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煌历史:重解长征之谜-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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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越走越远，反复经过草地，翻越一座座雪山，又在藏民区徘徊，最后又北上陕甘宁……这时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才明白，自己也在进行长征。
红四方面军的长征历时一年半，路线在川康甘之间曲折反复往返，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西进避战，悲观张国焘放弃了根据地
红四方面军于1931年在鄂豫皖根据地组建，1932年秋在国民党军“围剿”下以主力突围向西进行战略转移。1933年1月翻越大巴山进军川北，建立了川陕根据地。1934年，四川军阀刘湘对川陕苏区发起为时10个月的“六路围攻”，虽最后被打退，但根据地经过此次摧残，人力、物力也已极度困难，红军人数也由战前8万减少到6万。
据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讲，当时开会时来的大多是老头小孩，盐也很难买到，主持四方面军工作的张国焘更是丧失了在当地继续斗争的信心。徐向前回忆说：“张国焘同我闲谈时，曾问我：你看将来怎么办？现在根据地物力、人力很困难，如果刘湘再发动新的进攻，该怎么个打法？去汉中行不行？”
1935年初，中央红军进入贵州并准备北上四川，曾致电红四方面军希望出击配合。张国焘见中央苏区等南方根据地相继失败，对革命前途更是悲观失望。
3月末，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嘉陵江，经过近一个月作战歼敌12个团1万多人，占领了川北广大地区。由于控制的新区人力、物力比较丰富，四方面军的兵力又发展到8万人。徐向前等人认为，主力应该转向川西发展，但可以留下川陕地方武装组建的红三十三军以保持原有根据地。张国焘却于4月间放弃了已开辟了两年的川陕根据地，让红四方面军主力、地方武装及苏区机关人员全部西进，事实上从此开始了长征。
红四方面军西进后，蒋介石嫡系部队中最精锐的第一军胡宗南部从陕南入川，联合川军展开追击。张国焘对这支从鄂豫皖根据地一直跟到川陕边的劲敌缺乏战胜的勇气，在5月间又放弃了刚刚占领的川北各县，一意向西部少数民族地区退却以避战。张国焘向部队解释西进是“迎接中央”，然而党中央并没有让他放红四方面军西进途中，突破国民党川军三道封锁线。
图为红军与川军激战的地方——茂汶土门区的三元桥
弃川陕苏区。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央领导人问张国焘为何放弃根据地？回答竟是：“那里已经是一块已经拧干了的柠檬。”本来中央红军以为同四方面军会合后，就有了根据地作为落脚点，会师后才知道四方面军也陷入了无依托的游动作战状态。
两过草地，再翻雪山，南下无功而返
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第三十军在政委李先念带领下进入懋功，同刚过雪山的中央红军（随后恢复一方面军番号）会师。当时全军振奋，兵力相加也有10万人。看到远征万里的一方面军指战员衣衫破烂，物资缺乏，四方面军指战员供给了许多粮食和衣物。一方面军因战士损失较大而保留干部较多，于是抽调一批军事领导和参谋人员到四方面军各指挥机构任职，四方面军也抽出三个团兵力补充了一方面军。
两军会师后，张国焘看到一方面军经过长征的消耗，惧敌观念更为增长，同时也不愿服从中央。据周恩来回忆，张国焘同他见面后就问一方面军还有多少人，周恩来说3万不到，张国焘马上脸色就变了。
当时中共中央决定北上开辟川陕甘根据地，担任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却主张西进向有“广大弱小民族”的藏民、羌民区发展，开辟“川康新局面”。张国焘坚持错误方针，主张南下的电文事实上，以汉族为主体的红军到人烟稀少且有隔阂的少数民族区域很难得到发展，还会远离抗日前线，如再遭国民党军封锁山口，就会被困住。从6月间至8月初，中央一再召开会议，使张国焘勉强同意北上。此时，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已经封锁了松潘大道，一、四方面军混合编组分左、右两路通过草地北上。
红四方面军由于刚开始长征，指战员体力较好且物资储备较多，第一次过草地减员率较小。刚过草地后，在右路的红四军和红三十军在包座歼灭国民党一个师主力，为中共中央打开了北进的道路。然而这时张国焘又突然反悔，要求全军南下，并拒不执行中央命令。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继续北进。红四方面军全部及随总司令部行动的原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则掉头南下，再次经过草地，进入成都西北的川康边天全、芦山、道孚、丹巴等地。在这一时期，张国焘还另立中央，企图分裂党和红军。
