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一个大党衰落的启示-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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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政治部、派遣组织员，“并且在政治部完成自己的突击任务以
后，把它们改变为按生产和地区的原则建立普遍的党机关”
“。政
治部的职权相当于这个生产单位的党委员会的职权。”就在这年
年底，拖拉机站政治部和党的区委会合并了。
毫无疑问，自上而下的任命制和变相任命制是官僚阶层形成
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任命者和被任命者之间的依附关系，使得
相互之间的利益息息相关。萨哈罗夫对此有过描绘。他是这样写
的“：有一种人事政策方面的传统，它被称为人事登记。在这一制
度里面，某人的被提升和他在工作岗位上的前程是和某些关系紧
紧地联在一起的。一个重要干部周围总是有着一群和他个人连在
一起的人，这些人和他一起从一个岗位升到另一个岗位。只能如
此，决无例外。这是这个制度的一种规律。于是就产生了一个独
立的，范围多多少少比较明确的和行政机构有着特殊关系的集团。
这些人当然都是党员。然而就是在党内一集团和另一集团也是界
限分明的。
”②
对于干部任命制和变相任命制，布哈林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他描绘道：“支部书记通常由区委会任命。。区委会可以任意地
提出人选，选举通常按照既定的方式进行。问问到会者‘谁反
对’，由于人民多少有些害怕说反对，于是被提名的候选人就被任
命为支部书记。”任命制如此露骨地取代党内正常选举，以致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
分册，第
页。
［德］沃尔夫冈
莱昂哈德：《是一次新革命的前夕吗？》，商务印书馆
年
版，第页。
［美］罗伯特
文森特
丹尼尔斯：《革命的良心苏联党内反对派》，北京
出版社
年版，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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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中央全会也不得不承认，“党章所规定党委会的书记
要由上级机关批准的制度，在许多党组织中实际上变成了委任制
度。党委会的书记往往在他在地方组织中当选以前就被批准
了”。此外“，投票时采取按整个名单一次表决，而不是按候选人
名单逐个表决的方法”
年
。
但是，批评归批评，要废除已经根深叶茂的任命制，几乎成为
不可能的事情。原因在于，任命制不仅仅是一项随时可以变换的
政策。一旦任命制形成，由此决定的人们之间的那种依附关系、利
害关系也就随之形成了。俄罗斯学者布坚科对此有不失深刻的分
析。他认为
“：官员花名册原则（方法或体制），即按照党和国家等
级制的‘上层’的意志，或者直接按照‘领袖’的意志（权力异化的
主要方式）任命和调动领导干部，是行政命令管理体制中主要的
反民主的，因而也是反社会主义的轴心，因为正是这个原则决定了
由管理金字塔上层任命的干部个人的依附关系，决定了他们完全
不用向劳动者报告工作。这种管理模式的实质本身不可避免地会
引起对处于等级制最高层顶端的领袖或领导人的‘天才’的顶礼
膜拜，因为对‘天才’的顶礼膜拜和崇拜是下级人员的直接的个人
依附关系的必然结果，他们的升贬不取决于自己工作的成果，而取
决于领袖的青睐，因为领袖会任意惩罚或赦免自己任命的人，随心
所欲决定他们的命运，决定他们的升降沉浮。由于这种体制的存
在和运作，一切‘不要崇拜’领导人的号召都是徒劳的，正如由于
对当权者们缺乏监督，不要滥用权力的号召也毫不起作用一样。
世界社会主义的现实历史过去和现在都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
点。祸根不在于领导人本身的善心或恶意，而是上述体制的本质
所客观固有的。只有打破这个反民主、反社会主义的、行政命令的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
分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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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花名册体制、彻底摧毁它，才能谈得上克服对领导人、领袖个
人的顶礼膜拜、个人崇拜这一现象。
”
谁是被监督者？
如果说，在列宁时期，监察委员会地位和任务的矛盾是由于列
宁的探索尚未得出明确的结论，那么，到斯大林时期，监察委员会
的地位和任务则被按照集权的需要明确化
。党内监督不再是对
权力行使者的监督，而是和掌权者一起，对向权力提出挑战的人采
取压制措施。监察委员会成了中央委员会的工具，而不是监督中
央委员会的工具。确切些说，成了名副其实的加强集权的工具。
朝着这个方向，监察委员会的地位逐年下降。
在列宁因病未能参加的
年
月党的第十二次代表会议
上，新通过的党章删去了十大、十一大通过的决议和条例中关于监
委与同级党委权力平行的规定，并将“监委的决议本级党委必须
