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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部分

苏共:一个大党衰落的启示-第33部分

小说: 苏共:一个大党衰落的启示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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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党内民主的问题。”

他强调:“党内民主是实现党的战略方
针、完成改革任务的主要保证。
戈尔巴乔夫对党内民主化的含义进行了实质性的充实。他认
为,党内民主必然提出监督的问题,要求加强自下而上的对党、苏
维埃和经济机构的工作的监督。这不仅是指对业已组成的机关的
监督,而且还指对这些机关组建过程的监督
“,进一步民主化这一
工作也应当触及党的中央领导机构的组建”和基层党组织经选举
产生的机构的组建
。戈尔巴乔夫称“,政治局认为:经选举产生
的机构的组建工作进一步民主化,是加强党的活力、吸收新生力
量、使党组织积极工作、保证不重犯过去的错误的一个重要条
件”。在这里,已经可以明显看出,他的矛头直接指向了作为整
个传统党建模式基础的干部任命制和变相任命制。
提出党的各级机构组建过程民主化的问题,实质上是把干部
任命制和变相任命制看做传统党建模式的基础,用干部选举制取
代这一基础。这就赋予了这一步骤以重大的意义。在具体操作
《关于改革与党的干部政策》,莫斯科新闻社出版社
页。
《关于改革与党的干部政策》,莫斯科新闻社出版社
年中文版第
年中文版第
页。
③《关于改革与党的干部政策》,莫斯科新闻社出版社
页。
④《关于改革与党的干部政策》,莫斯科新闻社出版社
年中文版第
年中文版第
页。
⑤《关于改革与党的干部政策》,莫斯科新闻社出版社
页。
《关于改革与党的干部政策》,莫斯科新闻社出版社
年中文版第
页。
年中文版第

第 229 页
上,这一步骤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落实基层党组织的选举
制。在选举党支部、党委会书记时,要广开言路,让全体党员都毫
无例外地发表意见,提高书记对选出他们的党员应承担的责任感。
第二,以不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地方党组织书记,同时在党内仍应
遵守下级党委会执行上级决定的规定。第三,党的中央领导机构
的组建也应进一步民主化。除此之外,党内民主化也涉及了其他
方面:给党的地方和基层组织以更多的自主权;扩大党员的民主权
利,保证党员有最大可能参与制定、执行党的决策,参与建立党的
机构;利用公开性为基本手段,加强对党的机关的监督;等等。可
以认为,这篇讲话吹响了对党本身进行改革的的号角。
最初几年的改革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改革热情。人们关注改
革,积极参与改革。例如,在
年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之前
两个月,公布了《苏共中央关于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的提纲》,
征求意见,这引起了全国范围的热烈讨论。仅《真理报》就收到
万封读者来信。在代表会议期间,克里姆林宫的一个大门

近排起大队,不是在抢购物品,而是争相在体制改革的建议上签
名。在“群众向会议提出建议处”,屋里屋外挤满了提建议的人。
在会议的最后一天,外国记者形容莫斯科人几乎在为得到当天的
《真理报》而“进行战斗”,因为谁也不想漏掉有关会议坦率辩论和
口头交锋的报道。一个女工程师这样谈论自己的感受:“在过去

年里,我们好像变成了果戈理和奥威尔的‘死魂灵’、‘兽园’
里的什么。现在出现一个活人。每个人都能清醒过来吗?我就像
一个猛然能步行
米的伤残人,我发现了自己的希望,但我仍不
能相信它。

[德]克里斯丁
施米特
霍尔:《戈尔巴乔夫通往权力之路》,沈阳出版

年版,第
页。

第 230 页
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
以戈尔巴乔夫在一月全会所作的《关于改革与党的干部政
策》的报告为标志,对苏联党和国家政治体制的探索开始升温。
党的作用问题、党的组织运作问题、党政关系问题等,都越来越成
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
月召开的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
表会议上,苏共试图回答和解决这些重大问题,出台了一系列相应
的改革方案。由于这些问题在整个国家的改革中所占的地位,这
次会议作为苏共把改革重点从经济体制全面转向政治体制的标志
是当之无愧的。
在这次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明确提出,改革我们的政治体制是
关键问题。他陈述了作出这种论断的理由
“:在某一个时期,由于
十月革命胜利而形成的政治体制发生了严重的变形。结果不仅使
斯大林及其亲信的独裁,而且使大批镇压和目无法纪的行动的出
现成为可能。
“”现在我们遇到的许多困难,其根源也可以追溯到
这种体制。
”在他看来,经济改革虽然需要,但如果现在不进行政
治体制改革,那么所有这一切都会付诸东流。所以
“,政治体制改
革是改革不可逆转的极其重要的保证”


