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大汉奸之死-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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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戴笠到香港后，马上通知陈恭澍刺汪行动要抓紧，动手地点改在汪的寓所，将汪精卫和陈璧君杀死在床上。
于是，河内行动小组按照戴笠的布置，紧张地活动起来。陈恭澍派出唐英杰侦察汪宅，弄清汪精卫的卧室。唐英杰回来后，画了一张汪精卫卧室的草图，按唐英杰画出的草图，陈制订出了刺汪方案。
方案报送香港，很快得到戴笠批准。戴笠指示应尽快执行。3月20日夜，月黑风高。高朗街静悄悄，警察署巡逻的人马早已熬不住困乏，回警署睡觉去了。
汪精卫卧室外间套房的灯还亮着。灯下，汪夫妇与曾仲鸣正在商量着投日事宜。
“日本国内的形势不明朗，我们现在困在河内，进退两难。民众不明白我此时的心境，骂我是汉奸。老蒋又来逼我，要我去国外。如果日本人还不表态，我倒是想接受蒋介石的建议先去一趟欧洲，观观风向，再作打算。我们不能在河内这棵树上吊死。”陈璧君直摇头：“日本首相更换，是日本国内矛盾引起的，新首相平沼骐一郎上台后，对华政策虽然有些调整，但只要我们坚定立场，继续与日本人联络交涉，表明我们的态度与诚意，我想日本人还不至于丢下我们不管吧。”
曾仲鸣一边低着头整理文件资料，一边说：“河内的安全没有保障，不是久留之地。我们虽然有几名卫士，他们也都很尽职，但因为没有武器，没有任何战斗力。高朗街警察署的警察极不负责，长期下去，非常危险。香港林柏生先生被打，无疑是军统搞的鬼，我们在河内不得不防。戴笠心狠手毒，他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呀。”
听完曾仲鸣的话，汪精卫长长叹了一口气：“唉———我们困在这里，只有听天由命了。住几天等等再说吧，实在不行，我想还是去欧洲。我要向国人表明我的心迹，是蒋介石逼我走的这一步。与日议和的事，过一段时间再作考虑。”
陈璧君还想说什么，汪精卫打了个哈欠，说：“我已经困了，明天再说吧。”说完，起身进了里间的卧室。
曾仲鸣与陈璧君在外间就安全保卫问题又聊了一会儿，便与陈璧君互道晚安，回到自己的房间休息去了。
夜半子时刚过，一辆中吉普悄悄驶过高朗街，停在离27号不远的路旁。车上跳下七八个黑影，迅速靠近了27号院墙。这几个人正是王鲁翘和唐英杰等军统行动组人员。开车的是行动组长陈恭澍。
只见唐英杰施展功夫，轻轻跃上墙头，然后将王鲁翘等三人拉了上来。另留四人在大院前后作警戒。陈恭澍则留在汽车内，在不远处的路旁接应。他们跳进院墙时，有人不小心踩翻了墙角的一个花盆，发出了响声。
“什么人？”住在一楼的汪精卫卫士喝问道。
王鲁翘等人随即闪身躲在一棵大树后。这时，一楼的后门打开了一条缝，这是汪精卫的厨师听到响动，开门出来看看动静。“啪！啪！”王鲁翘举枪就射，厨师惨叫一声，倒在地上。唐英杰带着人乘势冲进后门，堵住了卫士的房门：“都不要动，谁要出来，老子打死谁。”汪精卫的一名卫士还想往外冲，“啪！”又是一枪，卫士捂着左胳膊倒在一边。这些卫士没有武器，这个时候他们只能被堵在屋子里干着急。
就在唐英杰堵住卫士的房门之时，王鲁翘带着人早已冲上三楼，直扑靠北边的那间卧室。
房门已被锁死，而且非常结实，王鲁翘连撞几次都没有撞开。正在王鲁翘着急之时，唐英杰提着利斧赶到。唐抡起大斧，用力向房门劈去。只几下，就将房门劈了个大洞。
室内的台灯亮着。王鲁翘借着灯光朝里瞧，看见床下趴着一个男人，正瑟瑟发抖，头拼命往床下钻，背部完全暴露在外边。依据体形判断，此人就是汪精卫。王鲁翘没有迟疑，端起勃朗宁连发三枪，弹弹命中，只打得血溅四壁。枪响过后，王发现床下还有一个女人，此人当是陈璧君无疑，便甩手又是三枪。王鲁翘认定，这几枪汪精卫夫妇即使命再大，也必死无疑。他本想进去验明正身，可是房门还是打不开，便指挥人马迅速撤了出来。
很快，王鲁翘和唐英杰率人跑了出来，钻进了前来接应的吉普车。“怎么样？”陈恭澍见他们上了车，忙问道。“两人已经上路。”王鲁翘无比轻快地回答。