执行，不得加以撤销
”的规定改为“监委的决议，本级党委不得撤
销，但须经党委同意后才能发生效力，并由后者付诸实施”
。
年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规定，中央
候补委员可以兼任中央监委委员，中央委员会派遣有发言权的代
表参加中央监察委员会。监委的独立性开始受到削弱。
年颁布的中央监察委员会职责条例强调，中央监察委员
会的主要任务包括“同党内各种派别和宗派倾向进行坚决的斗
争
”
“，广泛而系统地研究党内思想领域中的不健康现象”，并“将
①马尔科维奇、塔克等：《国外学者论斯大林模式》上册，中央编译出版社
年版，第页。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
页。
分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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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上的异化分子、危害分子和堕落分子清除出党”。担任监察
委员会主席的索尔茨解释：“监察委员会肩负着严肃而重要的任
务，谨防各种阴谋活动和派别的形成，并与之展开斗争。
”
年
月，联共（布）中央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决
定，由奥尔忠尼启则担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并兼任政治局候补
委员。这形成了中央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之间实际上的领导和被
领导的关系。
年
月党的十七大决定中央监察委员会更名为党的监
察委员会，并由中央委员会委派一名书记担任其领导人，取消了中
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不得兼任中央委员的规定。至此，监察委员会
对中央委员会的隶属关系正式确立。
年十八大进一步确定，监察委员会不再由代表大会选举
产生，而由中央委员会直接任命。并强调它是中央委员会的下设
机构，在中央委员会领导下工作。监察委员会相对权力机关的独
立性完全丧失。
年
月党的十九大再次修改党章的有关条款，索性完
全取消了实际上已经无法履行的监督党和中央委员会决议执行情
况的权力，只把检查党员遵守党纪情况、对违反党纪的行为追究责
任的权力保留下来。
监察委员会放弃了对权力进行制约和监督的作用，强化了作
为掌权者实施压制的工具的作用。这就难怪反对派要对它进行猛
烈的抨击：“中央监察委员会已成为一个纯粹的行政机构。它支
持由其他官僚机构推行的高压政策，承担了它们的工作，甚至采取
了一系列惩罚措施，并压制党内出现的各种独立的思想、各种批评
［英］伦纳德夏皮罗：《一个英国学者笔下的苏共党史》，东方出版社年
版，第页。
美］罗伯特文森特丹尼尔斯：《革命的良心苏联党内反对派》，北京
出版社
年版，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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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呼声、对党的命运深表忧虑的任何情感和对某些党的领袖提出
的各种批评意见。
”
失去监督的干部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斯大林是清楚的。在
年
月的一次演说中，他曾深刻地抨击过党内官僚主义事
件，对其原因、严重性和铲除办法都讲得十分到位
“：试问，这是偶
然的吗？为什么在我们党组织的某些环节中会发生这种腐化堕落
的可耻事件呢？这是因为有些人把党的垄断弄到了荒谬的地步，
压制了下层的呼声，取消了党内民主，培植了官僚主义。怎样来消
除这种祸害呢？我认为要消除这种祸害，除了组织党员群众自下
而上的监督以外，除了发扬党内民主以外，没有而且不可能有其他
任何办法。
”但是，斯大林没有意识到，他说的这种情况，已经不
仅仅是个别事件，而是整个苏共状况的写照。
解不开的党内矛盾之结
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没有任何前人的经验可寻的情况下，党
内存在不同意见是十分正常的。由意见的不同而引发党内斗争的
情况也并不罕见。因此，如何处理党内矛盾，是共产党需要认真探
索解决的一项重大课题。
斯大林时期对党内不同意见和矛盾斗争的处理是非理性的。
在苏共那里，如何处理党内矛盾问题，是一个始终没有解开的死
结。
随着地位的日益巩固，斯大林也越来越难以容忍任何不同意
见。他干脆把在社会上对付敌对阶级的那一套做法搬进了党内。
［美］罗伯特
文森特
丹尼尔斯：《革命的良心苏联党内反对派》北京
出版社
年版，第
页。
《斯大林全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
月版，第
页。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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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他的思维逻辑，党内不同意见和矛盾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
