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战争回忆录-第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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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最可痛心最可惋惜的一件事”;“真是空前的大损失,能不令人哀痛”;“必须等到我们全军一番起死回生的改造之后,乃能作进一步的打算。”王耀武表示“对七十四师之失,有如丧父之痛”。蒋介石等的哀鸣,说明了此役给敌人打击之惨重,而所云“起死回生”,不过是一场幻梦。后来的事实证明,经过孟良崮战役,敌入虽仍未放弃对山东实施重点进攻的计划,但其进攻的势头已经被打掉了,并且从上到下真正地被我们打怕了。
孟良崮战役的胜利来之不易;胜利归功于中央军委的英明领导和毛泽东军事思想。
胜利归功于以压倒一切敌人之气概冲锋陷阵的广大指战员。各纵队首长都冒着炮火到了作战前线,有的团长、政委亲率部队冲锋,还有七处负伤仍率领部队夺占敌人山头的英雄连长,近万名指战员负伤,更有二千多名干部战士把最后一滴血洒在围歼和阻击敌人的战场上。他们的牺牲精神,是永远值得后人景仰和铭记的。
胜利归功于广大人民的支援。鲁中人民群众战前实行空舍清野,给敌人造成很大困难,战役中有二十多万民工大力支前,对战役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没有老解放区地方党和政府领导下的支援,胜利是不可能的。鲁南的地方兵团各地广大民兵,配合战役取得胜利起了很好的作用。
孟良崮战役是解放战争以来,我军与蒋军在华东战场上一次正面的大规模较量,表明了我军的作战指导、指挥艺术、战术技术和军队土气都大大高于敌人。孟良崮战役还使我体会到,作为战区指挥员,应不断地研究、分析敌我力量的对比变化,发挥主观能动作用,敢于适时地把战局推向新的水平,而不能坐待条件完全成熟,从孟良崮战役到豫东战役,再到淮海战役,都使我体会到达一点。
现在,我想以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二日新华社的时评来结束这段回忆。时评写道:“华东人民解放军和华东解放区的人民,在全国人民的爱国自卫战争中,担负的任务最严重,得到的成就也最荣耀。从去年七月到现在,华东人民解放军已经歼灭了蒋介石正规军五十个整旅(旅以下成团成营被歼灭的正规军及全部被歼的伪军、保安部队、交警、还乡团等均未计算在内)……蒋介石以近一百个旅使用于华东战场,欲以此决定两军胜负,这个主观幻想已接近于最后破灭。这次蒙阴胜利,在华东解放军的历史上更有特殊意义。因为:第一,这是打击了蒋介石今天最强大的和几乎唯一的进攻方向;第二,这是打击了蒋介石的最精锐部队(四、五个精锐师之一个);第三,这个打击是出现于全解放区全面反攻的前夜。和这个胜利同时,东北豫北、晋南、正太等地,强大的反攻正在展开。”
第十五章 华东野战军外线出击和沙土集战役
第十五章 华东野战军外线出击和沙土集战役
从华东野战军一九四七年七月分兵、外线出击到九月集中兵力进行沙土集战役,是华东战区在解放战争中的第二个转折。
我在《苏中战役后的华中战局和宿北战役》一文中提到,从华中野战军北上同山东野战军会师苏北,到宿北战役、鲁南战役胜利,是华东战区的第一个转折。那是华东战事由战区前部转到纵深,山东野战军同华中野战军由战略上配合到战役上协同,由各自分别歼灭当面之敌到集中作战的一个转折。华东野战军的第三个转折是一九四八年六月的豫东战役,那是由战略进攻向战略决战的转折。那次战役后不久,毛泽东同志形象地说解放战争好象爬山,现在我们已经过了山的坳子,最吃力的爬坡阶段已经过去了。
华东战区的第二个转折,是由集中兵力到兵分三路扯散敌人,再到集中兵力歼灭分散之敌,由内线歼敌到外线出击的转折,也是由战略防御到战略进攻的转折。一九四七年九月,我军在鲁西南荷(泽)巨(野)公路上的沙土集地区,全歼国民党整编第五十七师,标志着这一次转折的胜利实现。从此,华东野战军不仅彻底粉碎了敌人对山东的重点进攻,而且取得了在外线作战的主动权,主力南下陇海路,挺进豫皖苏,与刘邓、陈谢胜利会师中原。
一九四七年的“七月分兵”
