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十八总督(全文)-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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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攻占深圳之前，卜力于4月28日曾写道：
从深圳河到东江一带是中国最动乱的地方，它是“三合会”总部所在地，是盗贼之乡。统治这样一个地区需要加派军队，大量增加警察，殖民地要增加很大花费。我以为，现在以河为界最好，就算以殖民地的需要来说，也没有必要再拓展。
面对中国居民的反抗，卜力进退维谷。一方面他不打算收回他的侵略观点，他认为，只要有效地控制深圳，整个河谷和北面山区都保得住，那么撤出深圳便属失策。另一方面，他也自知实力有限，中国群众的反抗行动给他增加许多麻烦。于是，他放弃了继续北进，暂时守住深圳，观察利害。
伦敦方面也表示，同意3月份划定的界线是新界的边界。既然如此，就没有必要再纠缠下去。
这时卜力考虑的是何时撤出深圳英军才能从中国方面夺得更多利益。因此，英国占领深圳军队的撤退快慢，要取决于赔偿谈判的进展。占了你的地，要还给你，你得赔偿我侵占时的军事费用。这就是英国人从鸦片战争开始以来，一贯的逻辑。卜力要价高，谈判拖延很久。
6月13日，卜力接到英国政府交还深圳给中国的通知，这时，卜力还没有捞到想得到的利益，所以，他借口说，广州的动荡会影响撤军。他在向英国殖民地部的报告中说，香港殖民政府对交还深圳很不满意。深圳河谷一带的亲英人士也不满意，“对英军友善的村庄”担心英军撤走后遭到报复。
但是，顾虑到日俄可能开战的形势，英军需要集结于香港，长期呆在深圳会士气低落。英兵不退，1886年中英双方商定的十月底之前要迁往深圳的三个海关关卡无法搬迁，对港方海关不便，对走私有利。这时卜力处于矛盾状态，自知不能久占深圳，又想在谈判桌上取得更多利益，所以只能拖着，既不进，也不退。
在港英国人对于把深圳交还给中国确实议论纷纷。一些英国人仍企图在深圳建立什么“合法政权”，有些人说，盖斯科恩少将的告示已宣布推翻了深圳中国政权，为什么要撤退？有失面子。有些香港英国人用讥讽的口气说，“番鬼佬同中国人一样，都是要钱，为9。3万元就把深圳卖掉了，他们干得好呀！”卜力作最后挣扎，他建议由当地土乡绅、长老在英军监督下成立深圳政府。
英国政府考虑到形势的复杂，决定交还深圳，但是，英国殖民地部与卜力观点一致，拖延撤军，向中国方面多索取一些利益。直到11月2日，才下达了立即撤出深圳驻军的命令。11月13日在深圳附近的上埔军营士兵集合，22日撤回新界。
一位英国外交人士在形容中英深圳问题的谈判时说，这件事是“英中外交关系的一个奇妙插曲”。
作为退出深圳的代价，英国殖民部建议索取10万元赔款，包括7000元利润，沙士伯里要15万元，但如果有更好主意，可以放弃赔款。英国殖民地部对此无兴趣，改为要求西江向外商开放。
英国放弃了深圳，香港英国政府却从别的地方捞到补偿。不费分毫就得到了新界境内的中国财产，包括几个中国海关关口，横栏灯塔，九龙城寨军政设施等。本来窦纳乐曾向中方保证作价偿还这笔财产，中国海关估价为2。2万元，实际上香港政府预算中并没有这笔开销，根本就没准备偿还。
接收中国财产是卜力在1899年6月中想出来的主意，一些建筑物被用作港英警署机关。即将离任的九龙海关关长希利要求香港政府付款，卜力拒绝，只给他一纸收据。开始伦敦政府赞成付款，在中国赔款中扣除。10月底，英国政府鉴于接收威海卫中国财产时就没有偿付，决定依照前例行事。英外交部反对无偿占有，要卜力对建筑物估价。沙士伯里同意不了了之，除非中国索偿，又当另行考虑。英伦各部门意见不一，拖到次年3月，当时的广东总督李鸿章要求对接管前的军事设施估价偿还，或者允许中国拆毁建筑物，运走材料。卜力得不到退兵补偿，于是，借机声称“鉴于女皇陛下政府花费在对付抗拒接收租借地的开销超过所述建筑物的价值，兹建议以此等建筑物之价值抵偿，不必偿还，亦不许中国政府拆除运走。”就这样，又是不了了之。
港督话神州
卜力，曾先后担任五个地区，20余年殖民统治的总督。作为总督，他必须代表英国殖民统治的利益，执行英国政府的侵略扩张政策。所以才有上面介绍的所作所为。但是，作为一个人，又是十分复杂的，多变性的。从卜力的《港督话神州》，我们可以看到另一个卜力。
1909年，卜力出版了《港督话神州》一书，把近代中国及其文化介绍给了西方世界。
中文版译者余静娴对卜力和该书作了如下介绍：