党内的反映。用这种思维指导解决党内矛盾问题，带来了一系列
有严重后遗症的结果。
首先是党内不同意见的销声匿迹。
既然任何思想斗争都被看做是阶级斗争的反映，那么，用处理
阶级斗争的办法来对待党内的不同意见，显然是合乎逻辑的。我
们知道，斯大林在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的斗争
中，采用惊人地相似的办法：先是就事论事；然后开始上纲上线，扣
上阶级倾向的帽子；继而揭历史的疮疤，特别是把被打击对象与列
宁意见相左时的所作所为都抖搂出来；接着就采取组织手段，剥夺
职权。现在，为了改变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斯大林又用同样的办法
向布哈林开战了，而且还加上了最后从肉体上消灭的残酷手段。
布哈林和列宁一样，在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后努力想把理论
和实践相结合。所以，他的观点并非首尾连贯，有时相互矛盾，包
括和列宁有过激烈的争论。这也正是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
中不可避免的。斯大林却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一方面，他把列
宁的思想神圣化，力图把它塑造成一贯正确的神谕，而对他思想中
不太正确的、明显过时的观点蓄意掩盖；另一方面，他又抓住布哈
林的上述特点，来作为打击的重点。在这方面，斯大林确实要比布
哈林、托洛茨基等人做得无懈可击得多他没有和列宁论争的
功底和资格，对列宁思想中他不同意的部分只能保持沉默。而现
在，这成了他始终与列宁站在一起的例证！即使布哈林认了错，斯
大林也仍然穷追猛打。他把认错的声明称为托洛茨基分子的“退
却
”手腕。
思想、理论的进步，不经过争论、探讨、切磋，是不可能实现的。
把党内正常的争论夸大为思想路线斗争，似乎非要辩出个对与错、
进步与反动，必然使探索无法进行，理论无法前进。而党内斗争的
这种模式，使得任何平等的探讨都不再可能。事实上，对一个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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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建设的党来说，这种探讨，又恰恰是极其必要的。
其次是党内关系的敌对化。
由于混淆阶级斗争和党内斗争的本质区别，和对待社会一样，
斯大林在党内也大开杀戒。根据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
报告统计，仅从
年联共（布）十七大选出的代表及组成的中
央领导机关成员后来的命运，就可窥见其中一斑：这次大会上有表
决权和咨询权的代表共
名，其中有
名被当做反革命逮
捕，约有
的代表被镇压。大会选出的
名中央委员和中央
候补委员中，人被逮捕和从肉体上消灭，只有
人是自然死亡，
人自杀。十七大选出的
名中央委员中，有
名被处决，名
被迫自杀；名候补委员中，有
名被处决；名政治局委员中，
人被迫自杀，人被处决
名政治局候补委员中有
人被处决。
至于遭到镇压和迫害的普通党员，那就更是无法准确统计了。党
内关系的这种状况，对任何一个正常的政党来说都是不可思议的。
在有幸未被归到敌人范畴中去的人们之间，斯大林也把党内
本应坦诚的同志关系弄成了相互提防、相互警惕的关系。对此，赫
鲁晓夫深有体会。他在回忆录中讲道：“我们这些在斯大林身边
的人都是昙花一现的人物。只要他对我们有一定程度的信任，我
们就得以继续生存和工作。但是，只要什么时候他对你的信任中
止了，斯大林就要开始对你注意审察，直到他的不信任不断上升，
终于超过饱和点。于是就轮到你追随那些已经不在人世的人们去
了。那就是一切为了党的利益、并在党的队伍中同他一起工作、同
他并肩奋斗的人们的处境。”布尔加宁的说法大概表达了大家的
共同想法
“：你以一个朋友的身份来到斯大林的席间，然而你从不
知道你自己能否回到家里去还是要被车子接走送到监狱里
去！
”这和封建社会的“伴君如伴虎”已经没有多少区别。在这
《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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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我们看到了苏联模式的浓重的封建专制色彩。
再次是党的整体水平的下降。
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从众心理的增长。党内关系的
上述异变，使广大党员和党的干部不愿再思考问题，也不敢再思考
问题。他们放弃思想的权利，只是一味地人云亦云，说言不由衷的
话。例如，当党和农民发生尖锐矛盾时，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党内对
党的现行政策的思考。但是，这种正常的思考由于理论的逐步僵
化而变得困难和危险：谁要求稍微转变一下对农民的态度，谁就会
被认为同情富农，就会出现立场问题。这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