红四方面军进入川西边缘后，马上遭到国民党川军主力和入川的中央军大举进攻，在百丈关一战伤亡万余人，只得西撤。经过四个月苦战，部队仍难在川康区建立新根据地。至1936年2月，红四方面军被迫向西转移进入藏族聚居的甘孜及附近地区，部队也由南下时的8万余人减为4万多人。在藏民区，红军实行民族平等政策，争取到了广大藏族同胞的支持，在甘孜地区还建立起“博巴政府”。不过，当地粮食和牲畜非常有限，几万部队居住的时间一长，生活便陷入困窘，必须另寻出路。
南下的失败和中央北上的胜利，从正反两方面教育了广大指战员。四方面军的干部大都要求北上，张国焘在碰壁后也被迫取消其另立的中央，接受中共中央的指示，改任中共西北局书记。7月初，红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会师后，经过朱德、任弼时、刘伯承、贺龙以及徐向前等广大指战员强烈要求，张国焘被迫接受了中共中央的战略方针。7月间，红四方面军同二方面军一同离开甘孜地区北上。
三过草地最艰苦
红四方面军第三次过草地前，因当地人烟稀少且多属少数民族，筹粮更为困难。红军指战员凭着坚强意志，并总结前两次过草地的经验，顺利通过了泥沼密布、气候变化无常的数百里茫茫草地，进入了甘肃南部。此时张国焘又表现动摇，不愿同中央会合，提出向黄河以西前进。这时四方面军的干部大都反对“天天向太阳落下的西边走”，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也要求北进，张国焘彻底陷入孤立，只得同意众人的意见。
1936年10月9日，红军总司令部和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到达甘肃会宁，同前来迎接的一方面军会师，从而结束了长征。两军会合时，指战员们回想起一年多来的曲折经历，激动万分。中共中央在会师前通过东征和国际援助，已经筹得了一笔经费，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在甘肃当地买下了供7万人穿着的冬衣，历经磨难的四方面军指战员都穿上新棉衣，感受到了根据地的温暖。
红四方面军从嘉陵江边出发到会宁，地图上直线距离不到1000华里，可这一长征却用了一年半时间，反复迂回往返，行程超过1万华里。虽然红四方面军走的里程少于红一、二方面军，但艰苦程度毫不逊色，仅过草地这种最艰苦的行程就走了三次。到达陕甘宁后，红四方面军还有3万多人，虽然在后来的西路军中有很大损失，但仍是红军中保留长征骨干最多的部队，在后来的革命战争中又成为一支劲旅。
【点评】军队忠诚业绩永存
红四方面军的长征历经曲折，是因为受到张国焘退却逃跑主义的错误干扰。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张国焘自1931年到达鄂豫皖后，广大干部出于对党的信赖，才服从了他的领导。然而长征途中的事实证明，只有党中央的正确方针才能给红军带来出路，最终四方面军的指战员也都站到了中央的立场上来。
对犯有严重错误的张国焘，中共中央进行斗争的同时仍进行了积极争取，保留其中央政治局委员，在陕甘宁边区内安排担任边区政府副主席。但此人最终不可救药，于1938年投靠国民党到军统局当了特务。不过他叛逃时连警卫员都带不走，此后向四方面军的旧部进行招降几乎毫无响应，特务头子戴笠也骂张国焘实在无用。事实证明了红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对革命事业的忠诚，他们在长征中的业绩也永垂史册。
第六章 “一张报纸定方向”（1）
——榜罗镇决策之谜
1935年9月18日，走出草地、突破天险腊子口的中央红军进入甘肃哈达铺附近。参谋长叶剑英率队走在前面，看到路边有一个十多岁的小孩便试探地问：“这里到哈达铺还有多远？”小孩回答：“不到10里路。”此前两个多月，红军一直在偏僻的藏区和无人区，这时听到老百姓懂汉话，兴奋不已。进入哈达铺后，部队立即寻找报纸，从上面看到了陕北天险腊子口有红军的消息，于是中央马上确定了进军方向。
后来有人追溯这段历史说，长征最后是“一张报纸定方向”。到陕北落脚的决定确是如此做出的吗？
俄界会议本决定进入甘肃东北
红军过草地行军艰难，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回忆说：“过草地牺牲最大。这七个昼夜是长征中最艰难的日子。到班佑，我觉得仿佛是从死亡的世界回到了人间。”
1935年9月上旬，刚走出草地的中共中央正准备部署红一、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张国焘却突然反悔要求南下，并对抗中央。在这种形势下，中央从巴西一带出发，率领红一、三军团共8000多人继续北进。进入四川和甘肃交界处时，9月10日中共中央在俄界召开会议，决定进入甘肃东北部，以游击战争打通国际路线，在接近外蒙古的地区创造一个根据地。至于具体路线如何走，到哪里落脚，因不了解当地情况还没有确定。
