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呐喊-朱正-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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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他《论语》读得很熟，孔夫子说的“圣人多乎哉？不多也”，他随口就用上了。小说中他最后一次出场的场景是令人战栗的：
掌柜仍然同平常一样，笑着对他说，“孔乙己，你又偷了东西了！”但他这回却不十分分辩，单说了一句“不要取笑！”“取笑？要是不偷，怎么会打断腿？”孔乙己低声说道，“跌断，跌，跌……”他的眼色，很像恳求掌柜，不要再提。此时已经聚了几个人，便和掌柜都笑了。我温了酒，端出去，放在门槛上。他从破衣袋里摸出四文大钱，放在我手里，见他满手是泥，原来他便用这手走来的。不一会，他喝完酒，便又在旁人的说笑声中，坐着用这手慢慢走去了。
孔乙己当然是科举制度的一个牺牲者。科举取士，作为一种制度来说，在历史上是起过积极作用的。在这种制度之下，除了倡优皂隶等等被社会贱视的人之外，所有士农工商不问贫富门第都有平等的机会通过一定的程序进入仕途，成为政府官员。比起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九品中正”制要公平得多。考试所用的八股文和试帖诗，固然有禁锢思想的作用，但也不失为测验学力和智商的一种标准。只是那时政府的政务简单，需要官员的人数很少，而读书人除了中式做官之外，又很少其他的出路，这样，落第的士人境遇就悲惨了。孔乙己就是一个突出的典型。
鲁迅是怀着悲悯和同情的心情来写孔乙己的。写他受到社会的迫害，真活不下去了，可是依然艰难地挣扎着活下去，依然保持着自尊和自爱之心。
孙伏园在《鲁迅先生二三事》一书中回忆说：
我尝问鲁迅先生，在他所作的短篇小说里，他最喜欢哪一篇。
他答复我说是《孔乙己》。
有将鲁迅先生小说译成别种文字的，如果译者自己对于某一篇特别有兴趣，那当然听凭他的自由；如果这位译者要先问问原作者的意见，准备先译原作者最喜欢的一篇，那么据我所知道，鲁迅先生也一定先荐《孔乙己》。
鲁迅先生自己曾将《孔乙己》译成日文，以应日文杂志的索稿者。
《药》这篇小说的主人公名叫夏瑜，显然是对1907年被杀的女革命家秋瑾的纪念。在小说中，夏瑜并没有出场，就从旁人的谈论中，人们可以看到这一位视死如归的革命家的英雄气概。他被关在死囚牢里，已经是生命的最后时刻了，这时他想的不是正一步一步逼近自己的死亡，而是国家和人民的命运，是革命事业的前途。他向狱卒宣传，说“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劝牢头造反”。当他因此遭到狱卒殴打，他的反应是“还要说可怜可怜哩”，他在可怜这耀武扬威打他的人，这人竟毫不感觉到自己过的也是屈辱的奴才的生活，丝毫想不到应该改变这个可鄙可悲的处境，争取过真正的人所应有的生活。这是多么可悲悯的不觉悟啊。鲁迅怀着最诚挚的敬意写出了这个革命家的形象。
小说着重写了开茶馆的华老栓，写了坐在茶馆里吃茶的闲人们，这样就更真切地反映出了夏瑜所从事革命活动的环境，他就是在这样的人群中活动，就是为了这样的人群献出自己的生命和鲜血。可是，他们，竟是这样的麻木和愚昧。他们不了解夏瑜，不了解夏瑜所从事的革命，不了解夏瑜的流血牺牲完全是为了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广大人民的尊严和幸福。他们也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个使他们异常屈辱异常困苦的现状，是应该改变而且可以改变的。他们甚至还相信人血馒头可以治病之类的无稽之谈。人民群众这样的麻木和愚昧，正是清王朝所需要的，这是他们维持统治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所以他们主入中夏，就厉行愚民政策，以史不绝书的文字狱使汉族的知识分子钳口结舌。从《药》这篇小说中所描写的群众来看，不能不承认他们的愚民政策是收到了成效的。
毁坏这铁屋的希望（6）
对于统治者来说，仅仅做到了使人尽量愚昧还是不够的，还须要促使人们尽量堕落，它要求人群中最堕落的部分和自己合作。它用威胁利诱、软硬兼施的种种手段，鼓励告密，鼓励叛卖。它把促使人们愚昧和堕落提高到国家政策的水平。在“满门抄斩”的恐惧和“二十五两雪白的银子”的诱惑面前，何去何从呢？对于一个没有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的操守的人，要不堕落，也就难了。这就是小说中告密者夏三爷这个形象出现的根据。
