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的犯罪-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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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朋友？”康伟脸上露出了一种蔑视和不平的表情，让我微微吃惊。“他们都是城市人，只要打通关节，交一万元左右就可以了，如果是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干部，根本不用交任何钱。只有我们这些农村来的，如果不交二十万的赞助费，根本没有办法上东山小学。”
原来是这样，可是二十万还是太离谱，虽然我知道东山小学是广海市最优秀的小学。不过想想也难怪，从每次接送黎小明时观察到的，所有家长中也只有康伟是民工。看看他们现在的居住条件，就知道这对夫妻为孩子做了多大的牺牲。我心里感到一阵阵疼痛。
康伟大概误会了我的意思，他开始断断续续解释他们夫妇是如何筹集到二十万元赞助费的。他们出来打工十几年了，除了逢年过节给家乡老人寄一些钱，他们一直省吃俭用，康伟除了打零工外，还趁天黑到外面拾垃圾，他的老婆除了在学校打不拿钱的工外，晚上回来后还替其他民工缝补衣服，有时也去市场卖盗版的DVD。
“我的儿子也去赚钱，我们对不起他，可是也只有这样才能筹集到钱呀……”
“你的儿子？他不是才六岁，还是七岁？”
“他四岁时就去工作了——我们没有办法，他是在一家叫‘伴童’娱乐公司上班。”
……
离开康伟的家时，我决定明天进行必要的调查，我认为，歹徒很可能知道康伟为儿子交了二十万赞助费，以为他很有钱，所以勒索他。如果我的这一推测是对的，那么我就知道该从哪里入手调查了。

　　　　　　　　　　　　　　　　　　　　八

第二天一早，我被“天上人间”老板娘的电话吵醒，她一阵机关枪似的数落，问我为什么昨天不去培训小姐，还说五朵金花怨气很大，要闹翻天了。我支支吾吾，告诉她今天下午晚些时候才能过去。
“哎呀，你让她们每天早上九点就爬起来集训，你又不来，让她们干什么？”
“干什么？干什么？”我不耐烦地喊道，“没有事干就让她们反复练习唱熟‘八荣八耻’歌，然后你去给她们每人买一份《人民日报》，让她们从头到尾读一遍，好好体会一下《人民日报》的‘语境’，看看人家是怎么‘言说’的，注意人家又是如何处理‘话语’的……”
“语境、言说、话语——我怎么听着好别扭。”
“你当然觉得别扭，这是精英们常用的。她们即将去陪伴精英，不熟悉怎么行！如果《人民日报》也看完了，我还没有回来，就让他们背诵我给她们挑选的余秋雨的几篇散文，要背得滚瓜烂熟才行。”
又交代了几句，没有等老板娘再罗唆，我就挂断了电话，今天我有太多事要做，我必须抓紧时间。
把黎小明送到学校后，我直接找到东山小学的校长，校长原来是一位大学教授，退休后受聘到这里任校长。六十多岁，戴着一副金丝眼镜，文质彬彬的，一副学者模样。校长对康伟的遭遇长吁短叹一番。在我质疑二十万的赞助费是否太离谱后，他摇摇头说：“不错，是离谱，但东山小学本来就是政府机关小学，就算住在附近的本市居民的子女也不容易进来，更不用说是一位没有城市户口的民工子弟。你也看到了，我们这里只有康伟这个家长是农民工。”
“是因为他们能够交二十万赞助费吗？”我问。
“不全是，因为能够交二十万赞助费的非本市户口的居民有不少。”
“那我就有点不明白了，为什么你们就收了康伟的钱？”
“是这样的，我们本来是不收的，别说二十万，就是三十万，我们也不能开这个头，教育局不会同意，政府部门也有人会不高兴，如果有钱人都交钱进入东山小学，那政府官员的孩子到哪里读书？康小宝能够进入东山小学实在是天时地利。他父母到学校来找我，一次不行就来两次，他们对孩子教育的重视不但让我印象深刻，也让其他的老师感动。”
“就餐这么简单？”我盯着老校长问。
“当然不是这么简单。杨先生，你知道前段时间，本市媒体特别是互联网上闹得纷纷扬扬，网民们对于民工子弟无学校可上义愤填膺。在这种环境下，市教育局也松了口，让我们适当招收几位农民工子弟进入学校——这不，我就乘机把康伟的儿子收了进来。”
“收了他二十万？”我问。
“钱还是要收的，就算公务员的孩子，也是要交几千到一万元的赞助费，何况是没有户口的民工，再说，康伟夫妇早有准备，他们对于交二十万几乎没有任何犹豫，他们显然为此准备很久了。”