布莱克（即卜力）于1898至1903年间，受英国政府委派，出任驻香港总督。期间正值西方列强窥伺中国，清王朝日益腐败，社会动荡，民不聊生。此时，他走访了中国大陆许多地区，尤其对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长江、黄河、珠江等大河流域，以及中国南方诸省进行了比较周密的考察，并把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如实地记录在书中。他以一个西方人特有的猎奇眼光及注重事实的思维定式，对中国的地理历史、政治结构、社会治理、农业劳动、民族宗教、名胜古迹、风土人情，对抽吸鸦片、赌博、乞丐帮会等奇闻轶事，以及上至政府官员，下至三教九流的各式人物，进行了极其细腻的描述，使读者仿佛亲历其境，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作者用朴实流畅的语言娓娓道来，勾勒出一幅幅生动的中国社会生活图景，在中国历史画卷的长廊中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片断，不仅使读者增长见识、了解近代中国社会，而且又使人得到历史趣味感的享受。如作者怀着对中西方文化巨大差异的浓厚兴趣，像爱探寻的顽童一般，把敏锐的目光投向下层社会的每个角落，兴致勃勃地谈论着市井百姓的普通生活——理发、街头早餐、婚俗、山上挑担脚夫、风水迷信、赛龙舟、行业公会庆典游行等，使本书犹如一面镜子，向读者展示了中华文明发展的轨迹。又如书中两处记载了清朝皇帝按照祖制规矩，一年一度在立春那天率皇子及大臣去先农坛举行纪念春天开始的祭祀仪式的细节。这种源远流长的皇帝亲自开犁的礼仪，显示了对当时中国9/10人口所从事的农业的重视。
译者曾费尽周折，才找到该遗址以考证典礼细节，因众多的北京人对先农坛和该祭祀仪式浑然不知。感慨之余，深感布莱克对此描述的史料价值。
西方人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研究曾经发生过巨大的变化。一般说来，17、18世纪以前，他们多以好奇和赞美的眼光来看待中国。在他们的笔下，中国似乎是处于哲人治理下的“模范社会”，因此他们对中国倍加颂扬。然而，到了18世纪后期、尤其进入19世纪，随着中国国力下降，西方殖民主义者加紧对中国的殖民扩张，他们对中国的研究大多为其殖民政策服务，并采取了歧视和贬损的态度。然而布莱克基于自身的体验，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事实上，中国的地大物博震撼了来自英伦三岛的作者，他以浓重的笔墨描绘出中国壮观的山川、富饶的江南平原和瑰丽的香港夜景。他以赞扬的口吻描述了中国人刻苦耐劳的美德：“有一项竞争中国永远不会参与，那就是比谁更懈怠和懒惰。中国的每一位国民都在竭尽全力工作，这个国家保存了完好和强大的实力。”正因如此，才有对土地与河流的充分利用，才有较高文明形式的农业、养殖业以及精湛的手工艺。诚然，对于在清朝专制统治和西方列强威逼下苦难深重的广大人民，他首先得站在英帝国立场上，处处捍卫其利益，但作为人，他还是发出了同情的哀叹，揭示了内陆河道尤其是西江上猖獗的强盗抢劫，1903年的广西大饥荒，中国官员的昏庸，刑法的严酷，以及广大妇女身受封建压迫，缠足，沦为小妾、婢女的悲惨境遇。
布莱克在书中提到，在古希腊人曾开采过的矿上，现代人移去堆积了数百年的矿渣石头，结果，下面的土壤中长出了植物，开出了成串的奇异小黄花。这些种子已被石头压了数百年。作者由此生发开去说，“古老中国的胸怀中也潜藏着进步的种子，这些种子长期受到传统观念的重压，不能萌芽。”“而摧残进步之花的两座大山是无知和偏见。”他认为，要提取传统观念中的养分，不仅予以保存，而且要加以升华，“才能使真实、纯洁、幸福之花开遍整个大地”。他承认，西方人对于中国只有一孔之见：“普通的欧洲人一提到中国，头脑中就会浮现出一个未开化、不诚实、充满尔虞我诈、有过多原罪的国家。”但他经过数年的研究，形成了难能可贵的独到见解，把古老的中国比作沉睡的东方巨人，相信“中国的苏醒意味着她将要进入世界市场去争取她应得的全部份额”。他预言，“中国凭借其强大的商贸实力和巨大的生产力，一定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满足自身的需求，而且一定会扩展到遥远的国际市场。”“除了最强的竞争者，所有的人在她面前都会感到胆怯。”试想一下，这是在百年前对封建落后的中国何等的预言！
最后，他以诚恳的语言、真挚的希望为全书作结：“（中国）即将到来的教育体制改革会使人们从对竞争回忆的羁绊中解脱出来，代之以理性的思考，中国一定会随之成为世界事务中一个有影响力的因素。当那个时代来临时，让我们期望：中国和大英帝国之间的关系将是相互信任和良好愿望的产物。”
