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战争回忆录-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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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先遣队后期的整编，更是一个严重的教训。当时既然估计到在中央红军主力转移后，敌人会加紧对闽浙赣苏区的“围剿”，形势将会日益严重，但仍不采取分散游击的方针，却把长于打游击的红十军和地方武装同长于运动战的红七军团合编，组成新的大兵团，集中在一起打运动战。一九七三年十二月，朱德同志在关于战史问题的谈话中评价这次合编时就曾指出：“编成一个军团，不编不垮，一编正规战打不成，游击战也打不成。经验还是要把正规军变成游击队。”朱德同志的谈话，指明了“左”倾冒险主义在这个问题上所犯错误的要害。
三、在作战指导上实行绝对集中的指挥，必然容易脱离实际，使部队作战行动陷于被动，危害极大。
当日，抗日先遣队的全部战略行动甚至战术行动，都由中央和中革军委直接指挥。本来，派出这样一个军团，深入敌人后方去独立执行任务，敌情那样复杂多变，环境那样困难险恶，中央和中革军委除了规定它的战略行动方向和基本任务外，理当给予较大的机动权。然而当时的中央和中革军委却使抗日先遣队的一切行动都严格受其控制，实行绝对集中的指挥，使军团陷于极其被动的境地，给军团制造了严重的困难。
说到这里，我很自然地想起毛泽东同志作为军事统帅的优良作风，他总是既通观和掌握战争全局，又处处从战场实际情况出发。他十分重视战场指挥员的意见，给予应有的机动权和自主权，充分发挥战场指挥员的能动作用。解放战争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和中央军委，对于许多重要战役的指导，就是这样做的。打豫东战役时，中央来电中特别交代“情况紧张时独立处置不要请示”。打济南战役时，主要是明确规定了“攻济打援”的方针和假设了三种可能出现的情况，使下面心中有数，力争好的情况，同时预计到并有办法对付可能出现的僵局。总之，主要是对作战方针和战役中的关键性问题进行及时明确的指导，至于其它具体作战部署和战场处置，就由战役指挥员依据战场上千变万化着的实际情况去作出决定。这种英明的统帅方法和作风，同“左”倾错误统治时期的那一事，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抗日先遣队北上行动过程中，在七军团阶段，上有“左”倾错误指导，军事指挥实行绝对的集中主义，军团内部又有曾洪易、乐少华这样的干部只知机械地执行上级指示，事情就更加不好办了。其实，你越是机械地执行，就越是被动，越被动就越打不好仗，也就越挨批评。不结合实际情况具体灵活地执行上级指示，即使是在正确路线的领导下也是应当加以反对的。毛泽东同志早在一九三
O年所写《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就尖锐批评过这种对待上级指示的错误态度，更何况当时是在远离中央、深入白区的环境中进行孤军活动呢？至于红十军团组建以后，则主要由于战场指挥方面的失误，谭家桥等几个关键性的仗都没有打好，从而加速了先遣队失败的到来。当然，如果尔后不实行军事战略转变，这支部队的失败仍将是难以避免的。但是，如果几个关键的仗打好了，赢得了时间，夺得哪怕是暂时的战场主动权，就有可能通过以后的作战实践，逐步认识到实行军事战略转变的必要性并付诸行动，而不至于遭受那么大的损失，付出那么大的代价。这些又都说明了战役指挥员，为争取战争的胜利，必须从实际情况出发，正确地发挥主观能动性，这在战局不利的情况下尤其重要。
四、“左”倾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严重地损害了军团的领导，这是导致抗日先遣队失败的组织上的原因。
七军团的领导核心，是按照宗派主义干部政策配备起来的，少数“左”倾政策的坚决执行者，掌握着领导权，包括军事指挥最后决定权。他们的无知与专横给七军团带来的灾难，我在前面已经略作叙述，教训确实太深刻了。
