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煌历史:重解长征之谜-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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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留下情感（1）
——“娃子”变成革命种子之谜
1936年5月1日，国际劳动节。红四方面军长征途中驻扎的康区甘孜县城里，正在召开有16个县代表出席的“博巴人民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华苏维埃中央博巴自治政府（即中华苏维埃藏族人民政府）”。这是藏族历史上建立起的第一个革命政权，破天荒地在旗帜上冠以“自治”之名。在会上，多德被推举为博巴政府主席，著名的格达活佛和头人夏格刀登等担任了副主席。一个贫苦出身的瘦高个藏族“娃子（农奴）”扎喜旺徐也成为大会代表。
不怕“杀”的“娃子”当上了民族代表
扎喜旺徐这位藏族领导干部的名字，在全国解放开展藏区工作时才在国内报纸上出现。然而他的照片在红军到达陕北后不久，便随着《西行漫记》在世界上广为流传。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夫人海伦？斯诺于1937年夏天到陕北采访时，曾在《延安笔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述：“我们在延安的那些日子里，一次曾碰到一位瘦高个儿、一头卷发、行为比较异样、说话不大听得懂的红军战士。通过翻译知道，他是一个来自川西北的战士，现在延安一所学校读书识字。”这位藏族红军战士，就是在甘孜参军的扎喜旺徐。
在康区新龙县当过14年“娃子”的扎喜旺徐，一贫如洗孤身流落到甘孜。1936年2月，红四方面军越过雪山进入西康的甘孜、道孚、炉霍一带藏区时，当地反动头人进行恐吓宣传，土司和许多藏民怀着恐惧的心情东藏西躲。扎喜旺徐却没跑，他说此时的想法是：“天上的乌鸦没有人打。为什么？因为肉不能吃，毛不值钱。我是一个一无所有的穷光蛋，红军杀我干什么？”
红军进驻甘孜后，扎喜旺徐大着胆子跑到县城去看。据他回忆，有一个当官模样又挺和蔼的红军走来，通过翻译问他是哪个村子里的，并询问跑进深山老林的人回来没有，牛羊是否有人照看。扎喜旺徐第一次同红军打交道，就被这种平等待人、和蔼可亲的态度感动，于是尽自己所知做了回答。那个干部见他衣服破烂，马上又给了一件衬衣、一条毛巾、一块肥皂，并让他把一个红布条子挂在胸前去参加筹备建立政权的甘孜各界僧俗人民代表大会。此时扎喜旺徐不懂汉语，后来才知道，那块红布条上面写着“民族代表”四个字。接待他的那位干部，就是随四方面军南下的总部地方工作部长邵式平（解放后任江西省省长）。红军赢得了沿途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群众踊跃参加红军。这是参加红军的一部分藏族战士，左起：孟特尔、天宝、杨东生、扎喜旺徐、沙纳
多年后，扎喜旺徐回忆：“我是糊里糊涂地当上了‘民族代表’。”然而同红军一起工作后，他很快有了觉悟，很爽快表示愿意参加红军。
当了红军的扎喜旺徐马上受领了一项任务，就是把跑出去的乡亲们找回来，告诉他们红军尊重藏族同胞的风俗习惯，保护喇嘛寺院。他到处向藏胞宣传自己的亲眼所见，劝大家赶快回家。扎喜旺徐还找到躲藏起来的格达活佛，以很强的记忆力转达了邵式平和其他红军干部大篇讲话的意思。格达活佛听得很认真，自己也派人探听，得知情况属实后，返回了白利寺。扎喜旺徐得知活佛回来，立即赶去，带着格达去见了红军领导人。
经过开展藏区工作，道孚、炉霍两县首先开始建立县、乡两级的“博巴”（藏族的自称）政权。格达等人回来后，“博巴自治政府”正式成立。政府领导成员以藏族干部为主，其中有一部分和红军建立了统战关系的上层喇嘛和当地土司头人如格达、夏格刀登等，也有贫苦的藏族农牧民即像扎喜旺徐这样的“娃子”。
博巴政府为红军筹“救命粮”
“博巴自治政府”成立后，马上宣布不许以大汉族主义的态度称藏族同胞为“蛮子”，尊重藏文，凡文件、条例和标语都要用汉藏两种文字书写。甘孜地区人口少，高寒地带产粮也不多，红四方面军4万多人进入此地驻扎近半年，供应十分艰难。“博巴自治政府”成立后，一项重要任务便是动员群众交纳“拥护红军粮”，并救护和运送转移红军的许多伤病员。
