不会允许参议院再往前走半步。他不能让他们发现他本人批准并且一直关注着“五一”飞行以及其他所有的侦察活动，他已经向美国公众和国会高级领导人否认了这一切。他更不能让他们发现充满危险的轰炸机飞行侦察活动，谢天谢地，这件事还没有被曝光。
艾森豪威尔背靠着蓝色沙发椅，透过宽大的窗户，凝视着白宫草坪，他对国会对外关系委员会的调查显然十分不满。“显而易见，”他后来愤愤不平地写道，“国会坚持要对UM飞机事件和首脑会谈破裂进行某种调查。”“政府官员应该头脑清醒，沉着镇静，但调查不应扩大化，不能允许调查人员钻进我们的情报系统……”
他警告说，“某些人是诱骗证人的大师，他们试图掌握我们的情报系统的所有秘密。”
他斩钉截铁地说，有关这些行动信息“丝毫也不能披露”。
艾森豪威尔在内心深处极端讨厌国会的调查。开会前，国防部长汤姆。盖茨端着一杯酒站在白宫生活区里，想到他将出席林登。约翰逊领导的战备委员会的听证会，心里不禁感到一阵阵的忧虑。听证会的重点问题将是指责政府为了减少五角大楼开支和平衡预算而故意低估苏联导弹的威力。“更要命的是，”盖茨说道，“那是发誓，那是回答国会的调查。”但艾森豪威尔很快打消了国防部长的忧虑。“你就站在那儿，告诉他们你不愿向他们发誓。”
另一位害怕并且试图逃避国会调查的官员是内森。特文宁将军。应该为轰炸机侦察飞行负主要责任的正是这位将军，此时，在5 月24日的会议期间，他担心调查人员很快会将注意力从中央情报局转移到他领导的机构。“调查一旦开始，他们就会试图掌握我们全部的情报行动，”他抗议道，“如果调查人员追查中央情报局，接下来他们就会追查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行动。”接着他又问道：“是否我们可以采取某种行动以阻止这场调查？”
过了一会儿，艾森豪威尔提出行使行政特权的想法，但随即又放弃了，因为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