组成红十军团时，领导干部的配备，仍然受着“左”倾宗派主义的影响，保留了乐少华的军团政委职务，反而把军团长寻淮洲降职为师长，并把他排除在军政委员会之外，这不仅是对寻淮洲个人实行宗派主义的打击，同时也是无视七军团从瑞金出动后转战数省以流血牺牲换取来的宝贵经验。新任军团长刘畴西是一位较老的军事指挥员，在南昌起义时就担任营长，经历了革命战争的锻炼，但是后来的事实表明，他在作战指挥上表现优柔寡断，也缺乏在白区同敌人机动作战的经验。“左”倾错误的干部政策，同抗日先遣队的失败是密切关联的。在战争中间，主要军事指挥员的配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历史是已经过去了的事情，我们讴歌它也好，批判它也好，最重要的是从中吸取经验教训。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斗争历史，首先是一部惊天动地的无产阶级革命战争的英雄史；向时也突出地反映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王明“左”倾错误严重危害的一个侧面，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历史教训。这些血的教训，有力地证明：违背了毛泽东思想，革命事业就要遭受挫折。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进军虽然失败了，然而由方志敏、寻淮洲等同志领导的广大指战员和烈士们的可歌可泣的战斗业绩，已成为红军斗争史中英勇悲壮的一页，将永垂青史！
蒋介石国民党的反革命“围剿”，并没有也绝不可能扼杀掉先烈们为之舍身奋斗的革命大业。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保存下来的力量，随即高举革命火把，又继续战斗了。
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历史再次有力地表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在暴风雨般斗争实践中锻炼成长的我们的党，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最终克服和纠正各种错误思潮及倾向。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遵照中央的电示，我们随即以胜利突围的部队为基础，组成了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我被任命为师长，刘英同志为政治委员，率部向浙江南部进军。我们根据形势的重大变化，吸取过去斗争失败的教训，结合当面实际情况，在实践中探索和采取新的斗争策略和斗争方法，终于实现了从正规战向游击战的战略转变。经过同蒋介石十几个团的反革命“围剿”的反复斗争，我们在浙西南和闽浙边迅速打开了新的局面，创建了新的游击根据地，高举抗日、反蒋的革命旗帜，战斗在敌人的腹心地区。我们同南方其他各兄弟红色区域一道，在异常艰难困苦的情况下，胜利地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统一整编为新四军时，我们这支部队编入了新四军第二支队，重新北上，转战于大江南北，肩负起当年先烈们的未竟事业，投入了整个抗日斗争的洪流。
第六章浙南三年游击战争
浙南三年游击战争，是我国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一个组成部分。浙南游击区，包括浙西南、浙南（含浙东南）、浙东几块游击根据地，其中心区先是在浙西南地区，以后移到浙南地区，而游击区域则遍及浙赣铁路义乌至江山段和天台山以南的浙江省南半部和闽东北边沿。这场游击战争，从一九三五年初开始，直到一九三七年九月中旬我们与国民党浙江军政当局签署和平协议才告一段落。但是，浙南人民的革命武装斗争并未就此偃旗息鼓，那里的革命军民继续投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一直坚持到一九四九年全国胜利。
浙南游击区，是由一支红军主力部队，在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军阀之间的战争已经基本停止，在革命低潮时节进入国民党统治腹心地区开辟和发展起来的，这就形成了浙南游击战争的若干特色。
在浙南三年游击战争期间，我绝大部分时间是率领挺进师发展游击战争，开辟、建设和保卫游击根据地。因此，我将以武装斗争为主线来记述这一时期的经历。
挺进浙西南
