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一个大党衰落的启示-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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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想利用职务之便阻止他参加一切政治活动。为此,斯大林命令
逮捕了维诺格拉多夫。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这件事发生后,克里
姆林宫医院马上就出现了“揭发者”和“告密者”,一大批医学家被
捕入狱。如果不是斯大林的死,那些被抓起来的专家和医生的命
运将是十分悲惨的。
斯大林还亲自参与了某些恐怖事件的处理工作。斯大林的女
儿斯维特兰娜回忆起这样一件事情:“在偶然一次和父亲在别墅
会面时我走到他房间里,正好听见他在和什么人打电话。我在旁
边等着。电话里是别人在向他汇报,他听着。后来,他像下结论似
的说了一句:‘好吧,汽车车祸。’我清清楚楚记得他当时的语气:
不是提问,而是肯定语气,是答复。他不是问,而是提建议:汽车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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祸。。。根本没有发生任何车祸。‘汽车车祸’是我父亲在别人
向他汇报执行情况时建议的正式说法。”第二天,斯大林告诉女
儿,他们的一个熟人因车祸死了。这件事对她的影响是无法估量
的。斯维特兰娜在斯大林死后离开了祖国,同时也彻底放弃了对
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信仰。
使用暴力带来的国家性质的异化和党本身的异化,对党和国
家与人民的联系产生的消极后果,怎么估计都不会过分。早在
年,列宁就深刻地指出
“:以前的历次革命所以失败,就是因
为工人靠强硬的专政不能坚持下去,工人不懂得单靠专政、暴力、
强制是保持不住的;惟有掌握了文明的、技术先进的、进步的资本
主义的全部经验,使用一切有这种经验的人,才能保持得住。
”
热衷于恐怖不是斯大林个人的爱好。布尔什维克党掌权之
初,左派社会革命党与之合作。但当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政策
与本党的主张发生矛盾时,左派社会革命党不但退出政府,而且参
与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叛乱,由布尔什维克党的合作对象变成了苏
维埃政权的镇压对象。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问题上,俄共党内
的“左派共产主义者”派别不同意列宁的签约主张。当同样反对
和约的左派社会革命党提出逮捕列宁为首的人民政府成员、建立
左派社会革命党和“左派共产主义者”的联合政府时
“,左派共产
主义者”中居然有人参与讨论这个建议,只是由于布哈林等人的
坚决抵制才未付诸行动。看来,对暴力认识上的偏执和滥用暴力
手段,是俄罗斯政治中始终存在的一个特点。它和政治民主不发
达密切相关。
斯维特兰娜
阿利卢耶娃:《仅仅一年》,外文出版局《编译参考》编辑部印,第
页。
《列宁全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
年
月第
版,第
页。
第 113 页
肆无忌惮的官僚主义
权力失去制约,必然导致腐败。苏共党内的腐败现象,发端于
斯大林时期。
有一种说法认为,斯大林时期苏共党内没有腐败现象,或腐败
现象非常罕见。这是有待商榷的。我们知道,腐败现象不单单是
一种作风,而是附生在失去约束的权力之上的毒瘤。斯大林时期
腐败现象不如后来严重,这是事实。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腐败现
象才像瘟疫般泛滥开来。但是,很难把这一点作为说明腐败现象
和高度集权没有联系的理由。腐败本质上是权力的滥用。至于权
力滥用以什么样的形式体现,则要依具体情况而定。一方面,在计
划经济(即短缺经济)、而不是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在物质生产还
处于低水平的条件下,在货币甚至被看做是资本主义因素的条件
下,腐败现象不可能表现为后来我们看到的那种权钱交易。另一
方面,在斯大林个人独揽大权的情况下,这种权力滥用的形态在很
大程度上要取决于他个人的好恶。一旦失去斯大林的信任,一个
人的政治生命乃至物理生命都可能会完结。斯大林个人对腐败现
象肯定是深恶痛绝的。这样,权力滥用就以更加隐蔽的形式出现,
更多地要表现为其他形态,例如官僚主义、欺压群众、特权现象等。
这是斯大林时期一个很大的特点。
利用国家权力为少数人服务,是斯大林时期最无可置疑的事
实。斯大林时期,对党的各级干部,一方面实行高压政策,强迫服
从、严厉镇压;另一方面,又许以种种特殊待遇。干部特殊化逐渐
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在此基础上,逐渐产生了一个其利益和普通
大众有别的官僚特权阶层。在这一时期,列宁时形成的配给制发
展到了非常精细的程度。有各种各样的配给制:供家属用的,供职
工用的,供人们在工作单位用的,还有几类专门供首长使用的,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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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字母卡。作为补充,还有各种商品的购货证和票券。普通
老百姓是绝对没有可能得到这些东西的。因此,把配给的和用购
货证买到的酒类、衣料、鞋套、鞋类及其他各种杂物拿来进行投机
倒把,几乎成了高中级干部家庭正常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在这
方面,前美国驻苏大使戴维斯有一个自相矛盾的说法。他认为党
和政府领导人的个人生活“无可挑剔
”
“。高级官员中没有贪污现
象,他们的习惯很简单。在克里姆林宫他们过着优越的生活,在乡
村有自己的别墅,配有汽车和各种舒适的生活用具。他们非常注
意避免炫耀。委员的工资据报道每月不超过
卢布,不过他们
做什么事都不要钱。
”如此“无可挑剔”!