一九四七年五月举行的孟良崮战役给了敌人以沉重打击,顿挫了敌人的进攻,迫使敌人暂时转入守势。但是,蒋介石尚未放弃对山东重点进攻的方针,继续在第一线调集了九个整编师、二十五个整编旅,部署在莱芜至蒙阴不到五十公里的战线上,准备发动新的进攻。五月八日,中央军委曾给我们发来电报,提出了刘邓大军南渡黄河,进击冀鲁豫、豫皖苏,进而进击中原的战略计划,要求华东我军在六月十日前集结全力(二十七个旅)寻求与创造歼敌机会,并准备于六月十日以后配合刘邓大军大举出击。孟良固战役胜利后,军委于五月二十二日来电指出:“歼灭七十四师付出代价较多,但意义极大,证明在现地区作战只要不性急、不分兵,是能够用各个歼击方法,打破敌人进攻,取得决定胜利。而在现地区作战,是于我最为有利,于敌最为不利。现在全国各战场除山东外,均已采取攻势,但这一攻势的意义,均是帮助主要战场山东打破敌人进攻,蒋管区日益扩大的人民斗争其作用也是如此,刘邓下月出击作用也是如此。而山东方面的作战方法,是集中全部主力于济南、临沂、海州之线以北地区,准备用六、七个月时间(五月起)六、七万人伤亡,各个歼灭该线之敌。该线击破之日,即是全面大胜之时,尔后一切作战均将较为顺利”。
为了贯彻军委这一重要指示,华野前委于五月底在沂水以北的坡庄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会议着重指出,敌整编第七十四师被歼后,山东战局已开始改变,但必须戒骄戒躁,彻底粉碎敌人正在酝酿的新的大举进攻,为转入反攻创造条件。
这时,蒋介石起用了日本战犯冈村宁次为顾问,召开了多次军事会议,提出“并进不如重迭,分进不如合进”。敌以三四个师(整编师)重迭交互前进的战法,摆成了方阵,加配了山地作战器材和炮兵、工兵,在各要点屯积了大批作战物资。六月十九日,我们将上述情况报告军委,军委二十二日复示:“据悉蒋以东北危急,令杜聿明坚守两月,俟山东解决即空运东北等情。山东战事仍为全局关键。你们作战方针仍以确有胜利把握然后出击为宜。只要有胜利把握,则不论打主要敌人或次要敌人均可,否则,宁可暂时忍耐,不要打无把握之仗”。
六月二十五日,敌军开始全力东犯,二十八日进至鲁村、南麻(今沂源县)、大张庄、朴里庄一线,妄图迫我在鲁中山区狭窄地带迎战。由于当面之敌十分密集,无论是寻歼侧翼之敌或直取中央之敌都缺乏条件。为避免无把握作战,我们打算以第六纵队向临(沂)蒙(阴)公路出击,以第四纵队奔袭费县,破坏敌人后方补给线,以第七纵队佯攻场头,迫敌分兵回援,主力集结在沂水、东里店一线待机。这一计划即将实施之时,接到军委二十九日提出的三路分兵的指示,此电指出:“蒋军毫无出路,被迫采取胡宗南在陕北之战术,集中六个师于不及百里之正面向我推进。此种战术除避免歼灭及骚扰居民外,毫无作用。而其缺点则是两翼及后路异常空虚,给我以放手歼击之机会。你们应以两个至三个纵队出鲁南,先攻费县,再攻邹(县)滕(县)临(城)枣(庄),纵横进击,完全机动,每次以歼敌一个旅为目的。以歼敌为主,不以断其接济为主。临蒙段无须控制,空费兵力。此外,你们还要以适当时机,以两个纵队经吐丝口攻占泰安,扫荡泰安以西、以南各地,亦以往来机动歼敌有生力量为目的。正面留四个纵队监视该敌,使外出两路易于得手。以上方针,是因为敌正面既然绝对集中兵力,我军便不应再继续采取集中兵力方针,而应改取分路出击其远后方之方针。其外出两路兵力,或以两个纵队出鲁南,以三个纵队出鲁西亦可。”
这个指示,改变了军委过去要求我们不分兵、坚持内线歼敌的方针。
我们立即对军委这一指示进行了研究,军委的电报虽只提到山东当面的敌情,但我们鉴于刘邓大军即将出击,战局必有重大发展,决定立即执行军委提出的三路分兵的方针。具体部署是:(一)由叶飞、陶勇率领第一、第四纵队越过临蒙公路向鲁南挺进;(二)由陈士榘、唐亮率领第三、第八、第十纵队向鲁西的泰安、大汶口方向挺进;(三)正面部队第二、第六、第七、第九纵队和特种兵纵队集结在沂水、悦庄公路两侧,各以少部兵力与东犯之敌接触,主力待机出击。这一部署在六月三十日上报军委的同时,命令各部队立即于七月一日执行。这就是华野的“七月分兵”的开始。
“七月分兵”是在未经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开始的。在接到军委六月二十九日分兵指示以前,我们是按照军委五月二十二日指示,准备以七八个月时间,即在一九四七年底以前,集中全部主力在内线各个歼敌的。接到军委六月二十九日分兵指示,到全军开始行动仅有一天多时间。
由于七月分兵后有几仗打成消耗战,有的同志后来就怀疑“七月分兵”是否正确。有的同志问我,“七月分兵”是否太匆促了?如果在内线再坚持两个月,避开七月和八月雨季,经过充分准备再行出击是否更好?还有的同志认为,我们当年应该向军委提出继续集中兵力于内线作战的建议。