1936年7月初，红二、六军团长征到达甘孜并组建起红二方面军，红二、四方面军决定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北上。此时，刚到达的红二方面军粮食更缺，邵式平便向总指挥贺龙推荐了扎喜旺徐，并交待了筹粮任务。
红军虽要求尽可能用银元买粮，可是部队从湘中驮来的现大洋所剩无几，有些时候只好暂借。扎喜旺徐陪同红军领导向头人们保证，共产党说话算数，留下欠条，将来一定加倍归还（这一点在后来藏区解放时马上兑现）。经过劝说，扎喜旺徐在40多天里筹集到粮食46万斤，此外还有一些酥油和肉类。他在一个寺院劝说成功，一次赠送了红军青稞5000斤，这在当时供应奇缺的情况下被称为“救命粮”。
红军离开藏区时，当地参军的多数藏胞因不习惯汉区条件，不愿意北行，部队也听其自便。邵式平征询扎喜旺徐的意见，他表示愿跟红军走。邵式平马上表扬他觉悟高，并说四方面军有不少藏族战士，红二方面军却没有，要他跟随贺龙。扎喜旺徐听从领导安排，成为红二方面军中唯一的藏族战士。
挨一枪知道了马克思是谁
在红军过草地和进入甘肃的途中，扎喜旺徐一直跟随在贺龙身边，为部队介绍情况当向导。从总指挥贺龙到普通战士，对扎喜旺徐也都非常关心。扎喜旺徐适应高原气候并熟悉情况，过草地时，他发现了几百只羊，奋不顾身地冲上去把羊群赶了过来，结果敌人一枪打在他的左肩上。
扎喜旺徐负伤后，贺龙亲自检查伤口，并表扬他勇敢机智找来这么多羊，要求给他记大功，还诙谐地说：“命还挺大，子弹要是偏一点，你就见马克思去了。”这时扎喜旺徐不知道“马克思”是谁，身边的同志告诉说，这是已经去世的伟大的革命导师。此后他回答贺龙问话，说自己革命还没有成功，不能见马克思。贺龙高兴地表扬他说：“进步还挺快。”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结束了长征，二方面军参谋长李达马上找扎喜旺徐谈话，要他到中央党校少数民族班学习。扎喜旺徐听说只有自己一个人去，马上表示不愿意，并说小孩子才上学，我都二十多岁，脑子又笨，学不会。贺龙便亲自找扎喜旺徐谈话，以半开玩笑的口气说：“你这个‘小蛮子’，真有点‘蛮’不讲理啊！中央关心少数民族干部，专门办‘少数民族班’，我想去行吗？我贺龙还没有这个资格呢！”接着，贺龙又耐心解释：“这是为今后长远的目标着想。等将来打败了日本鬼子，革命成功了，全中国解放了，建设少数民族地区，还要依靠你们这些少数民族干部。”
扎喜旺徐来到延安中央党校后，同八名藏族、八名蒙古族、九名彝族和二十几名回族同志一起在民族班学习。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曾亲自为他们上课，并在抗战期间安排他们在后方学习，以培养和保护这批经过长征锻炼的少数民族革命“种子”。解放战争期间，扎喜旺徐被派到内蒙古工作，在民族自治工作中积累了新的经验。全国解放时，他又和其他当年的藏族红军回到藏区，担任过自治州州长、青海省副省长等职务，在民族地区发挥了重要作用。
【点评】留下情感埋下种子
红军长征经过藏族区域时，一度建立各阶层参加的“博巴政府”，像扎喜旺徐这样不懂汉话的贫苦农奴还能投身革命，充分体现了民族平等政策和宗教统一战线政策的威力。红二、四方面军离开甘孜后，博巴政府因失去红军保护而解体，这一为时不长的政权却在藏区传播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军队的良好影响，在许多藏族僧俗人士心中留下了对红军的朴素感情，经过长征锻炼的民族干部更成为后来党在藏区开展工作的重要骨干。
第四章 倾囊相助见真情（1）
——朱德和格达活佛的友谊之谜
红军长征到达西康藏区时，结交了一位忠诚的上层朋友，那就是著名的格达活佛。以汉族为主体的红军在过去全无革命影响的藏区建立巩固的根据地非常困难，却仍然能以民族平等、各族人民解放为号召影响当地群众乃至一些宗教人士。红军总司令朱德同康区寺院的大活佛成为亲密朋友并维系终生，便是一段被汉藏同胞久久传唱的民族团结之歌。
朱德的长谈让格达活佛受到了震撼
1936年春，红军总司令部和红四方面军在长征途中进入西康藏区，并在此停留休整。当时甘孜县的白利寺，有一位影响很大的格达活佛，名叫洛桑登真？扎巴他耶。他于1902年出生于甘孜县生康乡一户贫苦农奴家庭，7岁被认选为转世灵童迎到寺院，举行坐床大典，成为第五世格达活佛，主持当地的宗教中心白利寺。
格达活佛虔诚信佛，富有正义感，入佛门后仍关心国事民生。红军到来前夕，南京政府委派的蒙藏委员会委员、西康建省委员会委员诺那活佛进入当地“宣慰”，威胁利诱各地寺庙及土司、头人同国民党一起对抗红军。格达活佛起初听信诺那宣传共产党“灭教”的蛊惑，躲到藏民山中的寨子里不敢露面。