尽管鲁迅以沉重的心情刻画了人们麻木愚昧这种可怕的现实，可是他用夏瑜坟上的花环表示了革命事业后继有人。“这大清的天下”后来终于被夏瑜的同志者所推翻，难道我们不能认为夏瑜其实是胜利者么？
鲁迅在《新青年》上不只是发表小说，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还在新辟的“随感录”一栏里发表了好些篇锋利的短评。向几千年来中国专制主义的文化传统猛烈进攻，大声疾呼地鼓吹改革，鼓吹科学精神。他写的这些随感录，着重批判了那些拒绝任何改革的保守派人物，这些人以“保存国粹”为口号，来维持专制主义的文化传统。在《随感录三十八》里，鲁迅概括了这一流人物的主张：“古人所作所说的事，没一件不好，遵行还怕不及，怎敢说到改革？”
对于“保存国粹”这口号，《随感录三十五》反驳说：
什么叫“国粹”？照字面看来，必是一国独有，他国所无的事物了。换一句话，便是特别的东西。但特别未必定是好，何以应该保存？
倘说：中国的国粹，特别而且好；又何以现在糟到如此情形，新派摇头，旧派也叹气。
倘说：这便是不能保存国粹的缘故，开了海禁的缘故，所以必须保存。但海禁未开以前，全国都是“国粹”，理应好了；何以春秋战国五胡十六国闹个不休，古人也都叹气。
倘说：这是不学成汤文武周公的缘故；何以真正成汤文武周公时代，也先有桀纣暴虐，后有殷顽作乱；后来仍旧弄出春秋战国五胡十六国闹个不休，古人也都叹气。
我有一位朋友说得好：“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
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义。只要问他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国粹。
在《现在的屠杀者》这篇里，鲁迅指斥这些反对改革的论者说：
做了人类想成仙，生在地上要上天；明明是现代人，吸着现在的空气，却偏要勒派朽腐的名教，僵死的语言，侮蔑尽现在，这都是“现在的屠杀者”。杀了“现在”，也便杀了“将来”。——将来是子孙的时代。
当时一些较为明智的人，也感到了改革的不可避免。但是他们所能够接受的改革，仅仅是利用外国的科学和技术来维护中国专制主义的文化传统。鲁迅在《随感录四十八》里这样描写他们：
学了外国本领，保存中国旧习。本领要新，思想要旧。要新本领旧思想的新人物，驼了旧本领旧思想的旧人物，请他发挥多年经验的老本领。一言以蔽之：前几年谓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几年谓之“因时制宜，折衷至当”。
但这是办不到的。鲁迅告诉他们说，“其实世界上决没有这样如意的事”：
即使一头牛，连生命都牺牲了，尚且祀了孔便不能耕田，吃了肉便不能榨乳。何况一个人先须自己活着，又要驼了前辈先生活着；活着的时候，又须恭听前辈先生的折衷：早上打拱，晚上握手；上午“声光化电”，下午“子曰诗云”呢？
这时，提倡新文化运动和反对新文化运动双方的斗争更加激烈。《新青年》之外，1918年12月，陈独秀又主办了一个纯政论性的刊物《每周评论》。1919年1月，北京大学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出版了《新潮》月刊，刊物的英文名字是The Renaissance，即文艺复兴，也可以看出他们对自己的刊物期许甚高了。这些都是一时很有影响的刊物。鲁迅支持《新潮》的出版。他在看了已出的三号之后，写信给傅斯年，谈刊物的编辑方针，提出“最好是无论如何总要对于中国的老毛病刺他几针”，“偏要发议论，而且讲科学，讲科学而仍发议论，庶几乎他们依然不得安稳”。在《新潮》上，鲁迅发表了短篇小说《明天》和译文《察拉图斯忒拉的序言》。
毁坏这铁屋的希望（7）
1919年1月出版的《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上，刊出了陈独秀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文章指出：一些人从根本上反对《新青年》，“他们所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这几条罪案”。针对这些攻击，陈独秀回答道：
这几条罪案，本社同人当然直认不讳，但是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大家平心细想，本志除了拥护德赛两先生之外，还有别项罪案没有呢？若是没有，请你们不用专门非难本志，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才算是根本的办法。