我想起康伟的那个“家”，又想起他把二十万交给学校的样子，觉得有个什么环节被忽视了。
“唉，没有想到搞成现在这个样子。”校长叹息道。
“康伟交给学校二十万赞助费的事有多少人知道？”我问，悄悄翻开了一个记事本，准备记下一些名字。
“这个——学校管理层都知道，很多老师也知道，再说，康伟的爱人在学校打杂工，她自己也向一些人提起过，我想学校很多家长也知道，有些家长看到学校学生中突然出现一个农民工子弟，还过来问是怎么回事。杨先生的意思是……”
“我怀疑他们交二十万的事被歹徒知道了，误以为他们很有钱，就来敲诈。”
“哈哈——”校长突然笑了起来，“杨先生，你别逗了。没有人会以为他们有钱，就算他们替孩子交了一百万，也不会有人以为他们有钱，特别是在我们学校。”
“这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没有人会以为康伟有钱而去敲诈他，至少在我们学校老师和家长中不会有人这样想。杨先生，你大概不清楚，我们学校学生的家庭条件都是比较好的。”
虽然校长只使用了含蓄的“家庭条件都是比较好的”这个模糊语意，但我立即明白了自己先前的推理站不住脚。不错，这个学校任何一位学生的家长都是广海市的重量级人物，二十万对于他们应该是一个小数目。
“康伟不但不是有钱人，而且是所有学生家长中最穷的，这点不但我们和学生家长看得出来，我想歹徒也一定可以看出来。”校长说，“康伟在交了二十万后，再也没有钱交杂费了，于是他请求我把他妻子留在这里干杂工。这女人倒是勤劳肯干，非常不错，一会帮学生登记，一会又到饭堂帮忙，没有忙可帮了，她就立即拿起扫帚打扫卫生，总之一刻也不让自己闲着。比我请的几个正式杂工都有用，老师都说请到她我们算占了个大便宜。唉，怎么就发生了这种事，现在我也留不住她了。”
“留不住她？她现在还在打杂工吧？”
“是的，不过她的精神全垮了，她现在就像祥林嫂一样，见了人就说起她被绑架和杀害的儿子，她抓住一个家长就喋喋不休，说要是当初她快点去筹钱，如果他们夫妇不是稍微犹豫了一天的话，他们就保住小宝了。”
校长停了一下，不忍地说：“她这样对其他学生的家长反复说来所去，人家一开始还听她说，后来就越来越烦，已经有家长投诉了。你看，我不能不让她走。”
我心里充满了同情，但也觉得校长有校长的道理。一个小时后告辞校长，我又和公安分局的吕副局长联系上，上午十二点我到他的办公室。
东山公安分局的吕副局长告诉我勒索信上的银行帐号是使用假身份证开的户。由于开户时间是一年多前，银行摄像机当时拍摄的录像资料也没有保存下来。这说明歹徒蓄谋已久，考虑到银行内摄像带最多存放三个月的期限。如果勒索成功，他们就使用开户时办理的自动取款卡把钱分批提出，如果失败了，也追查不到他们。
“但如果他们使用取款卡提款，你们就可以从装在自动取款机上的摄像镜头里辨认出罪犯，对不对？”我问。
“理论上是这样，但如果是跨省跨地区犯罪，那就无能为力了，现在流动人口实在太多，全国的取款机又都是联网的。当然，如果当时被勒索的家长及时报案，我们来个放长线钓大鱼，把钱存进户口引诱罪犯取款，也不失为一个方法。可惜，康伟是民工，没有这个觉悟，他不相信警察。”
我们又一起讨论了几个线索，最后我向吕副局长问起康伟儿子到一家叫“伴童游乐公司”打工的事，吕副局长叹了口气，拿出一个档案袋。他说这是他们几天前从康伟家收集的一些资料，为的是从这些资料中了解康伟的人际关系，找到有用的线索。
我这才知道警察捷足先登，而且想到我的前面了。
“为了赚钱，这家人真是不择手段——你看这些单据，这些是医院的，康伟为了给儿子筹钱上学，竟然一个月内两次去不同医院卖血，真是不要命了。他儿子四岁不到就到‘伴童游乐公司’打工。”吕副局长停了下来，眉头紧皱。
我从单据中没有弄明白“伴童游乐公司”是个什么性质的公司，只看到康伟签名的注明为付给康小宝工资的单据，我抬起头看着吕副局长。
“伴童公司是几年前在各大城市出现的一个新兴行业，有点类似临时托儿中心，宣称寓教育和游乐于一体，强调培养独生子女的互动性。不过这都是他们开办当初的宣传。