9月17日，中央红军经过激烈的战斗，突破甘肃军阀鲁大昌在腊子口设立的封锁线，进入了甘肃腹地。同一天，徐海东、程子华等人率领的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了陕北，随后同陕北红军会合成立了红十五军团，兵力达7000人。当时红二十五军和陕北红军都盼望着中央早日到来，却因为没有电台联系不上，党中央也不了解那里的情况。
阎锡山为红军“提供”情报
9月18日，中央红军进入甘肃宕昌县的哈达铺，这是三个月来进入的第一个大镇子。红军在这里休整了五天，将一、三军团和中央纵队改编为陕甘支队，提出的口号是“让部队吃好”，以尽快恢复过草地时严重消耗的体力。
部队停下休息时，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马上按照老习惯，顾不得吃饭和休息就研究各个部队的电报，还尽可能地找报纸来看。许多部队领导也知道中央负责人的习惯，占领一个地方就先到邮电所找报纸。
从6月初进入荒凉的川康地区后，红军根本找不到报纸，进入哈达铺这个甘南的大镇子后，发现有政府机构和邮电所，部队马上找到了一些报纸送来。那些地方报纸大多用土纸印刷，质量很差，不过毛泽东、张闻天等人还是把它们当作宝贝仔细阅读，而且是“反面文章正面看”，从中了解敌我情况。他们看到什么地方在“剿匪”就高兴，“围剿”红军的国民党军那个地方既然有“匪”可“剿”，可见还有红军在活动！
在这些报纸中，有一份《晋阳日报》刊登了山西军阀阎锡山夸张的讲话，称：“陕北刘志丹赤匪部已占领六座县城，拥有正规红军五万人，游击队、赤卫队和少先队二十余万人，窥视晋西北，随时有东渡黄河的危险。”这一消息，对中央红军真是天大的喜讯，说明陕北还有规模可观的革命根据地和红军。
“党内贾宝玉”细说陕北详情
红军离开中央苏区长征之前，对陕甘地区的革命情况已有所了解。陕北、陇东一带属黄土高原，人民生活凄惨，一向有反抗和斗争的传统。1928年渭华起义时，陕西就建立起第一支工农革命军，此后几经失败，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等仍率领群众奋斗，在30年代初建立起陕甘红军，并在陕北和陇东建立起了根据地。
在当时的中央红军中，有一个陕西籍干部贾拓夫，曾被毛泽东称为“党内贾宝玉”、“陕北的才子”。他于1933年前在中共陕西省委工作，了解刘志丹等人的情况。1933年底，贾拓夫代表陕西省委前往江西瑞金向中央汇报西北的情况，不过这一年陕甘红军一度被打散，刘志丹虽返回陕甘重整队伍，中央却不清楚具体情况。由于得知陕西省委遭破坏，陕北红军失败，贾拓夫没有回陕，而是随中央红军长征，并担任了白区工作部部长。
毛泽东等领导人在哈达铺看到报纸时，贾拓夫也得知了这一消息。叶剑英也找他商量，认为刘志丹还能在原地坚持，说明陕北的群众是好的，没有群众基础不可能做到。接着，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把贾拓夫找去，详细询问陕北红军的历史及那里的地理民情。贾拓夫说明陕北是个闹革命的好地方，群众生活很苦，又加上穷乡僻壤，可以和反革命势力进行周旋。明末的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就是陕北人，现在刘志丹在那一带很有影响。
了解到陕北的大致情况后，毛泽东等马上决定向那里前进。这时天气已经转冷，部队还没有棉衣，找到一个根据地补充衣物也是当务之急。确定前进方向后，贾拓夫又被中央确定为向导，留在毛泽东等人身边，一边走一边介绍陕甘地区的情况。
红军终于“到家了”
9月23日，毛泽东等率领红军陕甘支队离开哈达铺，四天后突破了敌军的渭水封锁线，9月27日到达通渭县榜罗镇。红军进入通渭县境后，当地老百姓看到红旗和指战员头上的红星，没有躲避，而是热情欢迎。指战员们向群众询问：“你们怕不怕红军？”回答是：“我们见过红军，徐海东的红军到过这里，可好啦！”
通过当地群众，中共中央了解到，不仅陕甘地区原来有红军，徐海东所率的红二十五军也刚刚经过这里到了陕北。9月28日，中共中央到达榜罗镇宿营，总负责人张闻天主持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并通过了决议，正式确定以陕北为红军长征落脚点。
中央领导人在哈达铺找到报纸，实际已经确定了方向，十天后又在榜罗镇会议开会做出决议，其原因正如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回忆的那样：“遵义会议改变领导以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从家长制变成了民主制，‘一言堂’变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