这一时期,最低工资和最高工资之比大约为
。其实,工资
的差别不是最主要的东西。表面看,甚至可以说工人和行政人员
在工资水平上实际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如果从特权的角度看,情
况就大不相同。党和国家的官员有自己的特供商店、内部餐厅、豪
华住宅、郊外别墅等。行政命令体制的加强不仅使行政人员数量
增加,而且也使特权阶层扩大,出现了为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规
定的各种不同待遇的等级制度。工作人员根据不同职务到不同的
专门医院就诊。斯大林还在官员中实行“钱袋(
”即中国人所说的
“红包
”)制度,即领导人员的工资附加款。其数量按职位高低从
几百卢布到几千卢布不等。这笔钱装在信封里秘密发给,不上税,
甚至交党费也不包括在内。部长级人员从这里面可得到
万多卢
布,相当于
年改革后的
多卢布(这一时期机关工作人员
的月工资大致为卢布)。连戴维斯也认为,在苏联“,政
府本身成了打上各种阶级烙印的官僚机构。如特权、高水准的生
[俄]格
阿
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
年版,第
页。
[美
约瑟夫
戴维斯:《出使莫斯科》,红旗出版社
年版,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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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等等。实际生活表明,政府高级官员可以享受特别的高级生活
服务,例如在克里姆林宫饭店为他们提供高级生活享受。这里从
上到下都能发现阶级的迹象”。“党员构成了一个明显的特权阶
层。便说一句,在整个官僚阶层中,党的官员又居于它的上
层。党的机关工作人员的待遇要比一般政府人员的待遇更好些。
年,党内官员的工资比同级政府官员的工资可高出
罗兰,
在
甚至对苏联满怀热爱之心的法国著名文学巨匠罗曼
年应邀对苏联作了一个月的访问后也坦率地承认,“对党
自身来说,可能不知不觉地形成由久经考验的领导人、忠于党的技
术工作者、各种先进生产者以及工人大军、集体农庄庄员大军和士
兵大军的精英人物组成的特殊的共产主义特权阶层”。他观察
到“,宫廷中的达官显贵(即使应该得到这种恩赐)过着特权阶级
的生活,但人民却仍然不得不为了谋取面包和空气(我想说的是
住房)而进行艰苦的斗争”。看到这一切,笃信苏联人确实是“在
为全人类更美的、最好的、灿烂的未来而工作”的罗曼
罗兰是很
受刺激的。
当然,以今天的观点看,这点特权也许已经不算什么。但是,
如果考虑到,一方面,是官员无所不在的特权,另一方面却有几百
万普通农民饿死在穷乡僻壤,那么可以说,这种特权给共产党执政
的合法性带来的冲击,绝不亚于今天的腐败现象。
实际上,因看到特权现象而对社会主义信念产生疑问的不仅
仅是国外的旁观者,更主要的是本国的普通党员和群众。也就是
从这里开始,以前形成的道德标准逐渐走向崩溃。“许多共产主
义原则被迫放弃。至少是暂时放弃。‘无阶级’社会的设想在实
[美]约瑟夫
戴维斯:《出使莫斯科》,红旗出版社
页。
年版,第
〔法]罗曼
罗兰:《莫斯科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
页。
[法
罗曼
罗兰:《莫斯科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
页。
第 116 页
践中已经或正在被摧毁。
”①
官僚阶层一旦形成并把自我服务作为目的,国家遭受巨大的
浪费和损失就不可避免了。赫鲁晓夫在他退出领导岗位后经过反
思,清楚地描绘了斯大林时期官僚机构已经具有的那种自我服务
的性质:“每个庞大的行政管理机关总是要设法表明自己的存在
是有道理的。为此,它炮制出一封封的电报,到处派出视察员,来
来回回地重复电报中提过的事情,检查本部经费的使用情况,以及
发出诸如‘只应喝煮沸过的水’等陈腐无味的通告。
”②
官僚主义的泛滥和官僚阶层的形成,不能不对党和国家的性
质产生影响。至于这种影响达到的程度,学者们的看法不完全相
同。苏联学者布坚科把官僚阶层看做一个独立的阶级,断言
“:斯
大林政权就其社会阶级本质而言是党和国家官僚的政权。”他论
证说,这个政权从工人阶级政权蜕变而来:国家职能与工人阶级和
