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我心-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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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哎呀，克服一下吧，现在太冷了，我明天给你们带来就是了。” 我说。
“不行，马上就要吃上，谁和我去啊？”她说。
“没人去，要不然你也别去，等吴琼明天带来。”大伙儿说。
她还是执意要去，还把她那些好看的衣服拿出来，穿得很漂亮，亭亭玉立的出门了，我们就留在家里聊天。
过了好久，一个弯腰驼背趿拉着皮鞋的袁玫回来了。
“怎么回事？搞得这么狼狈？”大家异口同声的问。
袁玫一手挎着包，怀里抱着苹果，头发也散了，说：“这北京，简直就不是人住的，那个王府井怎么就有那么多的人啊？”也不知道她想问谁。
“你去那里干什么？那里本来人就多吗！”我说。
“好吧，就说那里人多吧，你们北京了不起，可这个风，这个风都能把人吹到墙上贴着，太可怕了，我都不知道你在北京怎么活？”她看着我补了一句：“打死我也不来北京过日子。”
我们看着一个美人出门，回来的却是一个邋遢妞，更好笑的是，等她缓过劲来，我们已经把她买回来的苹果吃得差不多了，结果她才吃了一个最小的，她大喊冤枉。
那一次，我们聚会的插曲还挺多。在我们要离开酒店的时候，剧组告诉我们有一个电话单需要我们自己付费，大家一看，电话费竟有三百多元，那在当时是很吓唬人的，我们都觉得莫名其妙，不可能，谁会打这么昂贵的电话呀？
为了搞清楚，我们都互相查问，彼此也极力推脱，我问服务员：“这是打往哪里的电话？”
“打到印度的。” 服务生说。
“天哪？谁会往那里打电话呀？肯定是搞错了。”我们说。
“帐单都打出来了，肯定是你们打的，你们看着办吧？” 服务生说完就走了。
这下可麻烦了，要查清楚这件事情，好像有点阶级斗争的味道。那个年代，像我们安徽这样的地方，相对还很闭塞，“印度”？听起来都陌生，别说有什么人可以打电话了，结果，大家都把视线转向袁玫，觉得她来自广州，相对是个花花世界，也许和外面联系多一些，所以，袁玫的嫌疑最大。
袁玫见我们都看她，很认真的说，我是有朋友在国外，可绝对没有印度朋友，如果是我打的，我不会不承认，这个电话确实不是我打的。
我相信，我们都相信，可这电话费是哪里来的呢？我们决定一起去找剧组声明不是我们干的，也许是服务生打扫房间，擦电话的时候按错钮了，反正不是我们干的。
后来，剧组把话费给处理了，大家才踏实的各自回去了，是一场小误会。
《综艺大观》快要录制的时候，姐妹们都为自己穿什么发愁了，我把所有的衣服拿来给她们选，等观众看到我们的表演时，杨俊和亚玲穿的是我参加“中国风”去香港演出时带回来的衣服，因为那时国内的服装款式还是比较单调的。
《综艺大观》播出反响挺大，那也是我们几个姐妹第一次在全国的媒体出现，正值花样年华，如花似玉一般，配得上“金花”只词。
袁玫对爱情和婚姻的要求很高，这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我们曾在广州国际大厦的咖啡厅一起聊过天，她说我对爱人的要求很平庸，有一点指责我的味道。
“你想要什么样子的爱人呢？” 我问她。
“让我心动的爱人。” 她说。
“什么样的男人是让你心动的呢？”
“起码看上去要帅，要高大，我的爱人一定要高大，这样的男人才能让我心动。”
“都什么年龄啦，还这么强调外表？”
“什么年龄？什么年龄也不能放弃对美好事物的追求，第一眼不能让我心动的男人，我是不会爱上他的。”袁玫理直气壮的说。
“没有想到你这么在乎男人的形象。”
“那当然，在一起生活吗？起码让你赏心悦目，你看你以前的男朋友，说实话长得都不怎么样！”她不屑地说。
袁 玫（3）
“行啦，我估计我以前谈的男朋友，在你眼里也就属于歪瓜劣枣类的。”
那天的广州，细雨蒙蒙，我谈我过去的爱情，她诉说自己的婚姻，说到伤心处，我们都不自觉的泪水模糊，心在那一刻靠得很近。
我很欣赏袁玫对生活品位和质量的追求。她一个人可以把家收拾的干干净净。她向往的日子是不要太操劳，那是男人的事情，女人的日子就是抱着小狗，躺在沙发里，眼里看着书，耳朵听着音乐，家里的阿姨最好还会炖燕窝，煲汤喝，高兴的时候和好朋友去游泳、听音乐会等，这些都是袁玫想要的生活。