陈独秀理直气壮地驳斥了反对者，堂堂正正地举起了民主（德先生）和科学（赛先生）的大旗。这就是《新青年》的旗帜，五四运动的旗帜，是那以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里几代中国人奋斗的目标。
跟《新青年》杂志遭到非难的同时，陈独秀本人也遭到了攻击。一些报刊上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攻击文字。1919年2月17日至18日，上海《新申报》刊出了林琴南的影射小说《荆生》，说有田必美（影射陈独秀）、金心异（影射钱玄同）、狄莫（影射胡适）三人聚于陶然亭，田生大骂孔丘，狄生主张白话，忽然隔壁走出一个伟丈夫荆生，把这三个人痛打了一顿。接着，3月19日，他又在该报发表《妖梦》，写“白话学堂”（影射北京大学）的校长、教务长都被神怪吃掉。他不仅发表这些轻薄文字，在3月18日的《公言报》上，他还发表了致蔡元培的公开信，攻击北京大学，“必覆孔孟、铲伦常为快”。蔡元培在答复他的公开信中质问道：“（甲）北京大学教员，曾有以‘覆孔孟，铲伦常’教授学生者乎？（乙）北京大学教授，曾有于学校以外，发表其‘覆孔孟，铲伦常’之言论者乎？”
林琴南的这封公开信里，有一要害之处，就是他说，“大学为全国师表，五常之所系属。近者外间谣诼纷集，我公必有所闻，即弟亦不无疑信。”这里他说的，是陈独秀嫖妓的传闻，一些小报对此颇有渲染。蔡元培的覆信里并没有辟谣，只是表示了学校当局对这一类事情的态度。他表示，对于教员，
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例如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筹安会之发起人，清议所指为罪人者也，本校教员中有其人，以其所授为古代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嫖、赌、娶妾等事，本校进德会所戒也，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狎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且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
从这里显然可以看出蔡对陈的爱惜和保护之心。只是这时报刊还在不断散布不利于陈独秀的流言。《神州日报》说“陈独秀近有辞职之说”，《公言报》说“教育部有训令达大学，令其将陈、钱、胡三氏辞退”。对于这些流言，蔡一一去函更正。只是这压力越来越大。3月26日晚上北京大学评议会讨论陈独秀的去留问题。在汤尔和、沈尹默、马叙伦等人的影响之下，蔡元培同意了辞退陈独秀。陈独秀就此离开了北京大学，专门办他的《新青年》去了。
十多年以后，胡适写信给当年在去陈一事上起了关键作用的汤尔和，反思这一事件。1935年12月28日的信中说：
三月廿六夜之会上，蔡先生颇不愿于那时去独秀，先生力言其私德太坏，彼时蔡先生还是进德会的提倡者，故颇为尊议所动。我当时所诧怪者，当时小报所记，道路所传，都是无稽之谈，而学界领袖乃视为事实，视为铁证，岂不可怪？嫖妓是独秀与浮筠都干的事，而“挖伤某妓之下体”是谁见来？及今思之，岂值一噱？当时外人借私行为攻击独秀，明明是攻击北大的新思潮的几个领袖的一种手段，而先生们亦不能把私行为与公行为分开，适堕奸人术中了。
毁坏这铁屋的希望（8）
信中说的“浮筠”，即当时北京大学理科学长夏元瑮。胡适1936年1月2日的信中又说：
独秀终须去北大，也许是事实。但若无三月廿六夜的事，独秀尽管仍须因五月（按：应为六月）十一夜的事被捕，至少蔡、汤两公不会使我感觉他们因“头巾见解”和“小报流言”而放逐一个有主张的“不羁之才”了。
我并不主张大学教授不妨嫖妓，我也不主张政治领袖不妨嫖妓，——我觉得一切在社会上有领袖地位的人都是西洋人所谓“公人”（Public men），都应该注意他们自己的行为，因为他们的私行为也许可以发生公众的影响。但我也不赞成任何人利用某人的私行为来做攻击他的武器。
胡适的这些话，说得真好：当时一些人借私行为攻击陈独秀，实质是旧派人物攻击新思潮的代表人物的一种手段。
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协约国战胜了同盟国。1919年1月18日凡尔赛和会开幕。中国曾经对德奥宣战，也作为战胜国出席和会。和会决定将战败的德国根据1898年中德《胶澳租界条约》在我国山东攫取的各项特权，完全让与日本，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