诺那活佛在国民党当局的支援下，给炉霍最大的喇嘛寺——寿灵寺送去100支步枪和近万发子弹，组织1500名喇嘛紧闭山门与红军对抗。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率部队包围该寺后，进行喊话宣传，力争和平解决。该寺的格聪活佛却命令开枪打死喊话的红军通司（翻译）。李先念见该寺顽固，故意撤围隐蔽，待寿灵寺喇嘛以为红军离去而放松警戒后，率红军夜袭寿灵寺，将多数喇嘛俘虏。红四方面军指挥部马上通知：“寿宁（灵）寺被俘之大小喇嘛应优待之，并令其写信甘孜与各地喇嘛寺不与我打，大大宣布我军对喇嘛政策。”红军对寺内经堂、经书、器物，均妥为保护，赢得喇嘛们和炉霍藏民拥护。寿灵寺的喇嘛随之写信给其他寺院，劝其放弃抵抗，红军得以比较顺利进入甘孜地区。
红军到达甘孜白利寺后，得知在当地威信很高的格达活佛躲藏起来，便派人去找，并宣传政策。格达了解到红军对寺庙秋毫无犯，立即带领随从回到寺院。他见到红军宁愿露宿草地也没有进驻寺院，深受感动，就此增加了对红军的信任和崇敬之情。朱德总司令和红四方面军陈昌浩政委得知格达活佛返回后，便亲自前往白利寺看望，还互赠礼品。
朱德同这位宗教界人士多次长谈，分析了国内外形势，说明共产党救国救民和解放各族人民的宗旨，使格朱德和格达活佛达活佛从心灵深处受到震撼。甘孜地区建立博巴苏维埃政府时，他不顾风险出任了副主席。朱德曾在红缎上为格达活佛题词：“红军朋友，藏人领袖”。
100名喇嘛出7000多斤粮
格达活佛拥护红军，是出于内心的至诚。他同朱德等人交往后，很快找到了共同语言。格达活佛当时表示：“我作为一个活佛，14岁就到拉萨三大寺学经。佛法的真谛是要救渡受苦受难的众生出苦海，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与国民党的军队不一样，是为了劳苦大众求解放，让汉族同胞和藏族同胞都有好日子过。我们的信仰虽然不同，但为了广大的劳苦大众，这一点是一样的。”
康藏地区人口稀少，地瘠民贫，红四方面军4万多人队伍在此活动几个月，二方面军1万多人也一度在此停留，粮食供应成为头号难题。格达回寺后，马上派人召回躲藏在山上的群众，动员民众卖粮给红军。他自己主持的白利寺仅有100名喇嘛，而仅据现存的两张收条计算，该寺两次支援红军粮食就达7000余斤，还有豌豆22石、马15匹、牦牛19头，真可谓倾囊相助。
1936年4月17日，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为了感谢白利寺僧众对红军的支援，专门下令在白利寺门口贴出布告：“查白利寺配合红军共同兴藏灭蒋，勋劳卓著。我军给予保护，任何部队不得侵犯，违者严办，切切此布！”
格达活佛除了组织支援红军外，还利用自己的关系向附近的土司头人写信，动员他们不要对抗红军，得到了灵雀寺、寿灵寺、甘孜寺三大喇嘛寺的响应。坚持与红军敌对的诺那活佛走投无路，逃到瞻化，当地土司头人不愿为他卖命，反戈一击将其交给红军。被俘后的诺那也受到优待，表示愿与红军友好相处，后来他患伤寒去世时，红军又按藏族习惯为他举行隆重的法事和葬礼。对此，格达活佛也深为感动，更认定红军是仁义之师。
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离开甘孜北上，约2000名伤病员难以随军行动。格达活佛利用关系分散隐蔽留下的红军，自己还收留了其中的200多人，将他们安排在白利寺内和附近村寨中，亲自用藏药进行治疗。反动势力搜杀红军遗留人员时，格达活佛为伤病员都起了藏名。这些人伤好后，有些在他精心安排下就地安家，有些人被转移到内地。格达活佛所在之地，基本没有发生红军遗留伤病员遭残杀的事件，这在川康地区是少见的。
苦等15年盼红军回来
朱德离开甘孜前，特地同格达活佛告别，说用不了15年，红军一定回来。红军北上后，格达活佛曾写下数十首弦子词表示怀念，其中一首是——“红军走了，寨子空了，寨子空了不心焦，心焦的是红军走了。”情感深切凝重的词句，表达了他对红军的思念。
红军走后，博巴政府解体，西康反动政府开始迫害同共产党合作过的人，格达不得不一度避往拉萨。抗战期间，他仍派人到青海购买《八路军敌后抗战图》，关心共产党领导的队伍。解放战争期间，格达有一次到印度，看到杂志上刊登的毛泽东、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