“你就是想过贵夫人的生活呗？”我说。
“是呀，那样的生活多悠闲那。”她说。
“那有什么意思呀？”
“怎么没有意思？难道整天忙得像小二一样的日子你就觉得有意思吗？”
“可是人活着不就是要干点事情吗？一天到晚什么都不干多无味呀？”
“你真是受累命，穷人命。”
“好吧，我就是一个穷人命。”我想，我从来都没想到去过一种象她描述的那种生活，看来我就是一个劳碌命，虽然我不曾这样想，但是我还是欣赏能够拥有这种生活的女人。
要说传统，我们几个都很传统，但是袁玫的传统观念更多，别看她很小资，但骨子里传统的东西非常深刻。
袁玫非常顾家，袁家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让她操心，结婚不久，她就把家里老老少少接到广州家里来住，丈夫不像家里的主人，倒像是个客人，为此，小俩口也生了不少是非。在她的心里，弟弟是他们袁家的顶梁柱，弟弟的小孩是袁家的正宗传人，待遇也明显不一样，亲侄子的事情比自己的事情还重要。
我问她：“是不是将来你自己有了小孩就不这样想了？”
她说，“我有了小孩，最多和小侄子一样待遇了。”
袁玫几次来北京，我们都一起吃饭，我喜欢她的率直，比如，我问她想吃什么？她会毫不犹豫的说：“到北京，当然吃涮羊肉了。”不跟你绕弯子。
虽然和袁玫相隔较远，但是每次相聚，还都能说说小姐妹之间的悄悄话，把彼此的苦恼或是喜悦倾诉给对方。
上次袁玫来北京参加“艺术人生”节目，介绍当年《红楼梦》剧组的专题，袁玫问我，马兰最近有消息吗？我说，不太清楚，听说可能要开一个音乐会。
袁玫说，唉，这么久了也该出来露露面了，要不然韩再芬的势头就要超过她了。
我知道，她说得也是我们几个姐妹的心里话，虽然，我们曾经并不是特别亲密，甚至是竞争对手，但我们也是看着马兰一步一步走到今天，是不容易的，这里面不可否认也有我们的努力——那就是我们做了称职的绿叶。
我们看见韩再芬今天的成绩很高兴，但我们也希望马兰能够继续在黄梅戏领域里再度辉煌。
“马兰也许现在是收起拳头，为了更好的出击吧？听说她最近和省黄梅戏剧院关系不太顺，也许她还有些放不下吧？”我对袁玫这样说。
“有什么不能放下的，为了工作，事业，说实话，现在要是有人把我踏在地上，从我身上踩过去，我都无所谓，人活着还是要心态平和一点才好。”她的话让我很意外。
我没有说话，接着她说：“其实，说实话，吴琼，真正不应该离开黄梅戏的是你，你他妈的就是为黄梅戏所生的，你离开太可惜了，对黄梅戏事业的发展太可惜了。”
“你这么看高我吗？”我问。
“我讲得是实话，当然，离开安徽，你的物质生活肯定比原来要好的多。”
这么多年，袁玫从没有就我离开黄梅戏剧院表过什么态度，这是我第一次听她这样说，我想了很久，她的话也许有些道理。
听说，袁玫准备了很久的一部大制作，已经开机了，袁玫是该剧的制片人和出品人。我相信她能够胜任并且会做得很好，也希望袁玫还有我自己在未来的日子里实现自己的最大的愿望：生一个健康快乐的小宝贝，完成一个女人应该有的全部过程。
我 们
确实，“五朵金花”已经成为过去，花瓣也早已凋谢，庆幸的是，曾经绽放过，而且，绽放的那么绚丽。现在，我们还在紧紧拉住青春的尾巴不肯撒手，还希望在艺术的海洋里继续翱游。但是，我们都有准备，对于未来，似乎已经看见我们未来的样子，因为我们已经到了不惑之年。
从十二三岁开始，我们住在一个宿舍，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懵懂少女，一步步，一天天、一年年，走过了近三十年啊，这么一算真的吓人一大跳。
童年时的争争吵吵，转脸就烟消云散，崭露出灿烂笑容；年青时的和和气气，背脸却有可能硝烟弥漫，甚至藏着心机；现在，我们都放慢了脚步，平和了心态，也有了心情给予对方美好的祝福，而且，都是真诚的，发自内心深处的真诚祝福。
这就是我们真实的成长过程。
我想，马兰一定还会有好的作品献给喜欢她的观众和朋友，如果她的新作问世请我们去欣赏，我们几个姐妹还会像上次她首演《秋千架》时一样，从四面八方赶去捧场，带着最真挚的情感去祝贺她。
亚玲是我们当中最后一个坚持在安徽省黄梅戏剧院的小姐妹，因为她的坚持，她获得的成绩是理所应当的，是值得欣赏的，相信亚玲在享受美满家庭给她带来幸福的同时，还会有更多更好的艺术作品带给我们。