“好！”陈恭澍高兴地拍了拍方向盘。吉普车一加油门，飞快地消失在浓浓的夜幕里。
陈恭澍哪里知道，这一回，汪精卫夫妇又是有惊无险。
原来，当楼下传来第一声枪响的时候，汪夫妇就被惊醒。汪精卫正准备出房门探看，他的女婿何文杰与女儿汪文惺跑了上来：“有刺客，赶快进屋！”他们将汪精卫夫妇推进了室内。刚刚进屋，王鲁翘就冲了上来。
听见有人撞击对面的房门，接着就是斧子劈门的声音，汪精卫等人趴在地板上，大气也不敢出。
枪声过后，四周平静下来。对面屋子里传来曾仲鸣与夫人方君璧痛苦的呻吟声，何文杰打开房门，看了看走道上已经无人，便冲进了曾仲鸣的卧室。
昏暗的灯光下，曾夫妇倒在血泊里，曾的前胸还汩汩往外冒着血泡，其状恐怖。何文杰吓得不知所措，要汪文惺赶快打电话报警。
十几分钟后，法国警察赶到。随后，救护车将曾仲鸣夫妇送到医院急救。
曾仲鸣送到医院后，伤势非常严重，但他神志尚清醒。他知道自己快不行了，让人赶快拿来支票，一张张在上边签名。汪精卫从重庆随身携来的现金，都是以曾的名义存在银行，如果没有曾的签名，这些钱将很难从银行取出来。曾签完名后，便昏迷不醒，经医生全力抢救，仍回天乏术，死在手术台上。曾仲鸣夫人方君璧右胸中了一枪，另两枪一枪在臂，一枪在腿，在医生的救护下，保住了性命。
再说陈恭澍带人撤出高朗街，回到住地后，详细询问了王鲁翘行刺的情况。王边擦枪，边拍着胸说：“陈组长你放心，凭我的枪法，汪精卫、陈璧君这次必死无疑，就是两个汪精卫，也做了枪下鬼，你就等着好消息吧。”
正当陈恭澍一伙举杯庆贺的时候，出去打探的人员回来了，他们带来了令所有行动组成员沮丧的消息：汪精卫没有死，一死一伤的是曾仲鸣夫妇。
陈恭澍没有想到，这次计划周密的行动，又以失败告终。不过，他绝没想到，这正是戴笠搞的鬼。原来，就在戴笠下达行刺汪精卫命令之时，蒋介石临时改变了主意，现在干掉汪，似乎太便宜了他。他要留下汪精卫，逼着他去当汉奸，让他遗臭万年。他把这一想法，告诉了戴笠，并要他绝对保密。于是，戴笠秘密飞到河内，找到唐英杰，如此这般交待了一番。唐英杰侦察回来后，就按照戴笠的密命，将曾仲鸣夫妇那间带阳台的卧室说成是汪精卫夫妇的，导演了这场误杀的闹剧。因为日本政府的冷落，汪精卫正举棋不定，考虑与老蒋讨价还价，准备去欧洲的时候，高朗街的枪声，使他彻底失去了对蒋的信任。经历这场劫难后的汪精卫，再也不计什么名利得失，加紧了与日本人的联系与勾结，最后毫不犹豫地投进了日本人的怀抱。
从此，汪精卫永远失去了在中国政坛上东山再起的机会，失去了在国民党内与蒋介石抗衡的资本。这，也正是蒋介石所企盼的。
1939年4月25日晚，汪精卫在日本人的保护下，秘密逃离河内，经由海防乘船前往上海。
1940年3月，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正式开场，汪精卫当上“主席”，坐上了第一把交椅。其他汉奸们也都分得一官半职。
头号汉奸—汪精卫巨奸的下场
陈璧君病急乱投医，请来江湖郎中为丈夫治病，岂知郎中对汉奸恨之入骨，故意将枪毒扩散。日本医生虽竭力进行抢救，但最终回天乏术。汪死后两年，终被焚尸扬灰
转眼两年过去了。
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国内外反法西斯形势开始好转，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抗战胜利不远，汪精卫知道末日即将来临，惶惶不可终日，本来就不好的身体，这时变得越来越差。特别是一想到当年测字先生预测的“可杀可剐”，就会心惊肉跳。
原来，当年汪精卫刚“还都”南京，当上伪政府主席时，一天他微服上街，路见一测字先生，便上前抽了一字，此字为“哥”。测字先生说：“哥”有三解，哥者，两“可”相连也。第一解为“可父可师”。汪精卫听罢觉得自己地位显赫，对世人来说，的确是“可父可师”之人，心中便十分得意。测字先生又道：第二解乃“可敬可佩”。汪听罢更加高兴，想起自己青年时代慷慨歌燕市，刺杀清朝摄政王载沣之英雄壮举，实是“可敬可佩”。他认为测字先生很有水平，忙问第三解何意？谁知测字先生却噤声不语，说第三解乃天机不可泄露。汪精卫不便暴露身份，只得怏怏而归。为这第三解，汪精卫彻夜难眠，一心想知结果，第二天又去找测字先生询问答案。不料测字先生已飘然而去，只在地上留下用白粉所书八个大字：“可字三解，可杀可剐。”看得汪精卫魂飞魄散，从此打不起精神来。如今日本主子的势力已是日薄西山，中国人民的抗战即将胜利，每当想起当年测字先生的可怕预言，汪精卫就会不寒而栗。早在1935年，汪精卫被人行刺，大难不死。当时医疗条件有限，要取出这粒弹头十分困难，弄得不好便会危及生命，医生不敢下刀，便把这颗子弹留在了体内。这个时候，旧伤时时发作，使得汪疼痛不已。
