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一个大党衰落的启示-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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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对“革新
”的强调。他认为“，如果党本身能够进行自身的根本
改造，掌握在现代条件下做政治工作的艺术，善于成功地与一切改
革力量协作，它就能够完成政治先锋队的使命”。从
年起，
戈尔巴乔夫越来越多地批评党自身，认为它落后于社会，落后于改
革，实际上已经有了把苏共看做绊脚石的苗头。为了彻底改造苏
共，戈尔巴乔夫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进行了大踏步的退让，如允许
党内横向组织存在，把苏共放入多党制的环境中等。美国驻苏大
使马特洛克根据戈尔巴乔夫对改革的强调，认定他的下一逻辑步
骤将是在党外为自己建立一种权力基础，然后再迫使党跟他走。
如果失败了，他最后也能挣脱出去而不至于自动丢掉事业。不管
这个设想是否合理，戈尔巴乔夫在这一时期不断淡化作为党的领
袖的形象而强化作为国家领袖的形象，却是千真万确的。
对于苏共的失败与戈尔巴乔夫的关系，有人从戈尔巴乔夫的
个人原因方面进行过分析。例如，戈尔巴乔夫的前办公厅主任博
尔金认为：造成这种结果的一个主要原因首先是戈尔巴乔夫的世
界观和性格，是他的优柔寡断和热衷于他年轻时就形成的那些公
式。实质上总书记依然是自己那个时代的产物，是培养他并把他
推上权力顶峰的那个结构的产物。一方面他看到了现存制度的缺
点，想给社会生活带来一些变化；另一方面他又忠实于旧模式和旧
方法。戈尔巴乔夫高喊民主化并谴责自己战友的斯大林主义，但
实际上他独揽党和国家大权，独断人们的命运，一个人根据自己的
［美］《时代》杂志编辑部：《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夫人》，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年版，第
页。
《苏联问题资料》，东方出版社
年版，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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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见、好恶决定中央委员和政治局组成、各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及各
州和边疆区委第一书记的人选。他大谈集体通过决定、遵守协商
原则，但却独断专行，一人通过或发布国家重要决定，排斥异己，并
清除自己的竞争者。总书记一总统主张扩大公开性，但却不仅对
人民和党，而且对自己的战友隐瞒关于政治局过去活动的重要消
息，以撤职威胁那些在报刊上发表不利于他的东西的主编。总书
记一总统多次同外国政治活动家谈判，却从不向安全会议和最高
苏维埃成员通报谈判结果。他宣布执法机关独立，却常就某些案
件的审理对总检察长指手画脚。戈尔巴乔夫要求取消行政命令管
理方法，但却紧紧抓住各部委不放，由中央决定所有经济政策。他
口头上宣布给地方放权，但却将无限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他既是
苏共中央总书记，领导强大的、人数众多的党；又是苏联总统、国家
首脑，主持会议，实际上使总理有名无实；他还是苏联武装力量最
高总司令、国防委员会主席，是克格勃、国防部、内务部、外交部、军
工委员会等的直接的和惟一的主管人。他拥护精简管理机构的原
则，却不断扩充身边的官僚随从。他主张生活俭朴并以反对特权
闻名，但却为自己保留停滞时期的全部免费和优惠的待遇
。
利加乔夫则把原因更多地归咎于戈尔巴乔夫的犹疑、迟钝，以
及为一群一心想把苏共搞垮的“民主派”人士所包围，离开了党和
人民。“了解国内实际生活的人渐渐远离戈尔巴乔夫，而代替他
们的则是些经院式思维的学者。
”利加乔夫指的当然首先是叶
雅科夫列夫。
可以这样说：由于所处时代的影响，在戈尔巴乔夫的头脑中，
求实的态度和实用主义的态度兼而有之。据和戈尔巴乔夫同宿舍
①［俄］瓦
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中央编译出版社
年版，第
页。
［俄］叶戈尔
库兹米奇
利加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吉林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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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捷克留学生、后来在“布拉格之春”中成为党的领导人之一的兹
德涅克
姆利纳日回忆，戈尔巴乔夫非常欣赏黑格尔“真理永远
是具体的”这个警句。“每当某个老师或学生胡诌什么总原则而
不顾它们同现实生活有多少共同之处时，戈尔巴乔夫总是重复这