我的回答是,我们当年执行军委分兵的方针是必要的。如果我们将眼光局限于山东,在内线坚持几个月当然是可以的。因为当时山东还有五十多个县城在我手中,而且连成一片,胶东、渤海、滨海三个地区还可以回旋,在内线歼敌的条件还是存在的。但是,刘邓大军在六月底将南渡黄河,军委已经告知我们,我们必须以战斗行动来策应刘邓大军的战略行动。当然,策应刘邓大军南渡可以有另一种方式,如果我们在七月初能集中兵力打一个象孟良崮那样的大仗,将敌人牵制在鲁中,对刘邓大军的配合将是有力的。无奈当时难以肯定数日内必有战机出现,而刘邓大军按军委规定日期出动,我们不能以作战行动作有力的配合,这对全局是不利的。这就是我们立即执行军委分兵的指示的主要原因。同时,集中与分散是兵力运用上的一对矛盾。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是我军的作战原则,所以集中是这对矛盾的主要方面,但并不排除必要时的分散,分散也是对付敌人的一种手段。孟良崮战役发起前,一九四七年五月上旬,军委曾指示我们不要分兵,我们遵照军委指示改变了计划,但当时我们也不是绝对不分兵,而是留下六纵隐伏于鲁南,后来这一着在孟良崮战役时起了重要作用。我们分路出击,就可以将敌人扯散,而我军则可以由分散转为集中,以歼灭孤立分散之敌。也就是先以分散对付集中,再以集中对付分散。后来战局的发展果然如此,沙土集战役就达到了我们预期的目的。
向鲁西南挺进
在华野兵分三路出动后,接到军委七月二日来电,除复我们六月三十日电指出分兵部署甚好外,还要求陈土榘、唐亮率领的三个纵队打泰安得手后,“收复淝城、东阿、平阴、宁阳、汶上、济宁,与刘邓直接联系后,并应准备出鲁西与刘邓协同打陇海路,出淮河开展新局面”’“我军必须在七天或十天内,以神速的动作,攻取泰安南北及其西方、西南方地区,打开与刘邓会师之道路”。此后,军委又决定叶飞、陶勇率领的两个纵队也向鲁西南挺进。
这是重大的发展。让我们回顾一下军委对我们战略指导的演变:军委五月二十二日的指示,指出全国主要战场在山东,而刘邓六月出击则是为了帮助山东打破敌人进攻。六月二十九日,军委指示我们三路分兵,仍然只提打破敌人对山东的进攻(我们决定立即于七月一日出动,是为了策应刘邓大军出击)。而七月二日即我分兵后之第二日,军委已经电令陈唐部队直接协同刘邓了。这样,就使这次分兵成为华野部队执行外线出击任务的开始。
到了八月四日,即华野五个纵队已进入运河以西的鲁西南,刘邓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前三天,军委进而指出,“刘邓南下作战能否胜利,一半取决陈唐、叶陶五个纵队是否能起大作用”。八月十一日军委又明确指出:“总的意图,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使我内线获得喘息机会。以利持久”。显然,全国主要战场已由山东转移到了中原,战略重心已由内线转到了外线,解放战争已由战略防御转入了战略进攻。当此重要时刻,华东战区面临三重艰巨任务,既要打破敌人的重点进攻,又要支援刘邓大军进击中原,还要不失时机地转入战略进攻。
在军委八月四日的指示中,还提出:“请考虑粟裕同志带炮兵主力迅去鲁西南统一指挥该五个纵队,积极策应刘邓作战”。
此时,我深感责任重大。自从华野执行分兵出击的新方针后,作战条件起了变化。七月上旬打得比较顺手。向鲁南挺进的两个纵队攻占了费县、峄县、枣庄。向鲁西挺进的三个纵队,攻占了津浦路上大汶口至大万德段的一些据点,严重地威胁了敌人后方基地兖州、徐州。敌人从七月十三日开始,以整编第五师等七个整编师分路西援,在鲁中山区留下整编第十一师等四个整编师固守要点。七月中旬以后,雨季骤然到来,大雨滂沱,山洪暴发,河水陡涨,使我军机动、运输、作战遇到很大的困难,以致七月份中、下旬的几仗都打戍了消耗仗。当时情况是:
(一)在山东内线,南麻、临朐两仗未能歼灭敌人,敌人占领了胶济线,胶东地区有被敌人占领的危险。胶东是我华东地区的重要后方物资基地,且有数万伤病员、家属安置在那里,如一旦被敌占领,对民心、士气、物资补给都将带来严重影响。
(二)进入鲁西南的五个纵队,离开根据地,经过一个月的连续行军作战,十分疲劳。部队在齐腰或齐膝的大水中和泥泞的道路上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