杨俊和我一样是个操心的命，不知道为什么每每说起杨俊，她塑造的舞台人物就会闪现在我的眼前，我想这就是她的魅力，我惊叹杨俊的艺术天赋。杨俊和我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我们的爱情之路并不十分顺利，我们都曾经为自己童话般的爱情梦想付出过惨痛的代价。幸喜，杨俊现在有了圆满的归属，我对她的现状很放心，如果，她能够如愿添一个小宝贝，我想她的人生，就更不同了。
袁玫向往的是贵族式的生活，我知道，她一直在为自己的向往而努力，对自己的事业和工作从来不敢懈怠，她肯定爱情中的一见钟情，对爱情仍拥有原生态的怀想，这在现在生活只已不多见，衷心祝福她想的和要的都能如愿。
自己的故事：往日恋曲
初 识（1）
我一直叫他Hi哥，是他，让客居异乡的我第一次有了亲人的感觉。
过去，很多朋友都叫他Hi哥，现在也许不会了，因为他的职务变了，人们往往会因为某人的人事职务变动，而对他的亲妮称呼也随之变得生硬起来。
认识HI哥的时候，是在一次大型颁奖晚会上，我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具有国家级别的盛大晚会，所以，基本上是什么人也不认识，除了湖北文化音像出版社的贺老师，我叫他干爹，因为他们家没有女儿，两口子就把我当成了宝贝，他们是带我来参加首届金盒带比赛的，因为他们公司录制了一盘我唱的黄梅戏专集，销路很好，所以推荐我到北京参加比赛暨颁奖晚会。
Hi哥大约是这次晚会的协调人之一，因为我看见Hi哥出现的时候，大家都很尊敬他，当然也有人很媚态的样子，女孩子一律都叫他Hi哥。他对人有礼有节，但在我的眼里，好像很有一点距离感，或许是因为他那浓密的大胡子微微上翘的样子，让我看见他不易被人察觉的傲慢，我感觉他肯定是一个很重要的人，因为我还看见不少我很崇拜的人对他都很客气，所以问贺老师：“他是谁？”
“他？你不认识吗？他是台里的导演呀，很有前途的年轻导演。”贺老师说。
“哦，怪不得，那么多人巴结他呢？”我轻声说。
“哎，不是巴结，是尊敬他，他人缘可好了，对人从来不摆架子，我们是铁哥们，一会儿晚上我们一起吃饭，我介绍你们认识。”贺老师自信的说。
“我……他才不会把我们地方来的放在眼里呢？”我嘟囔着说。
“那他不是这种人，再说，你是我的干女儿，这个面子他不会不给的。”正说着，迎面就碰着了他，干爹马上向他介绍我，并强调，我是一个如何、如何好的演员，唱工了得，他很客气的点点头，看我有些拘谨的样子，他笑着说：“你认贺老师做干爹，算是对了，我想叫他干爹他还不干呢！”经他这么一说，我们之间的距离仿佛一下子拉近了。
往后的几天里，我们接触很平凡，也因为他和贺老师确实很要好，我就成了他们的小跟屁虫，走哪儿都把我带上。Hi哥的幽默让我领略到北京人确实是皇城根边上的百姓，天子身边的臣民，那种恰如其分的话语，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天赋，无法与之相比，我们最多是说一说身边的笑话，而他是幽默，这不在一个层面，我认为那属于高智商范畴，所以，无论走到那里，Hi哥都是我们中间的核心人物，我想，即使他不是在那样特殊的位置上，他的智慧也足以让他做得很好。
记不清因为什么我们一大帮人去了友谊宾馆，在等待什么人的时候，我欣赏宾馆走廊上的画，Hi哥走到我的面前，那一段时间因为我们常常在一起，大家已经很熟了，彼此之间好像已没有什么距离。
“你喜欢这里的哪一幅画？”他问我。
我站在一幅画的面前说：“我喜欢这个。” Hi哥低下头看看我，又抬起头看看画，脸上一头雾水，不解和疑惑，那是一张不太大的油画，我清晰的记得，画上只有一棵树，而且是一棵断枝残叶的树，树上栖息着两只鸟，也许是乌鸦，我不确定。
“你喜欢孤独吗？”Hi哥说。
我没有回答，我对自己比较偏好凄凉的景物，至今不理解。
然后我们走到商品柜台，我看中一条白色的镶嵌着亮片的腰带，很喜欢，Hi哥看我犹豫的样子就说： “服务员，请把这条腰带拿给我。” 说着便从口袋里拿出钱包付款，三十多块，这在八十年代，应该也是不菲的价格。
我还懵着呢，Hi哥已经把腰带递到了我的面前。
“我……我回去给你钱。”我低着头说。
“好。” Hi哥说，语气有点平淡。
第二天，我心里一直很犹豫，Hi哥昨天的平淡语气让我困惑，不知道是否应该把钱还给他，因为这几天大家开始拿我们开玩笑了。我承认，Hi哥的幽默与豪爽对我是有吸引力的，但我更担心的是他是否有家？而且，我也有男朋友，所以不想节外生枝。想来想去，最后还是决定把钱还给他。为了不让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