为鸦片贸易辩护
卜力生活在19世纪“欧洲中心论”甚嚣尘上的文化氛围中，其著述自然不免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再加上他对中国国情了解和自身思想的局限性，因此书中论述的某些观点并不是我们都能理解和接受的，尤其是有关鸦片贸易的论述，基本上是与事实相悖的。
卜力在“话神州”中说，我在浏览1906年扬子江沿岸港口年度贸易赢利报告时发现，该年扬子江沿岸港口鸦片进口量达到62161担，而鸦片出口量却达到643377担……虽然要系统地调查中国各地区鸦片消费的实际状况以及鸦片对中国民众的道德堕落和身体衰退所产生的影响，还极其困难，但是在香港和新加坡已经展开了这样的调查，并取得了可靠的数据。一些有才干的人，根据已经掌握的中国鸦片消费量进行了计算，结果表明，禁烟狂热分子关于适量抽吸鸦片也会造成毁灭性效果的说法，是不严谨的，而且也并非来自于周密的调查。自从接到本国政府的命令，我亲自对在香港的中国人进行了观察。香港实际上是个中国城市，在那里，每个男子只要有购买力，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抽吸任何剂量的鸦片。我本人观察所获得的感受，与上述那些经过彻底调查所得出的结论是相符的。中国广大民众十分贫穷，只有通过持续不断的辛勤劳动，才能养活自己和家人。干完一天的活以后，苦力中极少数沉溺于鸦片的人就会跑到鸦片馆去，在那里买了一丁点儿的鸦片，坐到一条长板凳或躺在一张睡榻上，就抽起来。有时一个人抽，有时与朋友一起抽。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们躺在一盏小油灯的两旁，一边聊天，一边乐滋滋地抽着。“既然人们知道了港口城镇苦力的劳动令人精疲力竭这一事实，人们就会明白，过量抽吸鸦片显然会使人沦为抽鸦片成瘾的游手好闲者和乞丐；但是反之亦属实情，因为地球上再没有其他城镇的百姓会比中国的百姓更勤勉，更能干了。
最近，由总督委任某调查委员会。调查了包括各个社会阶层在内的75位证人，其中21位由主张禁止鸦片的社会团体提名。调查提交了一份由342个段落组成的报告，我从中选摘了下列段落：
我们坚信，沾染抽鸦片陋习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人中间普遍表现出了基于人类本性的、具有某种嗜好的倾向。
缺乏家庭的温暖舒适，繁重艰苦的体力劳动，与家庭断绝了联系，以及就马来亚劳动阶层而言，缺乏任何形式的有益于健康的消遣活动，这一切都使劳动阶层易于沾染某种形式的放纵行为。这种形式既有镇静作用，又使人在经常的实践中必然处于放松状态，因而对中国人具有极强的吸引力。
从调查过程中得知，在经营中国人寿险方面有相当经验的人寿保险公司，乐意在其他条件相同的状况下，为每天抽116格令烟土的中国人保一等人寿险。116格令可绝不是个小剂量，我们得知，保险公司敢于承担这项风险是不无道理的。由此看来，按照那些极为恰当的理由来判断，抽鸦片的习惯对于人的一生所产生的作用微乎其微，甚或没有任何影响。况且，也没有什么证据摆在面前，能使我们有理由去接受相反的观点。
我们认为，所获的证据倾向于证实我们已经形成的观点，这也是我们调研的结果：抽鸦片引起祸害的说法，通常被夸大了。在求证过程中我们了解到，甚至连医务工作者也难以检查出一个正在适量抽吸鸦片的人。而有节制地抽吸鸦片者，也不大会硬使自己引起那些身不由己地关注不良事例的慈善家的注意。这些慈善家往往过分地渲染了这些不良事例，并且往往从对这些特定事例的观察中，作出概括与判断。毫无疑问，这种倾向是个重大因素，致使人们把实际上并没有如此广泛蔓延的祸害，归咎于抽吸鸦片。
把人的意识产生麻痹的状态硬说成是抽吸鸦片的结果，“这种断言我们认为尚无根据。不少抽吸相当剂量鸦片的人事业有成；而且也没有证据表明，抽吸鸦片者不能可信、可靠地担任负有重大责任的职位。”
调查报告针对抽吸鸦片者不可避免地必须不断增加鸦片用量的说法，作了如下的评论：
我们已经从许多具体事例中获得了证据。这些证据表明，人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并没有增加抽鸦片的剂量；而且，假如上述观点（指吸鸦片者必须不断提高剂量）能够合乎情理地适用于当地那些沉溺于鸦片的人，那么，当地早就应该普遍地出现触目惊心的赤贫现象，然而，这种赤贫现象在当地显然并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