浙南三年游击战争，是紧接着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失败开始的。那时，党中央已率领主力红军离开了中央根据地，正在长征途中，留下苏区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统一领导原来中央根据地和各游击区的工作，领导人是项英同志和陈毅同志。一九三五年一月底二月初，我们率领抗日先遣队的怀玉山突围部队到达闽浙赣根据地不久，中共闽浙赣省委向我们传达苏区中央分局转来的中央指示，要我们以先遣队的突围部队为基础，迅速组成挺进师，由我任师长，刘英同志任政治委员，立即率部进入浙江境内，开展游击战争，创建苏维埃根据地，以积极的作战行动，打击、吸引和牵制敌人，保卫闽浙赣基本地区和邻近的根据地；并从战略上配合主力红军的行动。
我们得到上述指示的时间是在党中央召开遵义会议以后，但在这个指示中没有传达遵义会议的精神，那时我们也不知道有遵义会议的召开。受领任务后，我们立即进行研究。我们对于浙江并不完全生疏，上一年，北上抗日先遣队曾在浙江地区渡过了艰难的阶段。浙江是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蒋介石的老巢，反动势力强大，大部分地区党的组织被破坏，更没有红色根据地或游击区域作为我们的依托。但是浙江的工农劳苦大众是有革命传统的，浙江有些地域的地形条件对我也很有利。从全局来看，其时中央苏区虽已丧失，但是国民党的主力正被我主力红军吸引于北上途中，那里是主要的战场，相对地说来，浙江的敌人比较空虚，而且我们可以同坚持在南方的几个老苏区互相配合，互相支援。先遣队北上时未能在浙江省立脚生根，主要是由于当时没有分散打游击的认识和决心。如果我们接受这个教训，自觉地把正规军变成游击队，不打正规战而打游击战，来一个决定性的转变，我们相信是可以在浙江立脚生根，完成党交给的任务的。
我们认真地分析了浙江的地理位置与地形，选定以仙霞岭为中心的浙西南地区作为我们创建游击根据地的第一个目标。这个选择的主要理由是：第一，那个地区是在闽、浙、赣三省交界处，可以同闽东、闽北、闽浙赣几块游击根据地互为犄角，互相支援，而三省敌人之间的矛盾，又可以为我利用。第二，那里的群众基础比较好。该地区在一九三O年曾受到过党所领导的红十三军革命暴动的影响，革命的火种还在一些基本群众的心底埋藏着。那里有一个青帮组织，其领导人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反抗已久，有打富济贫的要求，同我们有一点联系，可以成为我们初步的依托。第三，那里虽然交通发达，有杭（州）
江（山）铁路（即浙赣铁路东段）和三条公路干线，但大部地区山岭连绵，森林茂密，道路曲折，便于我隐蔽和机动。
在中共闽浙赣省委和省军区的帮助下，我们立即进行挺进师的组建。
先遣队突围的部队主要是一个迫击炮连、一个机关枪连（已经没有炮弹和枪弹）和二十一师的第五连，再就是一些康复了的轻伤病员，以及政治部、供给部、保卫局的机关工作人员，共四百多人。此外，省委又将闽浙赣独立师第一团一百多人编入挺进师。为了适应游击战争的需要，下面不设团、营、连，而是编成三个支队和一个师直属队。支队实际上相当于连，但大都由团级干部担任领导。任命了王蕴瑞同志为师参谋长，黄富武同志为师政治部主任。师部机关有司、政、供、卫各部，但极其精干。后来还把机关人员编成一个政治连。
当时确定的行动路线是：由闽浙赣根据地南下，先到闽北根据地，和那里的党组织取得联系后，再去浙江。经过了个把月的整训，二月底，指战员们抱着继承先烈革命遗志、开创新的游击根据地的坚强信念，誓师出征了。
挺进师南下，首先要通过敌人在信江以北布置的几道封锁线。由于我们的准备工作比较充分，行动隐蔽而且敏捷，以一夜一百四十里的急行军翻过了灵山，通过了封锁线，渡过了信江，胜利到达闽赣边境。可是，当我们刚刚到达福建边境时，突然遭到了敌保安团的伏击。这次伏击给我们带来的最大损失，是把我们仅有的一部电台打掉了，从此我们就同党中央和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我们从闽浙赣根据地出发前，曾向闽北党组织通报，请他们派人接应。但当我们打垮敌人的伏击进入闽北根据地时，却到处碰到敌人，找了好几天也没有找到闽北黄道同志的人。后来发现在一些村口和凉亭柱上贴着敌人的布告和反动宣传品，其中有署名李德胜的“劝降书”。这时，我们才搞清楚原闽北军分区司令员李德胜叛变了。这个叛徒正带着敌人来闽北“清剿”，还把我们挺进师要到浙江去的行动计划出卖给了敌人，使我们遭到伏击。这样，我们只得放弃先同黄道同志取得联系的想法，决定以自己的作战行动，为进入浙西南打开通道。
这时，我们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