劳动者的利益越来越分离,因此具有相对独立性并进而具有另一
种内涵,即国家机关越来越受制于党和国家官僚以及斯大林上层
统治集团的压力。官僚是由社会分工必然产生的,但官僚阶层的
出现则由于权力失去监督,官僚脱离群众,如列宁所说,变为脱离
群众、站在群众之上、享有特权的人物
“,这就是官僚制的实质”
。
布坚科认为,以往对官僚往往笼统地否定他们的独立作用,认为他
们“虽力求达到个人专制,但它终究是统治阶级的工具”,这显然
估计不足。另一个苏联学者布列特涅娃也认为,在实行公有制的
社会主义国家中
“,国家管理机关已经变成了惟一的、有无限权力
①[美]约瑟夫
戴维斯:《出使莫斯科》,红旗出版社
页。
《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
年版,第
年版,第
页。
③马尔科维奇、塔克等:《国外学者论斯大林模式》上册,中央编译出版社
年版,第
页。
《列宁全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
年
月第
版,第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
页。
第 117 页
的支配者,因此也就是国家财产的实际占有者,国家管理机关甚至
通过自己的指示、命令和规章,即通过企业的惟一行动指南的‘小
法典’(绝不是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自己的所有权。于是官僚
即国家管理机关中的公职人员就变成了一个实际掌握生产资料的
阶级,而城市和农村中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直接生产者
则变成了一个实际与财产分离的阶级”
。当然也有些学者仍然
坚持不把官僚阶层看做独立阶级的观点。不过,无论哪种观点,多
数学者都承认官僚阶层的存在。
官僚机构的自我服务,与“公仆”论“、先锋队”论等官方意识
形态形成巨大反差。只要搞好了和上级的关系,官僚是可以不向
人民群众负责的。甚至可以不做任何事情。斯大林自己就曾经在
年苏共十七大上描述过他和一个地方干部关于播种的谈话:
“我问:‘你们的播种工作怎样了?
’
他答:‘斯大林同志,你问播种工作吗?我们已经动员起来
了。
’(笑声)
我问:‘那末结果怎样呢?
’
他答:‘我们把问题直截了当地提出来了。
’(笑声)
我问:‘那末以后又怎样呢?
’
他答:‘斯大林同志,我们有了转变,马上就会有转变。
’(笑
声)
我问:‘究竟怎样了?
’
他答:‘我们那里有了一些进展。
’(笑声)
我问:‘可是你们的播种工作究竟怎样了?
’
他答:‘斯大林同志,我们的播种工作暂时还毫无头绪。
’(哈
①马尔科维奇、塔克等:《国外学者论斯大林模式》上册,中央编译出版社
年版,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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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大笑)
”
斯大林是把类似现象作为干部工作的态度和水平来嘲笑的。
但是,如果联系一下当时业已形成的体制,想一想为什么会出现这
种情况,就不会觉得有什么可笑之处,相反,倒是使人感到深深的
悲哀。
在斯大林本人是否搞特权的问题上,似乎存在不同的看法。
一种较为普遍的说法是:尽管斯大林在许多问题上犯了错误,但对
待自己是严格的,包括生活作风、对待子女等方面。对此可以相
信。但是,很难说斯大林对特权现象的泛滥没有任何责任。斯大
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回忆道:“他的生活全部由国家包干。每个
月从苏共中央、国防部、部长会议以及其他由他当荣誉成员或象征
性成员的机关源源不断寄来的工资口袋,他看也不看,就塞在抽屉
里了。克里姆林宫住所里有一张这样的书桌。后来所有的东西运
到了别墅,那里也有一张他从来不用的书桌。抽屉里放满了这样
的工资口袋,等一塞满就不知把它们弄到哪儿去了。
”此外,不可
否认,斯大林在建立官僚等级制和特权制度方面,确实是有意识地
做了许多事情。客观上造成了这样一种后果:服从和听话,便一切
都有;独立思考、标新立异,就有失去一切(甚至生命)的危险。赫
鲁晓夫在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