“你知道，现在大城市生活水平提高了，可小家庭只能生一个孩子，结果这独生子就成了几代人的心肝宝贝。很多家庭出现了三代人伺候一个独生子女的情况。这些独生子被人称为‘小皇帝’、‘小太阳’，那可是一点没有说错。可是物质条件再好，照顾得再周到，这些小皇帝还是面临一个普遍的困境，那就是孤独和孤僻。他们没有兄弟姐妹，甚至没有玩伴。按说在学校他们有同学，在家里有邻居，可是由于大家都只有独苗一个，所以家长对他们紧张得不得了，拿在手里怕掉了，含在嘴里怕化了。这种溺爱也造成独生子之间无法正常交往，有时，稍微出现磕碰，更不用说孩子常有的打闹了，两方的家长就会跳出来，甚至大打出手。没有办法呀，谁让城市人都只能有一个宝贝孩子呢？哪个家长会舍得自己的独子受委屈和欺负？”
吕副局长说得很认真，我想他大概也只有一个孩子，所以他说起来深有感触的样子。他口气稍微转了一下，继续说：“这时就有脑袋灵活的商人开办公司，向城市居民特别是家庭条件较好的家庭提供‘伴童’服务——也就是向他们临时出租和他们自己孩子同龄的小朋友到他们的家，陪伴他们的孩子玩耍，又或者让他们带自己的孩子到专门开设的‘伴童’中心，那里已经有和他们孩子同龄的‘伴童’。”
“原来是这样，好像没有什么……”我觉得有些不对劲，但一下子理不出头绪。
“怎么会没有什么——不过我们一开始也是像你这样想的。”吕副局接着说，“可是你再想一想，那些陪伴城市独生子女玩的孩子从哪里来？既然都不想自己的子女受到委屈和欺负，那么那些陪伴独生子玩耍的‘伴童’又是哪里来的？不错，他们都是农民或者进城的农民工的小孩子。那些商人想到了这些孩子一点也不奇怪，这些农民和农民工的子女比起城市的孩子，可以说是来自另外一个世界。这也使得这种‘伴童公司’从一开始就出了问题。城市里那些独生子可是名副其实的‘小皇帝’，他们平时娇生惯养、颐指气使，把自己的家长当牛马，对其他孩子看不顺眼，自我为中心。可是大家都是独生子，这些孩子就算横，也不敢对其他独生子怎么样，于是长久下来，就憋了一肚子气，愈加蛮横无理。当他们的家长从伴童公司租了个农村的小孩子作为‘伴童’、‘玩伴’后，由于社会地位的悬殊，那些农村的孩子很快就成了这些‘小皇帝’的出气包——而且，这些农村孩子本来就是出来赚钱的，当然不能和城市孩子平起平坐，这也正是当初成立这些伴童公司的人的初衷。结果可想而知，欺负这些农民工孩子的事件越来越多，有些城市家长租一个农民孩子回家就是为了让自己的孩子出出气。我们后来接到越来越多的报案，发现很多到‘伴童公司’干活的农民工的孩子被打得遍体鳞伤。我们从医院发现，康伟的儿子康小宝在当伴童的一年半里也有五次入院治疗的记录。”
“岂有此理！”我大声说，“这种丧尽天良的公司怎么还能办下去，农民工家长怎么还把孩子送去？再说，那些城市家长怎么能够允许自己的孩子欺负人，还专门租一个同龄的农村孩子来供自己的独生子出气？”
“话是这么说，本来以为出了这样的事，伴童公司就无法搞下去了，可是没有想到，他们的生意反而越来越好。公司给农民工的子女提高‘工资’，一些不择手段赚钱的家长趋之若鹜；公司同时也提高租金，从城市家长那里赚更多的钱。有些城市家长就认为终于找到了一个和自己孩子同龄、又可以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玩伴’，也纷纷租‘伴童’，或者星期天就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伴童公司，让儿子能够和‘同龄小朋友’玩耍，同时又继续享受‘小皇帝’的待遇。据有些家长说，由于他们的独生子女找到了发泄口，在学校老实多了，而且成绩也好了起来，只是可怜了那些农民工的孩子，大多才三到八岁之间，白白成为出气包。”
“我X他奶奶的，竟然有这种伤天害理的公司？”我不客气地大声骂道，鉴于我和他们局长的关系，我知道我就是大声叫骂了，也没有人敢把我怎么的。
“这样的公司都取缔了，是当时的黎副局长亲自下令取缔的。康伟的儿子康小宝所在的那家‘伴童游乐公司’属于第一批被取缔的，不过资料显示，康伟的儿子在那里‘工作’了一年半，虽然有五次进医院疗伤的记录，但康伟大概也得到了三万多元——这比他卖血赚钱少不了多少。没有办法呀，他毕竟是为了给孩子读书筹钱。”
我没有说话，对于孩子我没有发言权，父母有自己的打算和计划，但我心里不是滋味。
离开前，我问吕副局长，康伟儿子被绑架案是否已经汇报给市局，黎海是否已经知晓详情。吕副局长说所有的材料都及时上报到市局，但他犹豫了一下说：“黎局长肯定还不清楚。”
“为什么？”
“这是一件小案子，黎局长哪里有时间亲自过问。”
“一个孩子被绑架，还是小案子？”我提高声音夸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