把重点从经济体制改革转向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十分明显
的大转折。当时苏联科学院远东问题研究所所长米
基塔连科对
这次代表会议的转折作了如下解释:前几年的实践说明,靠小修小
补不行,需要根本的改革,因为积累的问题太多。苏共二十七大以
来更多的是思想上的准备,这次会议后走向实践,因此可以称为革
命性的转折

《苏联东欧问题译丛》
年第
期,第页。
②转自《人民日报》
日。



第 231 页
当然,也不是没有人对改革重点的转移提出忠告。例如经济
学家阿巴尔金就曾在会上发言提出这个问题。但戈尔巴乔夫立即
对他进行批评,认为他的发言有强烈的经济决定论的味道,对我们
决定进行改革的上层建筑根本不够重视。
在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戈尔巴乔夫由政治体制改革的
重要性进而说到党,对党本身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认为“党本
身、党的活动内容和党与劳动者的联系发生了某种变形,使党一开
始就固有的和列宁及其战友通过多年努力逐渐培养起来的许多民
主的布尔什维克传统丧失了”。“作为苏共的建设和活动的基础
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在一定阶段在很大程度上被官僚主义的中央
集权制所取代。
“”随着行政命令体制的确立,党内的同志关系气
氛就逐渐让位于以命令与执行、党员分为首长和下属、违反党员平
等原则为基础的关系。

所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进一步推进党本身的改革。为
此,这次会议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在这个方面,会议在改革思路上
有两个明显的突破:一是党政分开,二是选举制度的改革。关于第
一个问题,苏共认为,分开不是简单的分权,而是党把不属于它的
那些权力和职能统统归还给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据此苏共在这
次会议上重提“一切权力归苏维埃
”的口号。关于第二个问题,苏
共进一步对传统的干部任命制和变相任命制发起攻击。会议特别
强调要放弃过去候选人由书记提名的老办法,强调“各级选举要
民主:保证候选人经过广泛讨论,保证实行竞争,其结果是保证真
正忠于事业、有才华、受尊敬、享有崇高威望、有能力执行改革政策
的人当选”。这是继在党内放弃任命制以后在国家政治生活中
放弃任命制的进一步尝试,从而在根本上动摇了传统党建模式和
《苏联东欧问题译丛》
年第
页。
《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的报告》。
期,第

第 232 页
党的领导方式的根基。
把党的权力归还给苏维埃后出现的一个问题是,苏维埃由于
过去行使权力不够,因而在能力方面显得比较薄弱。为解决这一
问题,戈尔巴乔夫建议由党组织领导人兼任苏维埃领导人。“在
当前条件下,提出了提高经选举产生的机关和代表的作用的任务,
有些同志因此认为,考虑到新的任务,用党的威信来加强作为人民
代表机关的苏维埃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在这方面最现实的途
径是,一般推荐同级党委会的第一书记担任苏维埃的主席。由他
们来领导苏维埃及其主席团,将能最积极地促进人民代表机关的
各方面活动的改进。
“”如果党委第一书记当选为苏维埃主席,那
么这将提高苏维埃的威信,加强对执行委员会及其主席的活动的
监督,在管理活动的重心转移到苏维埃的条件下,将能更明确地划
分党和苏维埃机关的职能。
”当然,他强调
“,这一切必须在严格遵
守法律的基础上进行”。他认为,推荐党组织的领导人担任苏维
埃主席,就把他们置于劳动者的更加有效的监督之下,因为苏维埃
主席将在苏维埃会议上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这意味
着,共产党员交给党组织领导人的委托书,每一次都要受到苏维埃
系统各级人民代表的检查和认可”

根据改变党的职能的要求,苏共变更了自己的组织机构。第
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开完不久,苏共中央召开七月全会。会议作
出《关于党的机构改革基本方针的决议》,决定改组苏共中央机关
和地方机关。关于苏共中央机关,决议规定不再按生产部门原则
建立苏共中央机关,而是在苏共中央设立研究内外政策基本问题
的委员会。据此,苏共中央撤销了与政府机关重叠的
个经济职
能部,将原有的
个部精简为
个部,同时增设了党的建设和干
《戈尔巴乔夫一叶利钦政治对抗
天》,新华出版社
年版,第
页。