句话。同许多苏联大学生大不一样，他不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看
做是必须牢记的一堆原则，而是把它当做理解世界的有价值的工
具，并且是一种无须
年就可溶进政治实用主义的信条。”遗憾
的是，到后来，无原则的实用主义态度在戈尔巴乔夫的思想方法上
占了上风。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由于苏共没有及时解决
自身存在的问题，导致了后来的危机。这是苏共失败的根本原因
所在。戈尔巴乔夫有机会领导苏共摆脱危机，但他的无能使苏共
与这个机会擦肩而过。从这个角度讲，戈尔巴乔夫对苏共失败负
有重大的责任。
在《苏联高层决策
年》一书中，有一段话用形象的比喻说
明苏联最高决策层的失误。我想，用这段话来说明戈尔巴乔夫对
于苏共失败应负的责任，也是很贴切的。故此照录如下：
“在修理苏联模式这部机器时，戈尔巴乔夫在要求严禁
烟火的地方使用了明火；
“
苏联最高决策层以前不知道饺子好吃，但得知饺子好
吃之后却亟不可待，以至于缩去‘煮’的程序，直接生吃饺子，造成
了肌体不适；
“苏联最高决策层在建造新的机制大厦时，僵硬地、简单
地将西方‘预制板’和‘构件’径直移植过来。戈尔巴乔夫将西方
［美］《时代》杂志编辑部：《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夫人》，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年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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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钢板和苏联模式的木制板一起加以焊接，其结果是木制板被焊
穿。
”①
①邢广程：《苏联高层决策
年》第
册，世界知识出版社
年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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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示
苏共的失败是一个悲剧，一如这个民族也常常为人类历史提
供悲剧一样。多年前，俄罗斯哲学家恰达耶夫在自己的《哲学
信札》中作了一个惊人的预言
“：我们是被以某种方式开除了的民
族。我们属于这样一种类型的民族，这类民族不在人类之列，他们
的存在只是为了给世界提供某种重要的教训。当然，我们提供的
教训是不会被人抛弃的，但是又有谁能说得出，我们何时才能成为
人类的一员，我们究竟要经受多少磨难才能实现我们的使命？”
苏共的失败，是这个民族为世界、为政党政治提供的又一个重要的
教训。它给我们许多深刻的启示。
启示之一：必须跳出党政不分的怪圈
讲到苏联模式的失败，苏联学者利比茨基有一句话说得不失
深刻
“：斯大林模式的寿终正寝与其说是强力摧毁的结果，不如说
是它耗尽了内在的潜力。
”我们同样可以认为，苏共的失败，与其
马尔科维奇、塔克等：《国外学者论斯大林模式》上册，中央编译出版社
年版，第
页。
马尔科维奇、塔克等：《国外学者论斯大林模式》下册，中央编译出版社
年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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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是由于外力的摧毁，不如说是由于内力的消耗殆尽。
党直接掌握国家权力，以党代政，把党的力量强化到了无以复
加的程度，最后结果却是党本身失去力量，这看上去似乎是一个悖
论。其实，这一结果，有着它内在的逻辑。可以说，苏共全部症结
的核心在于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模式。这种模式是与政党运作
的一般规律相违背的。它不是巩固了党的执政地位，而是销蚀了
党的力量。
从最初执政，直到
世纪
年代，我们看到，苏共始终没有
把执政党和政府区分开来，没有能够跳出党即是政、政也是党的框
框。这导致了政治体制诸因素之间法理关系的混乱：党的机关未
经授权而行使立法、行政和司法的权力；政府名义上接受人民授权
而实际上听从党的机关的命令；官员行使人民授予的权力而只向
任命他们的党的机关负责；人民是主人而不具有主人的参与权、选
择权、监督权、罢免权；等等。党融入国家机器，带来的一个最大消
极后果就是国家机器失去监督和制约，党脱离了它赖以存在的基
础，变成了高高在上的力量。历史上各种各样成功的和不成功的
政党执政模式已经证明，不管什么性质的政党，不管什么类型的政
党体制，如果政党凌驾于国家之上，往往会使国家机器的运作规律
受到破坏。在这种情况下，就无法避免所有国家权力机关都具有
的那些弊端：官僚主义，脱离民众，效率低下，贪污腐败等。政府活
动不正常、低效率，反过来执政党也难辞其咎，党执政的合法性基
础就会因此遭到削弱。苏共的全部执政实践，画出的就是这样一
条轨迹。它告诉我们，执政党应当掌握政党执政的一般规律，并且
努力适应和遵循、而不是违背这些规律。共产党的优势不在于它
可以随心所欲地违背规律，凭主观意志行事，而在于它具备按规律
办事的最大可能性。离开了这一条，优势就会变成劣势，优点就会