1943年11月，日本在东京召开大东亚会议，汪精卫参加这次会议，并会见了首相东条英机。工作谈完之后，汪精卫向东条英机提出一个请求，他想请东条英机派几名医生去南京，为自己取出留在后背上的那颗子弹。
东条英机答应了汪的请求，派出了黑川利雄一行，带着医疗器械，来到南京。
经过一番细致检查，黑川利雄告诉汪，后背的那颗子弹已伤至骨头，但并没有什么大的障碍，还是不取为好。
汪精卫仍不放心，子弹留在体内，他总觉得是一个威胁。没过多久，汪精卫跑到南京日本陆军医院，坚持要医生取出子弹。日本驻南京陆军医院的后勤部队长、中将医师铃木小荣于1943年12月亲自操刀，替汪取出了那颗子弹。
可能是手术伤及了中枢神经，术后，汪精卫的双腿变得不听使唤，一时大小便失禁，病情恶化，任何药物均不起作用。陈璧君见汪精卫病情加重，十分着急，见西医不行，便求助于中医秘方。她托付亲朋好友，寻找民间中医，企盼奇迹出现。最终，陈璧君的侄儿陈春圃辗转打听，在江苏无锡找到一位治骨伤疮毒的名医刘一帖。这位医生用祖传秘方治疗刀伤枪伤和无名肿毒很有名气，外号“刘一帖”，意思是再难治的伤，只要他的一帖膏药，很快就可以好。刘一帖名扬江湖，其真名反被人忘了。
刘一帖被请到了南京汪精卫的病房。他微闭双眼，认真地为汪把脉，替汪做了仔细检查。他发现汪的创口已经平复，只是内侧发烫，脉象细促，便开了两剂退火的药，接着从贴身的内衣口袋里，拿出一张膏药，在酒精灯上烤了一会儿，然后贴于汪的背后。
第二天，汪感觉到后背凉飕飕的，疼痛大大减轻。
陈璧君暗自高兴，即派陈春圃给刘一帖送了一份厚礼，并派车邀他复诊。
刘一帖来到医院，检查了汪精卫的创口，面露喜色地告诉陈璧君：“汪先生创毒不重，只要照原方服上两剂，等两个时辰后，再贴一帖毒散膏药，便可一劳永逸了。”一面说，一面从小药箱内取出膏药交给陈璧君，交代了几句后，便告辞回旅馆去了。陈璧君拿着药膏，自是千恩万谢，亲自将刘一帖送上汽车，目送他远去。
汪精卫以为这一张“败毒散”贴了之后，便可消灾纳福，也等不得刘一帖必须等两个时辰的嘱咐，马上要陈璧君给他贴上。谁知这张膏药贴后没过一会儿，汪四肢抽筋，贴膏药处火烧火燎发烫，疼痛加剧，手心、脚心和额心一齐沁出汗来。陈璧君见状，慌了手脚。她一面请铃木大夫审视，一面命陈春圃去接刘一帖到医院会诊。陈春圃去了半个时辰，气急败坏地回来报告说，那刘先生已离开旅馆，四处寻找，已不知去向。陈璧君知道不妙。
三天后，汪精卫收到一信。陈璧君拆开一看，见白纸上写着四行大字：
厚礼不该收，既收亦不愁。 平生药一帖，宜人不宜狗。陈璧君看了信，气得两眼发黑，差点没晕过去。
刘一帖的这帖药，将子弹铅毒扩散入骨，汪精卫的病情一天比一天恶化，不仅脊椎骨和胸骨疼痛难耐，而且开始发高烧。1944年2月，黑川利雄邀请日本名古屋大学神经外科斋藤正教授来南京诊治，发现汪已病入膏肓，因受条件限制，无法控制其病情发展，当即决定带他到日本治疗。
就这样，汪精卫被抬上飞机，直飞名古屋，住进了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4楼一间特设的病房里。为了对外保密，这间病室叫做“梅号”。
日本政府对汪精卫赴日本治病当作最高机密，对外讳莫如深，医院内外军警密布，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如临大敌。汪精卫到达日本的第二天，由名古屋帝国大学的专家胜沼精藏、整形外科教授名仓重雄和助手教户田君组成了治疗小组，由斋藤正主刀，施行手术。
手术中，医生发现汪精卫的三节胸椎骨已严重变形，骨膜发炎溃烂。手术后，汪精卫的身体和头部全部用石膏固定。此时的汪精卫已元气丧尽，形如僵尸，生命只能以日来计算了。汪精卫知道来日无多，开始为自己的后事做准备。于是，由他口授，陈璧君记录，留下了《最后之心情》的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