第 233 页
部政策问题、意识形态问题、社会经济政策问题、农业政策问题、国
际政策问题、法律政策问题
月中旬以后各地
方机关也进行改革,仿效苏共中央的模式,但规模上略小:加盟共
和国、自治共和国、边疆区、州设
个常设委员会。
个常设委员会,州委下属的市
(区)机关,仅设组织部、意识形态部和总务部。上述改组后,到

,加盟共
月,中央一级机关减少一半,工作人员减少
委级机关减少
,市(区)委机关减
和国中央机关减少
。调整后的机关不再直接决策社会事务,而集中处理党
务。
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是一次引人注目的会议,往往被
看做苏共由盛而衰的转折点。但是,怎样评价这次代表会议,学者
们有不同的看法。
一些学者习惯于把后来发生的所有问题都归结为苏共第十九
次代表会议确立的一些重要思想上,例如对传统模式的否定、党政
分开、削减党的机构等。这是值得商榷的。我认为,这次代表会议
提出的观点中,有不少内容还是正确的。例如:代表会议确认,苏
共是苏联社会的“政治先锋队”,其主要职能是“保证对国家发展
的极其重要问题的理论研究,研制改革的思想,并通过此,通过在
群众中的组织工作,鼓舞和激励他们,为我们整个多民族社会的向
前发展指出正确的社会主义方向。党实行干部政策,通过改造后
的政治体制的民主机制合理配置干部”;党“通过在国家机关和社
会生活各个领域工作的共产党员贯彻执行苏共自己的政治方

”;党的机关“不能作出含有对国家机关、经济机关和社会组织
直接指示的决定”
“;所有党组织都应严格地在苏联宪法和苏联法
律范围内活动”;等等。如果不考虑党别因素,不难发现,这些提
法和我们党现在推进改革的许多观点有相似之处。
但是,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又确实是苏共由盛而衰的转折
点。这个转折从何而来?我认为,问题主要不在于其间提出的个


第 234 页
别观点,而在于改革的思路和步骤。这次会议的根本失误有两条。
首先,这次会议错误地转移了改革的重点,把政治体制改革放
在优先考虑的位置,这使改革背后埋下了衰退的危机,使改革失去
了成功的基础。简单地断定政治体制改革应当超前还是应当滞后
都是不对的。正确的看法应当是,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
要配套进行。所谓配套,就是按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
筑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有时是决定性的反作用)的原理,根据经
济体制改革的需要,适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但这个改革以不影响
经济的发展为前提。
其次,这次会议的失误是,在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仓促地全面
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自身的改革。在这种情况下,改革彻
底改变了过去
年一直奉行的传统党建模式,同时也带来了许多
问题。从理论上看“,根本革新”所依据的理论并不成熟,不但与
传统的理论和观念相矛盾,而且自身也存在不少矛盾,显示出新旧
体制在更替过程中的猛烈撞击。例如坚持党的领导作用与党政完
全分离的矛盾,党内民主化与派别产生的现实性的矛盾,对党的历
史的否定与今天需要党站在改革前列的矛盾等,都未在理论上得
到解决。从实践来看,苏共的改革措施从根本上动摇了党发挥作
用的传统方式方法,同时又未能使广大党员和党组织掌握新的活
动方式,这就在党内引起了很大的混乱。
正是这些因素,促进了后一阶段苏共朝衰落的方向发展。
有步骤的改革
尼克松从资产阶级政治家的立场,描绘了戈尔巴乔夫,同时也
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将会遇到的困境
“:为了取得进步,他必须
允许人们有更多的自由。但是允许更多的自由却威胁着他的权
力。过度集中是苏联经济的主要问题。但是,下放经济决策权则

第 235 页
有引起要求政治权力下放的风险。而政治权力下放将意味着共产
主义制度的解体。
”如果不把这种议论当做是诅咒,而是从有益
的方面去理解的话,那么的确可以说,政治方面的改革是难度最
大、失败可能性也最大,同时又早晚要进行的改革。对于这样一个
改革,除了要坚持正确的方向而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正确
的步骤。
在这个问题上,苏共和戈尔巴乔夫的立场最初是正确的。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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