变成缺陷。违背规律，就会受到规律的惩罚。苏共的教训即在于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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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执政方式不可避免地使官僚主义泛滥，
使一个不受约束的官僚特权阶层得以产生。这也是苏共失败带给
我们的一个重要教训。执了政的共产党应当高度警惕党官僚化的
可能性。党政不分、党手中掌握了不受约束的权力，很容易使这种
官僚化从可能变为现实。过去我们往往认为，官僚主义是阶级社
会的产物，社会主义制度下没有官僚阶层产生的土壤。这种认识
是不全面的。实际上，官僚的存在是社会分工不同所致，是存在国
家的前提下管理者的利益不同于被管理者利益的一个体现。从这
个意义上说，官僚阶层与其说有明显的阶级属性，不如说它只与权
力相关。但反过来，官僚化却能引起社会、政党、以及政党所从事
的活动的变质。腐败现象只是官僚化发展到极致的结果，它表明
官僚化已经达到了严重危害社会利益的程度。
党的官僚主义化，从某种程度上说，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国家的
性质。它使苏共往往难以正确制定和执行充分体现广大人民群众
利益的政策，并对群众缺乏关心。从性质上说，苏共是工人阶级的
先锋队组织。因此，它的成员由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中的先进分
子所组成。但是，在实践中，特别是在党掌权之后，权力的诱惑会
吸引一些趋炎附势的野心家和政治投机分子想方设法钻进党内。
这些人不是为党的利益、而是为个人的利益而来的，他们会逐渐形
成有自己特殊利益的集团甚至阶层。苏共由于对权力的腐蚀作用
认识不足，加上体制本身的问题，因而官僚主义发展得十分迅速。
官僚主义和党的官僚化对政治体制的损害是显而易见的：它保守、
僵化，墨守成规，使整个社会对现存政治体制和社会主义根本制度
的认同感不断下降。党的官僚化严重损害了苏共的形象。
年
月《西伯利亚报》所作的一项民意调查很能说明问题。在这
份调查中，当人们被问及“苏共代表谁的利益
”时，回答代表苏共
党员的人占被调查人数的
，回答代表全体人民的只占
，回
答代表工人的只占
，而回答代表党的机关工作人员的竟占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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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了
苏联的官僚阶层产生于计划经济模式。计划经济的理念要求
有一整套按这一理念运作的机制，以及所需的一大批管理人员和
机关工作人员。由于对党的领导的认识有误，党的机关、各级党组
织和整个苏共都被紧紧地绑在了这个机制上。这些人由于掌握权
力而有了自己的特殊利益，逐渐形成了特殊的官僚阶层。
这个阶层反过来成为政党活动科学化的障碍。它改变政党活
动的目的，而以自身的存在甚至发展为目的，千方百计地维护自己
的既得利益。改革要触动这个机制，也必然危及这些人的利益。
因此，这个阶层对改革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抵制和阻挠。当抵挡不
住改革的正面进攻时，这个阶层的第二个反应，就是在改革中处处
维护自己的利益，甚至通过改革的名义使自己的利益合法化。改
革成了他们维护自己利益的旗帜，这就必然导致改革的变形。在
官僚阶层的支配下，改革往往退化为政治权力的争夺。在这种情
况下，观点和主张的争论往往只是权力之争的外在的“话语”。这
些“话语”实际上包含着利益的内涵，但又往往被贴上政治标签，
掩盖了利益的内容。给任何争论都贴上政治的标签，使各种观点
之间的相互靠近和影响变得十分困难。
只要国家存在，官僚机构就会存在，就会有官僚，就会有官僚
主义。因此，取消官僚机构，根除官僚主义，在很长的时期内是不
现实的。官员是施权者，官僚主义则是对权力的滥用。官僚主义
必须反对，公务员的利益却是客观存在，应当予以承认。官员、公
务员本来就是一种职业，有着和其他职业不同的特点。他们的职
责应当是为人民服务。但这种服务不可能、也不应当是无偿的。
过去苏共不承认这一现实，对显然由利益矛盾引起的各种问题视
而不见。这种情况导致的是另一个极端，即机关和官员往往把自
《莫斯科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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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利益隐藏在公共利益的后面，把它等同于国家利益，以党和国
家的名义发号施令。这在客观上为党的官僚化、为形成有特殊利
益的官僚阶层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很显然，只有正视他们的利益，
才能正确解决由此带来的矛盾。当然，应当通过建立相应的机制，
把这种利益限定在合理的范围内。既然机关的职责是为人民服
务，那么人民满意不满意就是机关工作的尺度。机关工作人员的
利益应当得到满足，但前提是要服务得好。既不能只谈利
